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上的儿童来说，12月14日真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那个周末，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针对儿童的校园惨案：一个名叫闵拥军的精神失常的36岁男子走进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用菜刀砍伤了23名小学生；几个小时后，20岁的嫌犯亚当•兰扎(Adam Lanza)驱车闯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Sandy Hook)镇上的小学，用一把步枪杀害了至少27人，其中包括20名儿童。
这起史上最恐怖之一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整个美国社会再次陷入关于禁枪的激烈争论。历来主张加强枪支管制的民主党几位资深国会议员在第一时间相继在媒体上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法律，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其中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参议院民主党首脑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Dick Durbin)。他们希望这一血案能够成为多年来一直相持不下的美国枪支管制问题中的一个转折点，“康涅狄格州发生的事件至少会让一些人坐下来进行相关对话。”甚至历来反对枪控的共和党保守派多位知名议员也表示，需要针对近期发生的一连串大规模枪击案展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
明确表示赞同枪支管制的重量级政客还有康涅狄格州无党派参议员裘•利伯曼(Joe Lieberman)和无党派身份的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等。后者是“反对非法枪支市长协会”的联合主席，他今年还组建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宣称将筹集资金去对抗“全国步枪协会”等挺枪集团的游说活动。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其哽咽的发言中呼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他将提议对枪支管理政策进行修改。据报道，白宫正在考虑多种方案，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禁止攻击性武器的买卖，例如禁止安装可以存储大量子弹的大容量弹匣——在近年来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中，凶手使用的都是这类半自动步枪。
一．
美国是世界上私人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美国民间拥有超过有3亿件各式枪支，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美国人就拥有一把枪。在美国，合法的枪支交易机构甚至比麦当劳连锁店都要多得多。美国枪支的价格也不昂贵，最便宜的小口径手枪花几十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把，而亚当•兰扎在桑迪胡克小学作案时使用的那把半自动步枪也不过1000多美元。尽管目前美国在联邦和州两级层面上都有一些针对购买和持有枪支法律和政策，但总的来说，在美国获得一支枪是很容易的。英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2月1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断言，除了索马里和刚果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失败国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普遍获得军用级半自动攻击型武器的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的谋杀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几乎是英国的4倍、德国的6倍、日本的13倍。美国发生的三分之二的谋杀案中都有枪械使用，也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自1999年4月20日发生的致12人亡、20多人伤的著名的科罗拉多州拜哥伦拜恩(Columbine)校园枪击案以来，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连续发生——在2011年1月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 Ariz.)枪击案造成6人死亡，并导致民主党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身受重伤；2007年，单枪匹马的韩籍杀手赵承熙弗在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Tech)内射杀了33人，酿成了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恶性枪击案件；2009年，德克萨斯州胡德堡(Fort Hood)军事基地的枪击事件也导致13人死亡；最近一次大规模惨案距离桑迪•胡克小学事件不足5个月，2012年7月20日，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Aurora)一家电影院举行的《蝙蝠侠3：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的首映式上，嫌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 用一支弹匣内可装100发子弹的半自动步枪无情地射杀了12人，射伤了58人……
统计显示，在过去30年里美国所发生的伤亡人数较多的几十起枪击案件中，凶手使用的枪支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其中也包括亚当•兰扎使用的那支Bushmaster AR-15步枪——他那已与丈夫离异多年的单身母亲南希•兰扎（Nancy Lanza）是当地一位颇有些名气的枪支收藏者和射击爱好者。而在上面提到过的今年夏天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中，枪手霍尔姆斯所使用的子弹竟然是在网上买来的！
但即便发生了那么多惨案，都很难唤起美国社会对于更严格地管制枪支的认真关注。有人甚至说，或许正因为大规模枪击案件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再多类似事件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自己丈夫和儿子遭受枪袭而有切肤之痛的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卡洛琳•麦卡锡(Carolyn McCarthy)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立法限制攻击性武器，但她在科罗拉多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十分无奈地对媒体说：“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有机会让人们听你说话。”
1994年，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经立法禁止私人拥有和携带半自动攻击性武器（规定步枪弹匣的容量上限为10发子弹），然而这个法案在2004年过期之后，美国国会就再未能通过类似的枪支禁令。倾向于加强枪支管制的评论者悲哀地说，如果该禁令还在发挥发法律效力的话，亚当•兰扎和詹姆斯•霍姆斯就弄不到那两把让30多人丧命的AR-15。
二．
许多人——包括热衷报道和分析这次枪击案的中国媒体——将美国政客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归咎于华盛顿的金钱政治，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历史上，在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及其兄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遭暗杀后，美国也曾短暂地流行过枪支管控的议题，并于1968年通过了一项内容涵盖相当广泛的限枪法律。该法律确立了枪支售卖的监管规范，对禁止买枪人群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重罪犯和因行为不端被军方批准退伍的人。
但那以后不久，起源于内战时期的抵制枪械管制、捍卫持枪权的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就迅速动员起来。目前，它有430万名成员，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很多政客认为，得罪NRA就意味着政治自杀。在今年的大选中，NRA投入了600万美元力挺“挺枪派”候选人，同时花费1100万美元打压“反枪派”候选人。正因为NRA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很多议员才不敢轻易去碰枪支管制这个“烫手山芋”。2008年总统大选时担任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幕僚的共和党策略师斯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曾一针见血地表示：“政治人物都要到NRA去讲话，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而且发言基本上都是读稿子，和被绑架的人质拍的视频没什么区别。”而前文提到过的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麦卡锡则激愤地说，“很多政客……已经没有脊梁骨。谁给钱他们就迎合谁。”她宣称，对抗NRA就是“挽救生命”。
但更多人悲观地承认，枪支管制的拥护者们早已输掉了这场论战，成为包括NRA在内的枪支游说团体的手下败将。政客们深知，谈论这个问题对于争取选民来说简直是毒药。
科罗拉多电影院枪击案发生之时，正值2012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阶段。尽管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竞争对手罗姆尼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哀悼和对暴力行径的愤怒，然而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舆论呼吁的枪支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事实上，他们过去都曾经支持过枪支管控，但都曾因过去的立场而在政治上受到过攻击。奥巴马曾在2008说，农村选民“紧抓着枪支和宗教不放”，此番言论让他被扣上了一顶“精英主义”的帽子。罗姆尼在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曾签署攻击性武器禁令，并将办理持枪证的费用增至原先的4倍。在初选中，共和党人曾利用这一点对罗姆尼进行攻击，削弱选民对他的支持。随着大选的深入，二人当时都改变了立场。
这使得他们遭到了坚决主张加强枪支管制的纽约市长、亿万富翁彭博的尖刻讥讽：“什么‘我理解你的痛苦，我在想办法。’罗姆尼在当州长时通过了攻击性武器禁令，可是现在他却说自己反对禁令。当然，他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是自相矛盾。奥巴马在刚当选的时候说，希望恢复攻击性武器禁令，但他却一直没有做到。”
电影院枪击案发生地丹佛市的市长迈克尔•汉考克（Michael Hancock）是彭博参与领导的“反对非法枪支市长联盟”成员，但惨案发生后汉考克发表的一份表达震惊和痛恨的声明中却没谈到枪支管制问题。
自阿尔•戈尔（Al Gore，Jr.）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败下阵来之后，就连一向主张加强枪械管制的民主党人也开始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在今年8月5日威斯康星州奥克里克市锡克教寺庙枪击案发生数小时之后，素以强硬“自由派”面目示人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直言不讳：预计国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选票不支持这个”，她悲痛地说。
三．
然而，将“选票不支持这个”的根源归结于美国步枪协会——以及隐身其背后的军火商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和广告宣传，恐怕多少是有些本末倒置的。NRA虽然财大气粗，但它本身说到底也是一个接受社会捐助的民间团体，其会员与经费的日益膨胀，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民意在枪支管控这个问题上的巨大转变。军火商利益集团也许的确对它的壮大起到了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多元的民主社会，它们不可能长期和完全掌控民意走向。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恩中学1999年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保护枪支持有者的权利和控制枪支持有这两个选项之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赞成限制持有枪械。”但好景不长，所有民调机构都发现，近年来反对严格枪支管控的人数不断增加。
如果将时间跨度推到20年、甚至50年，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和直观。调查机构盖洛普于1990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80%的美国人支持加强枪支管制。然而皮尤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全国调查则显示，如今只有45%的受访者支持加强枪支管制，49%的受访者支持让民众享有“持枪的权利”。正是这种民意变迁导致克林顿时代通过的那项针对突击步枪的联邦禁令在2004年到期后没有能够延长。
盖洛普(Gallup)从1959年开始做关于枪支问题的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是否支持禁止私人持有手枪。当时60%的人都表示支持，但2011年10月的最新调查却显示，支持率仅为26%，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最近的民意调查还令人担心地发现，占人口总数53%的美国人都反对禁止冲锋枪，这也是史上首次。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还显示，今年7月科罗拉多影院枪击案的发生并没有能够让民众的态度发生转变。47%的受访者说，控制枪支所有人更为重要，而46%的受访者说保护持枪权更为重要。皮尤发现，这两项数据与之前在4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的数据只存在微不足道的的差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次枪击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反而是争先恐后地购买枪支。据《丹佛邮报》(The Denver Post)当时的报道，当地为购买枪械接受背景调查的人数大约增长了40%。
反面的数据也支撑了上述结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规模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枪支管控组织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研究中心目前的规模只有其鼎盛时期的一小部分——该中心及其一个下属政治机构的收入连年减少，2010年仅为590万美元。而在同一年，NRA从个人、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和其他支持者那里获得的收入高达2.53亿美元！
四．
民意的根源要到美国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政治文化中去寻找，而它的守护神则是美国人民视同《圣经》的宪法文件。1791年12月15日获得批准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有关枪支立法争论中的绕不开的最大焦点，它的全文如下：“一支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一个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许多人因此坚信，捍卫持枪权就是在捍卫公民权利免受政府侵犯，相对于持枪本身而言，后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不仅如此，不少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另一个信条是：任何政府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宁愿凡事依靠自己，而手里有一支枪会让他们感觉更有力量。
“挺枪派”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杀人的不是枪，是人”。科罗拉多影院惨案发生后，该州州长、民主党人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在媒体上说，即使凶犯不使用枪支，可能会使用其他武器。你总不能把一切可以伤人的东西都管起来！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也公开说，对枪支实施管制不但践踏宪法赋予人们的自由权利，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不是吗！挪威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枪支管理措施，但为何去年夏天还发生了致命的于特岛枪击案？
最难以理解的一个例子是：科罗拉多州过去10多年里曾经发生过哥伦拜恩高中校园和奥罗拉电影院两起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枪击案件，但恰恰是这个州视持枪权和狩猎为自己的重要特色。没有多少科罗拉多人支持实施新的枪支管制措施，他们认为，上述一个个血案都是疯子们造成的“意外”，即便搞不到枪，这些人也会找到别的法子杀人。
“挺枪派”不无道理地指出，虽然枪支是很多恶性案件中的杀人凶器，但每年也有大量的普通人因为拥有枪支而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例子。通常，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地点往往是法律规定不能携带武器的场所，最典型的就是学校，凶手得以在全无抵抗的情况下大开杀戒。12月14日康涅狄格惨案发生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路易•戈默特(Louie Gohmert)便声称，要是桑迪•胡克小学的校方人员在面对枪手时手边也能有一枝突击步枪就好了。
“挺枪派”还认为，将美国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与持枪自由简单联系起来是忽视了社会中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例如，美国的影视文化和电子游戏中对暴力的渲染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此外，大量美国人的心理疾病未得到足够关注等等。
我个人认为，“挺枪派”的上述说辞其实只说出了他们内心真正关切的问题的表面。而这个真正的关切便是酷爱个人自由的美国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的确，从宏观上看，正如“禁枪派”所指出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还想靠拥有一支半自动步枪来反抗政府的大规模暴政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微观上，拥有枪支对反抗单个政府部门或雇员的暴行——例如武力勒索和野蛮执法等等——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虽说这在今天的美国绝少见到。
而在更低的层面，许多美国人也并不相信政府真有能力管制好枪支。他们发问：每一届政府都信誓旦旦说要禁毒，投入了那么多人力财力，结果呢，美国还不是毒品泛滥？因此，支持持枪权的大多数民众根本不相信政府的管制就能够让想要杀人的凶犯得不到枪支，相反，他们相信管制只会让真正遵纪守法的良民失去自卫机会。
五．
“杀人的不是枪，是人”这句话可能是对的；解决暴力犯罪的社会问题的治本之道不是枪支管制这个结论可能也是对的。中国的恶人们——如我们文章开头说到的那位闵拥军——用菜刀杀人已经几千年了，难道我们真要像秦始皇那样把菜刀都管起来？
但如同世界上的一切真知灼见，任何道理都不能绝对化和极端化。“杀人的不是枪，是人”这句话的逻辑对核武器也同样适用——很遗憾，有些工具不会给人和社会留有第二次机会，因而它本身就变成了目的。政府的管制的确也不见得就能够使想要杀人的凶犯一定得不到枪支（他们会转而寻求非法渠道），但管制至少会大大增加他们获得枪支的成本和难度。
正如一个自称ArmandSoto的美国网民在《洛杉矶时报》网站上的评论——“有人说枪本身不会杀人，但中国提供了一个如果凶犯只有刀而没有枪他能造成什么恶果的例子：中国的孩子还活着，而我们的孩子死了。”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则正确地指出：“如果兰扎持有的仅仅是一把刀，他能不能接近学校都成问题。”
过去十多年里，每次枪击案发生后，围绕着是否应该加强对枪支的管制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这样的争论却很少落实到立法实践中。这一次想要有所改变，既取决于奥巴马政府的决心，更要看有志于控抢的团体的舆论引导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持枪暴力、包括政治暗杀，对美国的大众心理造成了极大创伤，由此产生了枪支管控的社会呼声和立法实践。2012年如此频繁的大规模枪杀案是否会把美国引向历史上的第二次“控抢运动高潮”，现在还很难作出判断。
不过有一点显而易见：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高悬在上，美国在可以看得到的短时间内实现全面禁抢是没有丝毫可能性的。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眼下有可能争取推动落实的当务之急，是在对1994年到2004年间实行的限制攻击性武器的禁令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提出并通过替代性的法案，其中最可行的是加大对购枪人的背景调查、要求更严格的担保，同时对子弹的出售和购买设定更多限制和追踪措施。
但在财政悬崖一天天迫近、美国国内政治分裂难以调和的当下，连这一点恐怕都非常难，因为要想在更严格的枪支法律上找到政治共识难度很大。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极少有赞成收紧枪支限制的，就连一些有意在2014年在保守州竞选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也不支持新的立法。
况且，相比于迫在眉睫的财政悬崖以及奥巴马几乎赌上了全部政治生命和历史地位的医疗改革而言，枪支管制问题恐怕只是一根难啃而又无味的鸡肋。这就意味着，由20条鲜活的儿童生命换来的一场空前激烈的辩论，很可能再一次以不了了之告终。人们只能无奈地祝福他们能够在天堂里过一个温暖无忧的圣诞节了。
我最后还想作一点补充：中国媒体连日来批评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在我看来充其量反映的是国人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思维：政府天然拥有不受限制的无限权力，想要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比如明天就下达枪支管制令。一直以来中国人很难明白一点：美国政府不是中国政府，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历来主张枪械管制，但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合法持有武器的权利，是绝没有可能说改就改的。否则，美国就不会成为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