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窑洞对话”是指抗战胜利前夕，当时还在延安的毛泽东与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
1945年7月4日，民建第一任主委、教育家黄炎培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和章伯钧等人一起访问了延安，同毛泽东在窑洞见面长谈，史称“窑洞对话”或“窑洞会谈”。谈话中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对黄炎培的问题，毛泽东答道：“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对话的核心是以民主来改变中国的王朝更替铁律，此时的毛泽东非常深刻地指出了一点：专制是政府腐败的原因，这可谓切中国民政府的要害，非常中肯。但是这一思想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一旦政府不“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怎么办？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人都没有想到。这反应出毛泽东对民主理解的局限：民主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人民选择政府”，他的政府选择思想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正因为这一点，历史周期律的危机不时在中国浮现。每当浮现这个危机的时候，毛泽东的办法是加强“专政”，结果是人民成为“专政”对象，人民的嘴巴给封住了，当然连“监督”的可能性也没有了。这个问题留给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人。可以说，当年的胡耀邦与赵紫阳是想解决这一问题的人，但是可惜的是，当他们相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被“专政”了。于是问题“接力”到了新一代的领导人。
200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在回答网民有关能否管住“三公消费”问题时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他提的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温家宝总理的思路已经同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划清了界限，人民反对腐败已经不是“敌对”行为了，而是反腐败成功的保障。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政府不让人民监督怎么办？因为受监督是不舒服的是，没有外在的力量，单单靠道德，不可能保障政府接受人民监督。不信请看，从温家宝总理讲话到现在，又过去了三年，三公消费解决了么？没有，而是愈演愈烈。
最近，新一代的领导人又提到这个问题。2012年1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登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总书记说，那“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我认为总书记重温“窑洞对话”的用心良苦，他看到了政权面临的危机，正像他在十八大上所说的，“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还是要解决上述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如果政府不“让人民监督”怎么办。现在的问题正是许多政府不让人民监督，人民一监督，他们就说“造谣”，就说“诽谤”，就说“群体性事件”，就“劳动教养”，甚至判刑。怎样解决，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