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hang
我曾在（位于曼哈顿东村(East Village)的）第一大道租过一套公寓，我一想起它就会心生恐惧情绪。2004年夏季的某一天，我签下了我的第一家餐馆──Momofuku Noodle Bar──的租约，同一天我还签下了那套公寓的租约。我开始自己创业，那段经历极其艰难，让我筋疲力尽。
我是读Lutece的主厨及老板安德烈•索口(Andre Soltner)的故事长大的，他就住在餐厅的楼上，在整个人生当中只惦记着工作之类的事情。此外还有丹尼尔•布鲁德(Daniel Boulud)，他也住在其名下Daniel餐厅的楼上。我也想住在Noodle Bar的楼上，可是我付不起房租，于是我便租下了我能找到的最近的地方。父亲总是对我说，他知道Momofuku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住在离Momofuku尽可能近的地方。这是一种奇特的韩国式的说法，也许它也只是我父亲自己的说法。其理念是，住在工作地点附近表示你对工作全力以赴。
那套公寓的面积大概还不到400平方英尺（约合37平米），是那种被弄得看起来像一卧室公寓的开间。它位于二层，面朝一条狭窄的街道，我觉得它的房间里从来都没有透进过阳光。房子有一扇面朝街道的窗户，窗下开着几家酒吧。总的来说，那套公寓很旧，还有些破败。我搬进去时，房内刷的是白 ，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床，房型有些奇怪。房租好像是1,400美元左右，不过我记不大清楚了。关于那段时间的经济状况，我唯一清楚记得的事情就是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沉沦。
2004年，他在曼哈顿第一大道租下一套400平方英尺的公寓（图中大楼）。
这套公寓同样也是Momofuku的办公室，因为Momofuku只有550平方英尺（约合51平米），没有办公的地方。起居室中堆满了文书和文件，公寓有一个U形小厨房，但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在那儿做过饭。我为什么要在那儿做饭呢？Momofuku的厨房离那儿只有半条街的距离。
人们总是不理解，如果你在餐厅工作的话，实际上你也就在那儿生活了。即便是现在，我基本上也都是住在酒店。今年我们在多伦多开了四家分店，去年我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呆在多伦多。过去14个月来，我总共在澳大利亚呆了五个月，我在那儿住在Star赌场，因为我们的餐厅就开在那儿。我整天呆在餐厅，长时间连续工作。你只是工作、吃饭、喝水、睡觉，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丁点儿空间。有些与我共事的人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得离开这儿。”我对他们说：“伙计，我过去九年来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Momofuku附近的那套公寓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家──它只是工作场所的一个延伸。我对它没有什么美好的记忆，它没有给我带来慰藉。而在那之前，我的住所就是一个朋友的折叠沙发。20来岁、30来岁，甚至是40岁出头的厨师常常会有这种遭遇。一个星期只挣400至500美元的话，你就只能睡在你能负担得起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人甚至还无床可睡，他们就睡在地板上。说实话，以前我讨厌住过的每一个家。对于大多数厨师来说，“家”实际上就是一个酒吧，“家”就是与烹饪圈的朋友们一起闲玩，“家”就如同你看电影的电影院，“家”就是任何一个你没在工作的地方。
我在那套公寓中住了四年时间。堆着的文书和文件只是越来越多，占据了更多空间。我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女朋友曾试着重新装饰它，可是它实际上从未有什么改观，从那儿搬走我非常高兴。后来，我搬到了切尔西，不过我买的那套房子也没有阳光，我从来都不在家，冰箱中唯一的东西就是我在各个活动上拿到的食品礼包里的东西。
Momofuku位于曼哈顿东村第一大道171号。
现在，对我来说，家的观念必须要发生改变，我正为此努力。我已经35岁，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已结婚生子，而我依然单身。他们在旧金山、霍博肯(Hoboken)或是布鲁克林(Brooklyn)有自己的房子。我一直在想：“我就像一个18岁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订中餐、磨刀和洗澡的地方。然而，对于我的朋友们来说，无论房子是大是小，回到家时它们都是温馨的地方。
因此，我在努力做出改变。我卖掉了现有的房子，必须在12月份之前搬出去。它的采光不足。要找到一所我喜欢的房子还需要时间。每当我想到“家”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光。每天早晨伴着阳光醒来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另一件我学到的事情是，住在距工作地点20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非常重要。我意识到我需要离其他人足够远，好让他们培养出接班的技能。假如你是一名家长，你总是为孩子做决定的话，他们永远也学不会自己做决定。如果总是呆在餐厅的话，我就不能把自己分离出来，我必须让自己身处一段距离之外。
此外，我还想念绵延的群山和开阔的空间，我指的是怀俄明、爱达荷或蒙大拿。我在21岁时曾在那儿住过几个月，一有时间我就会出去飞蝇钓鱼、滑冰和滑雪。不过再要体验这些东西大概会是很长时间以后了，现在我依然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