大饥荒中的孩童（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受辱”和“饥饿”是莫言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在他笔下大饥荒的1960年，有权势的男人常常以食物为钓饵诱奸女性。而这钓饵，只是一个馒头。那时，有个实际存在的笑话，一个村干部把一碗饭和一个少女让一个社员挑选，只准选一，这个社员毫不犹豫地选一碗饭，宁可不要女人，可见当时的饥饿程度。到了城里，这种故事一样很多。《百岁老人回忆录》作者烈华曾经讲述了发生在他家乡陕西西乡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村支书搞了一个姓刘的20多岁小媳妇，是因为小媳妇跟婆婆为了分家后的一棵门庄树的归属闹矛盾，他去给解决，把那一棵可以做房梁的门口香椿树，判给了小媳妇。小媳妇为了感谢他，留他吃午饭，饭后把丈夫支走，用自己的肉体感谢了他一番。后来他让第八小队队长给小媳妇另外划拨了一块自留地。还把那个丈夫派出去修铁路，以方便他们来往。但是他说，后来有些黄花闺女也乐意让他睡觉，他就跟姓刘的小媳妇断了。
别小瞧这个把馒头瓜子一棵香椿树等等，有这闲粮零食的多少也有点小权力，不是村长就是书记。谁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特权？新华社前髙级记者杨继绳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三年困难时的基层食堂已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基地，粮食、大饼、肉、鱼,老百姓都看不见的，他们都多吃多占。当时有很多顺口溜，叫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管理员也是有特权的，甚至于队长拿着饼引诱妇女、强奸妇女的有很多，给她块饼，跟她睡觉。这样的事情很多，因为都饿得不行了。
杨继绳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各级官员是大饥荒“人祸”的始作俑者。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粮食不能少，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基层的干部当然是为了吃饱，到上层那就更特殊化了。比如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他到外地去考察不吃农民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饭店，相当于现在的五星级。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干部高级娱乐场所每天吃喝玩乐，每天晚上还要听堂会，让演员单独给他唱戏，看电影。其他各省都有这种情况，只要有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嘛。他有绝对权力，可以说一不二，只要有人提出反对，马上就对他打击报复，置于死地。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但这是制度造成的，是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从延安以来，都有小灶，中灶和大灶。高级干部小灶，中级干部中灶，一般的就吃大灶。王实味是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森严，是“食分五等，衣分三色”,允许高级干部配备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和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等干部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等。王实味还对中共高层领导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提出了批评。王实味后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划为“托派分子”，并被监禁，于1947年被处决。1950年代期间，中国的官员分为30级。即使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正科长以上的17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副厅局以上的13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斤；副省军部级以上的8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四斤，其它紧缺食品也比下一个级别加倍。也就是说，在最困难时期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的照顾。比如河南省“鸡公山会议”，在湖北省交界叫武胜关的那个山，有很多的小别墅。当时鸡公山没有公路，干部都是农民用担架一个个抬上去的，四川叫滑竿。是面有饥色的农民抬着肥胖的干部上了鸡公山。他们上午开会，中午睡午觉，下午吃西瓜，开会鸡鸭鱼肉都有。农民在饿死，“鸡公山会议”却在享受。
这个会是河南省委召开的，是为了捂盖子。中央说有饿死人，他就说没有饿死人。就是在这时候，“信阳事件”揭露出来了，饿死100万人。
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确定的捂盖子精神。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捂盖子基本是吴本人的精神：“开始省委主要是以吴芝圃为首的。因为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他，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揭开，根本都不谈饿死人的事。路宪文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不准说饿死人，只能说是浮肿病，只能说是瘟疫。”余德鸿说，凡是敢于揭露问题，说实话的地区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等大帽子。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是造假风行的根源。比如说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因为他们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
毛泽东在1959年采取措施，发了几个文件，说自留地可以多种，家里可以养鸡养鸭，1959年4月份还写了一封信给六级干部，从省委一直传达到生产队长这一级的干部，说指标不要订的太高，密植不要太密。毛泽东怕各级贪污他的指示，所以一直传达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压着不传达。李井泉从根本上最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他的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李井泉在押宝。他在“庐山会议”上押宝押对了，大有斩获，“庐山会议”被提了政治局委员。四川饿死1000万人之后，李井泉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说：“这里面就是说一个皇帝和体制的关系。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本来一个坏皇帝如果有监督的话，也可以使得他至少变得好一点。但正是因为这个体制使得他下面那些人不敢说真话，或者有的人有意说假话，把他引导向更大的错误。李景泉就是这样的人。”李井泉捂盖子，隐瞒饥荒的真相，反倒得到了奖赏。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也造假。吴芝圃放卫星，卫星最早是河南省放出来的止。比如信阳粮食产量报了70多亿斤，是地委书记说的，但是专员说是30亿斤。后来吴芝圃开会让批那个专员，开会批判他说是右倾。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个月，饥荒随之而来。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理想，考虑一个人对共产党是不是忠诚就看他信念是不是坚定，考虑一个干部能不能提拔也是看他的信念是不是坚定。比如湖北省浠水县的县委张书记就吹牛不发工资，搞供给制，要包吃、包穿等十几包。后来包了两个月就没钱了。吃饭不要钱、军事化、男女分居、发枪等，到处搞彩门，说是共产主义新村等。小村拆开并大村，表面上刷墙刷得很漂亮，把农民所有财产都集中起来，把生产队财产都集中到公社，公社叫全民所有制。像湖北省当阳县的五风，说是学校没有笔记本，学生没有书，就说到书店去拿吧，书店的笔记本就都拿光了，商店的布也抢光了，这样的情况很多。
毛泽东当时真地相信中国粮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两千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粮食产量“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决策，就是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
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邓子恢当时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所以他当时了解一些情况。但他也没有办法进言。邓子恢在农业发展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在此之前已经浮现。邓子恢1955年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主张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稳步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这与毛泽东大力发展合作社的政策主张相抵触，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多次警告和批评，邓子恢也在高层会议上被迫作出检讨。在大饥荒非常严重的1961年，邓子恢将广西、安徽和湖南“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经验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他并向毛泽东解释，“包产到户”不是要解散合作社，更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62年“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把“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这种“单干”行为上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并在9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对邓子恢的“修正主义纲领”进行了批判，邓子恢被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
“三年自然灾害”，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但国家气象局的资料显示，这三年是常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
根据统计，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是两亿亩农田受灾，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所以‘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
官方的说法中，还把那几年困难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苏修”撕毁合同，苏联逼债。撕毁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造就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而撕毁科技合同、原子弹、武器等，跟农业合同没关系，灾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苏联撕毁合同这点是不成立的。
所谓苏联逼债，大陆前些年是欠了些债，这些债是斯大林让大陆打朝鲜战争。所谓逼债，苏联的意思是你要还债，但有期限的，毛泽东说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原来就定好的1965年、1966年还清。也就是说所谓“逼”字，也不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年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而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最困难的时候，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毛泽东要加速还债。
而且加速还债的数字比官方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出口食品以外，执政者还慷慨地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这年也激增，常常援助一些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象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日报道，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万吨大米以外，还有1万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当时除了援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粮食出口那一年也是很多，还出口农民连看都看不见的鸡蛋等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在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1957年相比，59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59年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如果折成原粮要更多些。以上述全国库存粮食来计算，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给全国各地分，人也不会饿死。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1959-60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4公斤，1957年是204公斤。按57年的标注计算，500万吨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而19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且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一批船队准备运往中国，后来刘少奇一封电报给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当时中国高层知道出现饥荒，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过了，但还是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都运走了。中国对外出口粮食的目的，是出口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出口很多东西，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鲜鸡蛋、活猪、冻猪肉、活家禽、冻家禽、冻兔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红枣、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
当时，大陆给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援助了。朝鲜当然也援助了，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象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就一下子给了4个亿，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要输出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
欺骗、被骗、鼓励骗，这是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典型环境。
19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各地饿死人情况调查，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19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
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要极端，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只是为了活命而到深山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