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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说：“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先进、更优越。”然而，自进入15世纪，中国日趋保守，在郑和的舰队第七次下西洋后，明朝政府下令禁止建造远洋帆船，主动放弃海上贸易，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绝起来。
从此以后，中国海军几乎一蹶不振，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都受到倭寇的袭击，中国始终只在陆上进行防御，甚至葡萄牙船只一再在中国沿海出现，也没迫使明政府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明政府为何作出停止造大船和出海远航的决定，有人认为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有人认为是因经济压力所致。事实上，中国明朝闭关自守与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黄仁宇：终止舰队远航是因缺乏利润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西欧的海上霸权是在朱棣派出的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若干年之后才开始出现，朱棣攻打安南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没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朱棣的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1424年朱棣逝世后，皇位由太子朱高炽继承，但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接位者为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虽未停止郑和的远航，但减少了远航的次数，他在位期间只批准了一次。随后的继位者明英宗朱祈镇在登基当年就终止了郑和的远航。
明政府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黄仁宇说：“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
事实上也是如此，明英宗“罢诸处采买及造下西洋船木诸冗费”后，民困才得以缓解。
肯尼迪：欧洲人用武力取得海上霸权
《大国的兴衰》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一部历史学巨著。该书探讨近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肯尼迪强调，国家力量的强弱，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一国的兴衰，主要取决于由多种力量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强弱。
1500年的欧洲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方，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区。欧洲既没有大片的平原，也没有宽广富饶的河流地区，发展农业先天不足。但欧洲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却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从政治地理来说，欧洲的地形并不有利，北部和西部被冰和水包围，东部常有来自陆上的入侵，南部易受战略包抄。为什么欧洲会发生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不可阻止的过程，并迅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商业和军事领袖？这个问题如同中国的明朝突然宣布禁止远航并停止造大船一样令历史学家难寻答案。
肯尼迪认为，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知识自由的结合，不断互相起作用，造成了“欧洲的奇迹”。而欧洲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多元化，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及气候特征。欧洲的自然环境是破碎的，山岭和森林分隔了散布在山谷里的人口中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气候变化较大，它使建立统一的控制很困难，即使是强有力的军阀也做不到。同时，又减少了欧洲大陆被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民族占领的可能性。另外，这种多样化的环境鼓励了地方分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在基本上没有监督的条件下发展，再加上拥有许多可以航行的河流，中世纪后期，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已经有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经常长距离交换商品，反过来又促进了证券交换、贷款制度和国际范围银行业务的发展。
随着贸易的发展，欧洲造船厂不得不建造坚固的大船来运载货物，为了便于操纵，欧洲人又在船上增加了更多的帆和桅柱及尾舵。虽然教皇反对高利贷剥削，但欧洲不存在可以有效地遏制商业发展的统一权威，更难设想一项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会有任何效力。
欧洲政治上的地方分权也导致了军事的多元化，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都有能力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物资，船上的武器也不断得到改进。当欧洲各国拥有装有大炮的远航船后，就开始控制海上贸易路线，侵略沿海各国。与郑和航队的访问不同，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者是要用大炮和长枪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通过不断的扩张获取更多的财富。后来，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加入争夺海上霸权的行列，并且后来居上，非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地区都成了他们的盘中珍肴。
由于中国明朝、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都没有出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多元化以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都停滞不前，而欧洲却前进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学者观点
禁造大船：明朝政府主动放弃海上贸易
由于蒙古人的入侵统治和元末战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科举考试断断续续，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通过实行移民垦荒、兴修水利、打击贪官污吏、废除奴隶制、编制黄册（登记人口的本子）和鱼鳞图册（土地形状图）、恢复科举考试等措施，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建中国文化，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全国户口达1600多万。“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办理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明海军有1350艘战舰
尽管朱元璋死后发生了叔抢侄位的“靖难之役”，但明成祖朱棣上台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增强。当时的中国不仅农业发达，工商业也同样达到了先进的程度，此前纸币的出现便利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国内水陆交通发达，城市规模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炼铁作坊每年炼铁十几万吨，供百万军队使用，比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多得多。火药在军队中已得到广泛应用。造船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早在鄱阳湖大战时陈友谅所造巨舰已高达数丈，分上中下三层，船上设走马棚，“上下人语不相闻”。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明朝海军已拥有1350艘战舰，其中包括62艘大战舰和250艘远航舰。
中国的航海技术也领先于其他国家，据《萍州可谈》、《梦粱录》等书记载，最迟在南宋舟师已开始使用罗盘航海。到了元代，人们航海都以罗盘导航，并专门编制出罗盘“针路”。所谓“针路”，就是将航行至各地时应采用的针位一一标明画出的航线。至明初，拥有先进航海技术的明朝海军已完全有能力向海外扩张。
郑和遍历西南洋诸国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朱棣命令“三保太监”郑和及王景弘等率将士27800人首次下西洋，其舰队有大船62艘，小船225艘，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排水量达1500吨以上。舰队由江苏刘家港出发，“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共七次率舰队远航，每次远航都携带大量金币，每到一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郑和的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与海盗作战，擒获企图劫夺明朝海军船只的旧港酋长陈祖义，沿途南洋各国均派使者随郑和入朝，有些国王还亲自来中国观光。
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只可惜1433年明朝海军的远航成为最后一次。三年后，明朝皇帝就传下圣旨，禁止再造远洋帆船，不久又下令禁止建造两个桅杆以上的帆船。郑和的大战舰都搁置起来，逐渐烂掉，航海图被焚毁。从此以后，明朝政府闭关自守，与海外隔绝。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明政府自废海军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认为是因为受北方蒙古人侵扰，为把军事力量集中在容易受攻击的地区，才放弃发展海军；有人认为明政府财政压力太大才决定停止远航。其实，明政府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偶然，在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是有其必然性的。
《皇明祖训》从政治层面限制中国向海外扩张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打败各路起义军，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大明王朝。他身经百战，深知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登基后“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
朱元璋辛苦一生，是想为明朝的巩固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认为自己打下的江山已足够大，后代子孙的责任就是使江山永固，没有必要再向外拓展。他担心后代子孙中有人“不自量力”侵占“四方诸夷”，在晚年立下《皇明祖训》颁示中外，并刻在京都右顺门的西庑上。
在序言中，朱元璋说：“创业之君，备尝艰苦，阅人既多，更事亦热，以视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意思是说后代子孙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未尝试过艰苦的日子，阅世不深，不能和自己相比。朱元璋接着又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处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详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朱元璋还下圣旨：“后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论，毋赦。”
从这段“祖训”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四方诸夷”都在山海之外，无论“得其民”还是“得其地”都无价值可言。如果“四方诸夷”来侵扰中国，当然要用军事手段来制裁他们，但如果他们没有不利于中国的举动，就没有必要对他们动武，因此他严禁后代子孙“无故兴兵”。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是写给后代继承者和天下臣民的最高指示，这也是后来明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治根源。
朱棣用兵安南，是因为安南侵扰中国边境，又袭杀由明朝军队护送回国的前安南国王之弟陈天平，并没有违背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朱棣派郑和率舰队下西洋，也并非为了向海外扩张，其主要原因是朱棣听说被他打败的侄子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死，而是出走海外，所以命令郑和出海寻找他的踪迹，同时“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所以郑和的远航舰队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从来没有对南洋诸国进行武力掠夺，与后来入侵印度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其他欧洲人有明显区别。欧洲人每到一处都以掠夺财富为目的，葡萄牙水手们甚至说：“我们不是来乘船，而是来开炮作战。”欧洲的崛起是依靠不断进行海外扩张，明朝中国的保守是因朱元璋看不到海外蕴藏的机会，从政治层面限制了中国向海外扩张。
再有远见的皇帝也不可能看到未来几百年的发展
从经济层面来讲，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封建社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中国幅员辽阔，山脉众多，水系丰富，既有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湖泊也星罗棋布，这种地理环境极有利于农业生产。司马迁说，天下万物无不“待农而食之，虞（山林湖海的管理者）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表明中国历来把农放在首位，商放在末位，重农轻商是一贯的传统。
《明史·食货志》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直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他通过实行移民垦荒政策，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田多人少的地方去垦荒，并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税，路途远的政府还给迁移路费，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大力兴修水利，从而保障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还把强本节用作为理财原则，他认为，“不节用则民财竭”，经常告诫所有王室成员不得生活奢侈，对各级官吏的俸禄也严格限制，为防止消耗粮食，还多次下禁酒令。
朱元璋把国家视为一个大农村，他的治国理念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却不利于经济的多元化。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他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
受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影响，他的继承者对商业和贸易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把海外贸易视为可有可无。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十二月，南洋某国来朝，并带来了胡椒做贸易，当时有司请征其税，朱棣不同意，他说：“商税者，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根本不把海外贸易所得利益放在眼里。后来明英宗下令停止造船，主动放弃海外贸易，显然也受到其先祖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
平心而论，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尚能维持国民经济稳定的情况下，明政府放弃海外贸易是“理性”的选择。明政府靠农业维持国民经济固然不易，但没有理由放弃农业去追求另一种没有把握取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使是再有远见的皇帝，也不可能看到未来几百年的世界发展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