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底毛泽东亲自圈定四十三“战犯”名单，在翌年初的和谈中，自始至终坚持要“惩办战犯”，且一步不让，而第一号“战犯”，就是蒋介石。
诚然，“蒋介石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悲剧的主角——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但是，作为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经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元首”（《谁是新中国》），他将永远铭记在子孙万代的良知与心灵之中。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通过蒋提出的《戡平共匪叛乱令》，指斥中共“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四七年八月廿二日蒋发表谈话：“戡乱乃抗战之延长，本质上为民族战争。”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日就任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蒋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直接指挥国军作战。十一月廿九日蒋与熊式辉商请麦克阿瑟来华指导国军作战。自毛泽东开出战犯名单、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蒋氏宣布引退，称“祇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翌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复行视事，执行总统职权、一九五四、六○、六六、七二年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三、四、五次会议上当选连任第二至第五任总统；在国民党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均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还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和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等职。初到台湾时，他犹雄心勃勃规划“三年准备五年反攻”，但因美国政府掣肘，始终壮志未酬。一九五八年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这个公报实际上是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蒋氏迫于美方压力失去了两次最佳反攻机会。一九六四年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时，他独自叹息“打回大陆是不可能了”。蒋公前生戎马倥总，饱经忧患，忍辱负重，风雨如晦。在他生命的最后廿五年，没有共产党作乱，没有跋扈军阀叛变，没有职业学生捣乱，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没有外敌入侵肆虐，他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慈云亭度过了安适的晚年。但在公开场合仍呼吁国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国府退出联合国后，七二年元旦蒋氏发表《告全国军民书》，郑重宣示“与共匪势不两立，绝无任何妥协余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八十八岁。遗嘱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四月十六日启灵时，路祭民众逾三百万，灵衬暂厝于桃园县大溪镇慈湖行馆。参加丧礼的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等廿七国一百四十二名政要。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曰：“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另一位旅美史学教授黎东方也说：“蒋公是一代英雄，能够对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凭这一点已是千古不朽”，但“他不该屈服于美国压力，不向日本索取赔偿。日本杀了我们如此多的军人与平民，毁了如此多的家园与财产，怎可不要日本赔！倘若蒋公拒绝美国扶植日本，中国政府便有钱抚卹战死者与被残杀者的家属，医治我们的伤兵，帮助退伍军人就业，帮助失掉家园与财产者重建家园重奠经济基础。那么中国人民何至于在饱尝对日抗战之苦后，又遭受了内战与四人帮的灾难？”
诚哉斯言！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在其享誉国际文坛的名著《吾土吾民》(注4)中，对蒋介石作了以下评论：“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他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工于心计、雄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期待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针对中共攻讦蒋氏“消极抗日”，这位国际上第一流的作家秉承知识份子的良知指出：“他(蒋)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他一直等待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按：当时南方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均与日本有所勾结，西南军阀龙云也处心积虑同日方媾和)……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按：指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等人)已经准备去讲和，祇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他对蒋介石的抗日功勋作出了以下结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形势的”。
以大历史观点(即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驰名国际史学界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教授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注5)一文中指出﹕“即使早年对蒋介石作出十分严厉批评的美国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对《新闻周刊》记者承认，他过低估计了蒋介石遇到的困难，那就是“动员五百万的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既成因素所并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使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八百个师之现代化的军队……一九三七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死时确极惨烈)。他的目的是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于拖成一个国际战事，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对于蒋为外人所诟病的遥控部队、越级指挥，黄仁宇教授认为系“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在很多将领心目中，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于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祇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祇能强调人身政治。就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祇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祇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种作风的表现”。
至于蒋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黄仁宇教授认为绝非小器量与意存报复。“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权威和特务系统，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这一切皆见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所整理出的《史迪威文件》。蒋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又将雷多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都被史迪威引以为荣”。近几年，到奉化蒋介石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年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祇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
大陆学者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祇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邪恶势力的伟大人物，祇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误会至今”。
无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位伟大领袖。但他是凡人，而非圣人。他的一生所犯的最大过错莫过于那阿Q式的“以德报怨”。他反对盟国瓜分日本，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丝毫没有博得日本朝野人士对战争罪行的忏悔。相反，东京靖国神社的香火日盛。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同蒋一起在西安事变蒙难的机要室主任、密码室主任(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电报以及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飞太平洋的电报，后者导致美空军击落山本座机)毛庆祥，对蒋公有以下评价：“蒋在西安事变前效法德意独裁政治，做事有魄力，有决断，执行命令一致。事变以后性情与行动都有变化，对中共又恐惧又感激，内心有很大的矛盾。他怕部下反他，所以对官员贪污、违抗命令者，不敢惩办，结果政治、经济、军事都出了毛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不可能占领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也不会赤化而威胁到世界和平。”
按：本文摘自大陆旅居香港的著名专栏作家、历史学者胡志伟先生的著作《且以真伪衡人品，莫以成败论英雄》。该书对毛泽东钦点的一百零八名“战犯”的故事，作了可靠和翔实的记述。其中，特别是对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及其作为中共的“第一号战犯”，有着十分中肯的评价，所引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