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掉自来水
北京城里“最会喝水的家庭”已经二十年不喝自来水了。
丈夫在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妻子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如此一对与饮用水打交道二十余年的组合，谈起喝水来自然不必谦虚，“我们可能是北京最会喝水的家庭，没有人像我们这么讲究。”58岁的妻子赵飞虹说。
凉着喝“昆仑山”，“喝一瓶，半个小时准得上厕所，代谢快”。
沏茶用海南岛的“火山岩”、长白山的“泉阳泉”，“沏茶要用偏硅酸型的、比较软的水”。
做饭用的虽然是北京本地的矿泉水，但是因为该品牌加工工艺末端有一套他们自己设计的装置把门，放心许多。
这一招一般家庭消受不起，因为二十余年浸淫饮用水界，他们积累了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资源。
在2000万人口的北京，像赵飞虹夫妇这样深谙自来水、纯净水、矿泉水秘密的人并不多见。
位于北京广安门立交桥南的办公室里，与水有关的书籍摆满了两面墙。面对办公室摆放的各种各样高端水的瓶子——依云、斐泉、夏木拉等等，每一种水的优劣，赵飞虹能信手拈来。
长年的水质研究，让他们养成自来水不碰嘴唇的习惯。
“我们上周刚测了，自来水中硝酸盐（以氮计）的指标已经达到每升九点多毫克了。”2012年圣诞节这天，赵飞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这一指标未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10mg/L的标准值，但已经很接近了，“五六年前，这个指标还在1-2mg/L之间，就在2011年还只有四点几。”
自来水中的硝酸盐主要来自垃圾、滤液和粪便，而这不过是诸多指标中的一个而已。多年来，赵飞虹检测发现，北京自来水的水质在逐渐变差，“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对夫妇的影响下，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戒了喝自来水的习惯，成了超市里矿泉水专柜的常客。
悄然发生的变化
赵飞虹真正认识北京水，源于一个偶然机会。
1980年代末，中国水产养殖业兴起，畜牧专业出身的赵飞虹原本研究鱼油等保健品，现在转向水产品养殖中的添加剂。未曾料到，添加剂泛滥引发水体富营养化，为寻找激活水的活性的材料，1991年，她开始琢磨水处理。
直到2000年，赵飞虹才发现激活材料并非万能——激活了活性的同时，也激活了污染物。什么是好水、优质水，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
“不能光待在化验室里做实验。”2007年3月的一天，赵飞虹参加了由京城环保界发起的城市水源考察活动——“城市乐水行”（以下简称“乐水行”），决定用脚探寻北京的水为何有好坏之分。
在逾五年的时间里，作为上万名“乐水行”志愿者中的一员，赵飞虹走遍了北京市区和郊区的几乎所有河湖，最远的一次她徒步了三十多公里。
在她眼前，一幕并不乐观的北京水画卷徐徐展开。
最让她慨叹的是密云水库。这座坐落于京城东北一百余公里处的燕山群峰中的水库被誉为北京的“生命之水”。
“清澈透明，直接喝都没问题。”这是赵飞虹1980年代来到这里时的记忆。按当时的国标，密云水库的水质达到一类标准，与地表水标准堪称世界最严的德国一类水标准相当。
2011年，当赵飞虹和“乐水行”志愿者再次来到密云，一汪清澈依旧，但曾经在密云水库游泳的赵飞虹知道，变化已然发生。
2002年，中国的地表水标准修订后，现在的一类水标准只及当年的三类，而近年来，按照新国标，密云水库的水质为二类水，“这就意味着现在密云水库的水质已经连当年的三类都不如”。
2002年，赵飞虹开始研究好水。在“乐水行”志愿者周晨的眼中，经过五年的实地考察，“他们原来是专门找好水的，现在也和我们一起找坏水了”。
亮马河、坝河、马草河、通惠河、凉水河、萧太后河、沙河、永定河……灰黄色污水场景如复制粘贴般出现于京城诸多河流。而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因污染严重已然不再担负饮用水源的功能，现在仅以四类水质作为北京的备用水源。
“排得那么明目张胆、排得那么天经地义、排得那么心安理得。”“乐水行”发起人之一的北京水专家王建总是难掩这样的愤怒。
尴尬的自来水勾兑
昔日的密云水的确已成赵飞虹的记忆。
现在，密云水库的水经过混凝、过滤、消毒等程序会分到京城十大水厂，每个水厂都有自备井以抽取地下水，地下水和密云水勾兑以后，再进入寻常百姓家。
赵飞虹承认，相对于地表水，地下水还是干净，但水质正在走下坡路。
1980年代，北京地下水的水质污染主要是砷、铅等重金属，尤其是石景山首钢所在地，重金属超标较为严重。但时至今日，随着首钢等污染源的陆续迁离，污染主角正让位于有机物污染。
有机污染物甚至在进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机物是大分子的，用活性炭、超滤膜等容易截留，但现在的有机物很多是小分子的，去除率很低。”赵飞虹说。自来水需要用液氯消毒，这些小分子有机物与液氯结合后易形成消毒副产物，“这才是最可怕的”。
相比勾兑水质下降，更考验北京的是北京地下水位的下降。
三年前，赵飞虹曾经帮自来水公司检测抽上来的地下水，发现原本从三百米抽上来的水的水质已不如前，欲寻合格的干净水，只能掘向更深处。
公开资料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北京地下水平均埋深由12米下降到了24米，目前城市中心地区已下降到3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正以平均每年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减。
“北京周边1980年代还在供水的水井现在几乎全部废掉了。”赵飞虹说。自古以水著称的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原有大大小小72眼井，现在，只有两眼井有点儿水，灵水村已然变身缺水村。
赵飞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30年代，北京城下挖一两米就能见水，但现在抽取的地下水已经挖到了上百米，水的硬度由原来的230mg/L增加到了400mg/L。
“现在的地下水必须经过勾兑，因为太硬了。”赵飞虹说。所谓“硬”，指水中的碳酸钙含量。“水太硬了洗头发都是粘的，洗衣粉、肥皂会变成皂化物，小孩用了容易得皮炎、湿疹。”
太阳照旧，河已干涸
事实上，当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沿京城河流溯流而上，情况似乎更加糟糕。
“老人家，桑干河在哪儿？”
“这里就是桑干河。”
“那么水呢？”
“桑干河哪还有水，还不够牛喝的呢！”
在“乐水行”中，王建常常与赵飞虹和其他志愿者分享两年前的这一次对话，这是他在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河道里与一位放牧老人的对话。“这还是丁玲笔下那条太阳照耀的桑干河吗？”王建心里一紧。
对于把北京水的前世今生摸得门清的王建，赵飞虹总是很佩服其学识之渊博，然而，越是佩服，越是唏嘘——水灵灵的北京已经作古。
就在永定河大兴榆伐段，常年无水的河道里甚至建了一个沙雕公园。其实，不惟永定河流域，“乐水行”所到之处，潮河、白河、妫水河、泃河等一条条绕京血脉的干河床频频闯入王建和赵飞虹等人的视野。
2002年，圆明园湖水干涸，时长达七个月之久。2007年，颐和园昆明湖冬春季节干涸，大小游船搁浅于泥土，本与岸齐的浮动码头深陷泥淖，初春的十七孔桥下，干涸的湖底竟成为风筝爱好者的放飞之所。
“三眼井、二眼井、七眼井、王府井，光叫井的胡同就有八十多条，三里河、二里沟，没有水哪来的河、沟？”王建说，“随便去想一个地名，会发现北京跟水的关系之近。”
历史并非一直如此。商周时期，北京平原河湖沼泽密布，先民只得沿太行东路古渡口通行。现在中关村西区的丹棱街，元代还是坐拥上百公顷水面的丹棱沜。即便1950年代，颐和园西侧、玉泉山一带还存有大量稻田，描写此地田园风光的诗歌，光乾隆皇帝就作了几百首。
仅仅半个多世纪，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这已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一成。而就在2008年，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字还是人均不足300立方米。
为干渴的城市找水
和所有参加“乐水行”的志愿者一样，赵飞虹一直想为这个干渴的北京城找到解决之道，她甚至与王建合作一个“北京水环境与水资源”的课题研究。
2007年，当赵飞虹带着这一疑问请教中科院院士、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时，她得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答案——北京应该建设五座大型地下水库，把易流失的雨水、洪水储存起来，调节丰歉。
令她欣喜的是，这一提议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北京城，一场全民动员的节水大战正在上演。
“现在居委会给每家都发节水龙头，避免跑冒滴漏，如果不是节水厕所都不让你用了。”赵飞虹说。
水价亦发出了信号。现在北京的居民用水价格已经达到了4元多一立方，洗浴业等高耗水行业的水价已经达到了60元一立方，“这在全国可能都是没有的”。
“北京原来在1980年代批准的水井能封的就封了，2000年左右，一律不准打井。北京的矿泉水厂也基本都没了。”赵飞虹说。
在这个超级城市，节流之外，开源或更重要。目前，北京正如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河北、山西甚至更远的丹江口，再生水、岩溶水、海水淡化水乃至黄河水亦已列入政府的考量范围。
不过，赵飞虹却非常担忧，“为什么这几年北京的水质下降？因为来水太复杂了。”
2010年，北京遭遇连旱11年，不得不从山西大同的册田水库、河北的友谊水库、壶流河水库、响水堡水库、云州水库等紧急调水。彼时行至册田水库的王建发现，册田水库的水是四级水底，很大的死鱼就在水面漂浮着。
“北京花了很多钱调来的水，就是这样受到污染的水。”王建说。而对于即将于一年后进京的南水北调水，人们并不怀疑可以令京城用水困境大为改观，但疑问却萦绕在赵飞虹等人的心头，这千里迢迢来的水，会被汹涌而至的人流吞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