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局富有弹性的打压下，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南方周末》事件”已告结束。但是北京高层心中非常清楚：南周媒体人三份诉求目标并不高的声明能够掀起如此大的巨浪，不完全在于《南方周末》的号召力，也不是《南方周末》这家报纸与支持者有直接相关的利益，而是中国知识阶层及城市中产阶级积蓄已久的改革愿望借机喷发。
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已经非常明显：
一、群体性事件增多，利益受损者群体数量庞大
2012年12月，两份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报告相继出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3年蓝皮书》指出，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10万余起”，这个数字当然是保守，因为另有管道列出的数据多达20余万起。但该报告指出的新特点却值得关注：在空间上从中西部向东部延伸、规模增大、时间拉长。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社会冲突仍然是近年来一直存在的三个问题：征地拆迁、劳资关系和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占50%左右，环境污染加上劳资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30%左右，其他的占20%左右。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了《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除了指出过去五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之外，还总结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数量众多，人群组成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在该区域内处于较领先的位置。二是城镇居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占51.1%，稍高于农村居民 46.7%——以前，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高于城市，这一数据表明当前社会矛盾正在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从人口数量上来说，中国目前利益受损群体至少有四个不可忽视：失地农民（1.2亿至1.3亿）、复员转业军人未能得到工作的（据说几十万）、历年积压下来的失业大学生（据说高达1500-2000万左右）、信仰不同的宗教团体。
上述四个群体当中，失业大学生基本无组织，失地农民的反抗主要借助于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复员军人则是利用原来在军队里的战友关系转相组合，都是低组织化的利益聚合。宗教团体的凝合功能最强。中国政府以“宣扬世界末日”为由打击全能神教作为2012年“维稳”的最后一役，说明这类宗教组织是中国当局最在意的一种力量。
西藏、新疆与北京的离心化程度正在加深，这加剧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为什么中国政府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还坚持绝不改革的愚顽立场？说起来全得益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沙砾化状态，民众有如一盘散沙，阶层、群体之间缺乏基本信任。
二、社会信任程度严重下降
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发布。这是该所发布的第二份有关社会心态调查的报告，除了指出官民之间互不信任、社会共享价值缺乏，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之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项指标是：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低于60分 的“及格线”，出现了人际间不信任扩大化、群体间不信任加深等新特点，并导致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该报告如此阐述：
“阶层意识强烈影响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
“阶层分化和底层认同使得民意极端化，常常表现出一边倒的声音和行为。极端化格局下，群体进一步分化。常常出现由事件引发的，短暂、松散、无组织、无目标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这种局面对当政者来说极其有利。
2013年1月上旬的“《南方周末》事件”在推特圈的反应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认为《南周事件》是中共内部的家务事，过去曾挺过韩寒，因而不应该支持等各种意见纷然杂陈。一条被反复重推的推文是：“N姨太撒完娇，依然回去做她的姨太太去了。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个姨太太面目娇好、仪态万方，仍竭力保留学生妹的清丽模样，但她毕竟仍然是老爷的姨太太而已。抱有各种性幻想的淫们，洗洗睡吧。”
三、社会不信任感使社会沙砾化结构固态化
我曾指出过，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四个层次的社会信任不可缺少。对内有三个层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包含法律信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商业信用；社会个体之间的互相信任；对外，则是国际社会的制度信任。
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中共政治谎言欺骗力日益下降。维持这个四个层次信任均已丧失的国度，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政治暴力。
但对中国形形色色的反对力量来说，自1949年中共消灭中国一开始自主性力量以来，民间社会已经丧失了自组织能力。面对中共，利益逐渐分裂的社会各群体之间本来就如同一盘散沙，如今连“信任”这一粘合剂都已经丧失，这种砂砾化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对抗中共的强暴力。（参见拙文《从“南周事件”看中国的集体行动逻辑》）
无组织的力量最易被有组织的力量击溃。往最低目标说，这是许多环境维权最后流产的主要原因，以大连PX项目为例，发生之时，如风暴卷来，其势吓人。但因为是临时聚合，既无组织监督政府履行承诺，也未能与政府达成一些可供日后监督的协议，反抗者散去之后，政府静悄悄地开始这一工程。往最高目标如撼动政权，迫使政府作出改变来说，这种地区性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被中国政府击溃，这就是中国每年10-20万起群体性事件无法撼动中共政权的主要原因。
中共政治暴力机器前所未有地强大，本阿里、穆巴拉克都远远不如；但中国民众的一盘散沙状，也远较这些国家为甚，因为那些国家至少还有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粘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