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6年年报报导：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了一期节目。来自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着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接下来的环节是让中国学生一组，美国学生一组，各组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滔滔不绝从悠久的历史讲起，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吟咏茶马古道……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一会儿合唱，一会儿背诵诗词，最後对非洲的援助计划随便说了几句，什么去非洲组织募捐，建希望小学。
现场，有一个留美的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你的整个援助计划要打动我才行，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麽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中国的学生对於这样的问题谁也回答不出来，面面相觑。
当我们的学生吟诗弄赋，而美国的学却脚踏实地，他们拿出非常详尽的方案，从非洲的实际情况出发，从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麽，准备怎麽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眼光局限，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
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会这样？也许这个问题能在下面关于中美教育差异的论述中找到答案。
比较中美教育时，我涉及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前者我用美国父母，后者我用美国学校指代。之所以一起论述，实在是因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响彼此推波助澜。
我认为中美教育有六大差别。
第一，美国人认为，婴儿也有尊严，所以，他们都对小孩子非常尊重，亲子关系上，民主平等。中国家长虽然理论上认同要尊重孩子，平等地对待孩子，实际上更注重仁爱和服从。
我先从一个采访开始说。
2009年，为了写关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家的美式家教文章，我在广州采访了前来办英语培训班的李阳先生，紧接着飞抵北京，在李阳家里，和李阳的妻子KIM聊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时还没有发生李阳家暴案，他们夫妻也没有离婚。但从李阳的叙述中，我知道奉子成婚的李阳，与其是说为爱情结婚，不如说是为女儿结婚。
“美国家长从孩子一生下来就会想，就把他当成一个有人格有尊严的独立生命个体来尊重。我们呢，把几个月的孩子当肉球，认为孩子两岁前不会“想”。”这是李阳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
正因为此，李阳的妈妈和KIM在养育孩子方面，冲突不断。
一天，李丽吃完饭，离开了饭桌。奶奶忙端着碗追，嘴里说：“李丽没饱，再吃再吃。”Kim惊讶极了，说：“妈妈，李丽知道自己吃饱了没有。”李丽穿了件毛衣。奶奶说：“天冷，得穿棉袄。”李丽说：“不冷不冷。”奶奶说：“你冷你冷，冻病了怎么办？”Kim说：“妈妈，李丽真的挨了冻，下次她就不再犯这种错误了。”婆婆拿着棉袄就是不肯放下，kim瞪圆了眼睛说：“妈妈，李丽当然知道冷暖。就算她没有判断对，冻病了，下一次她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李丽有选择衣服的自由，你无权干涉她的自由。”婆婆仰天长叹：秀才遇到兵，不，土婆婆遇到洋媳妇，有理讲不清！
李阳对以上中西冲突作过总结：
中国妈妈不相信孩子知道冷暖、知道饥饱，而美国妈妈认为，孩子的冷暖必须由她自己去感觉。如果她的冷暖凉热都要父母来决定，这个人的生存能力一定很弱。
有些中国妈妈把新生儿当作一个肉球、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睡的肉球对待；而美国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跟她说话，就给她讲道理，就把她当成大人来对待，她有权决定自己生活上的事，她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孩子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
写李阳家里的美式家教这篇文章的那几天，我一直在思索着中西教育的不同，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教育，又重读了卢梭的《爱弥尔》。
卢梭最重要的观点是让尊重儿童，让儿童自由地成长，按他的天性成长。
卢梭在他的《爱弥尔》里讲了一他永不会忘记的情景：一次，他看见一个保姆打一个啼哭的婴儿，婴儿马上闭嘴不哭了，卢梭心里想，这个孩子或许长大后有奴性，只要用严厉的手段就可以逼着他干这干那。可他想错了，这个挨了打的孩子，憋着一肚子愤怒，连呼吸都呼吸不出来了，小脸都青了。隔了一会儿，他才哭出声来，那高昂的哭声，包含着无边的怨恨和愤怒……卢梭甚至担心这孩子这样激动，会不会被气死。他说：“如果说，我怀疑过在人的心中是不是有天生的正义感和非正义感的话，单单这个例子就足可以消除我的怀疑。我相信，假使一块火热的炭偶尔掉到这孩子手上来的话，也许他觉得，还没有像轻轻地、然而是存心侮辱地打他一下那样痛呢。”
正认为婴儿也有尊严，所以西方人都对小孩子非常尊重。一个中国学者曾问几个美国朋友，你们为何能够做到非常尊重儿童？美国朋友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受了卢梭的影响。
美国父母跟孩子说话总是用商量、建议的口气，中国父母总是用命令的口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会昌说，英国美国的妈妈和孩子说话时，总是以“ DO YOU THINK……”（你是不是觉得）做开头：你是不是觉得该写作业了，你是不是觉得该做家务了。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话常用命令。在饭桌上常看见这三步曲。第一步，温和的命令：“多吃一点吧。”第二步，严厉的命令：你到底吃不吃？！第三步，不吃？找打？！
中国家长对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听话”。听话，实质是要孩子服从家长。无论孩子多么幼小，从生命个体和人格的独立来说，尊重孩子，也是尊重生命，这是一个哲学态度，而态度决定一切。它超越了教学法，甚至是超越教育学心理学层面的一个哲学范畴。尊重孩子不是万能的，但不尊重孩子是万万不能的。如果让我说家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那么我会回答“尊重”。
有些话虽然不再被奉为天经地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年龄、阅历、体能，更主要的还有孩子是父母的“产品”，未成年子女的抚育者和监护人身份——使“强势”的父母很难放下“身段”，去尊重孩子，和孩子“平等”。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当面教子背后教妻”。妻子有不对的地方，关起门来再理论，教育孩子则要当众，这样的家长才算得是教子有方，至于孩子，那是没有自尊的，不需要在众人面前给他留体面的，甚至认为要“棍棒下面出孝子”。——于是，“家长制”也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一个“微缩版”。
——电梯里有许多人，一个母亲带着3岁的小女孩进了电梯，小孩子嘴里喊叫着要按电梯按纽，一边从人群里往前挤。母亲一把扯住孩子，大声训斥道：“公共场合，不许大喊大叫，你的礼貌哪儿去了？挤了这位叔叔，向他道歉！”小孩子哇地一声哭了。
场景二：饭桌上，5岁的儿子嚼东西很响，爸爸厉声训斥道：“你怎么吃东西像猪一样响？嚼东西不能出声，这是礼貌！说你一百遍了，就是记不住！”
家长可以教孩子有礼貌，但他根本不用礼貌的态度对孩子，这两个场景隐含的信息是：我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因为你还个孩子，你不值得我像对成人那样来尊重你。
就算是孩子犯了错误，批评当然此时是必需的，但最好不要当众责备或批评孩子。批评时就事论事，不要挖苦讽刺孩子，不要伤及孩子的人格和尊严，不要动摇了孩子“我是好人”的信心。
中国父母对孩子的不尊重，还表现在不尊重儿童的天性，总是把他当成缩小的成人，总是不顾儿童的心理特点，把成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强加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天性是好动的，可是七八节课，将孩子几乎一整天圈在教室“在中国你恨谁就把谁送到小学”这话有点夸张，但现行的小学教育中有很多违背儿童天性的地方；孩子的天性是喜欢游戏的，可是沉重得像山一样的作业，剥夺了孩子游戏的时间……
“听话”、“乖”，这是中国家长经常说的话，这是处于强势的成人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自己。处于强势地位的父母，就像殖民者一样，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一厢情愿地把基督教、英语等他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地强加在被殖民者头上。这里边的区别只是，殖民者并非真的为被殖民者好，但父母却是真心真意是为孩子好。
我想起司有和教授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司有和参与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创建，跟踪研究宁珀等神童，提出了早期诱发理论（见司教授所著的《带孩子决胜后半场》），并将这个理论运用他自己的家教育中，将一双错过了早期教育的儿女培育成才。司有和退休后，时常在国外儿子女儿家小住。有一次住在女儿小春家时，看到小外孙时常跟父母斗嘴，教育专家就忍不住要发挥余热，说：“你怎么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呢？”小外孙大吃一惊：“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他们难道听我的话了吗？”司有和张口结舌。
美国的亲子关系更重民主和平等，中国的亲子关系更重仁爱和服从。
我曾采访过温州市民余颖。并不是因为余颖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剑桥大学，而是因为，余颖真正做到了尊重孩子。她从不大声呵斥孩子，孩子哭闹时，她一般采取转移孩子注意力的方法，比如故意大声问丈夫，咱家的玩具狗在哪里？孩子立刻忘了哭，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在哪里！
余颖的一个邻居有一天苦恼地对余颖说，3岁的女儿跟她走在公园里，一定要让妈妈抱。明明出门时说好了她自己走路，妈妈很生气，坚决不抱。女儿坚决罢走，母女俩就这样对峙了半个小时，末了孩子大哭，妈妈给了她一巴掌。
邻居问余颖，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余颖说，孩子虽小，也是有自尊心的。我会抱孩子走几步路，给他一个台阶下，然后放下他说，跟妈妈比赛，看谁走得快，或者让他看花啊草的，转移注意力。
采访时，余颖反复强调说，她最喜欢《圣经》上的一句话，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向上的志气。我在《圣经》上查到了这句话的原文，还有解释：惹气这个动词有激怒的意思, 保罗对基督徒提醒“为人父母的不要 常常激怒你們的儿女, 不要常讲一些话, 或常做一些事使儿女生闷气。以致他们逐渐对父母生气怨恨, 以不理不睬 甚至粗鲁或悖逆的态度相对。”
第二，美国人注重对孩子自信的培育，教育方法以鼓励肯定为主。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戒尺教育，认为玉不琢不成器，以批评指责为主，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
我的女儿在中国读中学时，成绩一般。到了美国读大学时，她喜欢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因为每一次回答，不管答得如何，老师总是一脸惊喜：“真是天才！”假如提问，老师一定说会“问得好”。
女儿在国内读书时，很少受到表扬，所以不免受宠若惊。
无论是中国的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利孩子的自信心的建立。
中国式家教，父母对孩子爱之深责之切，批评、指责、苛求、打骂，成了孩子不能承受之重。其实这些都是爱的负面表达。欣赏、鼓励，让孩子觉得自己很重要，这是爱的正面表达。“玉不琢不成器”摊开手，打到痛，才能痛改前非。孩子总是被告知，你很差，所以一定要努力。
美国小孩子唱的儿歌是：“我比你棒，我跑得比你快，做事比你好……”而在中国，谦谦君子，不能说我比你好，只能说你比我好。
传统的戒尺代表了一种权威，一种惩罚式教育，虚心使人进步，良药口苦利于行，成了中国教育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成了伤害孩子利刃，成了羁绊中国教育发展结不开的解。
至于中国的学校，更是成了培养差生的集中营。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上海阐北第八中学校长刘京海说的。
相比于美国学校照顾多数孩子学习进度、数学物理都比较浅显的课程，中国同年级的课程要难得多，少数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如鱼得水，但大部分学生成了陪太子读书，成了岸上挣扎的鱼儿。的确，对于学习速度慢的孩子，学校成了一个痛苦的地方，老师的提问考试的排名，一点一滴地瓦解着孩子的自信心，直到荡然无存。
教育不仅是培育孩子一种技能，更为重要的是把孩子培育成一个自信的人。鼓励是培育孩子自信心的最有效的手段，一如指责苛求是摧毁自信心的最有力手段。
中国的戒尺教育和美国的鼓励教育，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但是，在充满竞争的时代，的确存在着哪一种教育更能培育出健康人格、更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当今众多的教育学者，都在努力纠正传统戒尺教育的缺陷。无论在家庭教育中风靡多年的周弘的赏识教育，还是在学校里的推广的刘京海的成功教育，都是对戒尺的否定。周弘说，赏识你的孩子。刘京海说，成功是成功之母，要让学生体验到成功。要求老师对学生要三个相信：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愿望，都有成功的潜能，都有可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孙云晓说，称赞和训斥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教育观问题：如果你相信孩子，你就会发现她的优点，而你欣赏孩子的优点，这优点就可以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相反，如果你不相信孩子，你就只会看见他的缺点，而你只盯着孩子的缺点训斥，这缺点就可能成为阻碍孩子发展的一个顽症。
的确，肯定、表扬与批评、指责，并不是教育方法的问题，而是在于态度：你信任孩子，就能看到他的优点，他有缺点你相信他能改正；如果你不信任孩子，觉得他能力差，不上进，就觉得他处处是缺点。
从教育的效果看，批评指责的效果也不如鼓励引导。一个孩子在做一件的时候，得到奖励表扬他就会继续做下去，还会不停地想做同样的事情。比如孩子做了家务，得到了表扬，就更有动力做下去。快乐是人发展的动力，要想让孩子做下去，就要让他体验到快乐。
鼓励肯定比批评指责更宜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这是家教中“师生”关系的极致。亲子关系好了，不用家长多说，孩子自然会朝父母所期望的方向努力，父母想让他进北大，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如果亲子关系不好，再华美的教育理论，也抵达不了孩子的心灵深处，他会因为抗拒父母而抗拒他们所说的一切。所以，经常有一些老师，像医不能自医一样，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问题就出在亲子关系上。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自信是人生的基石。和人正常地交往，需要足够的自信才能应对；做好一份工作，也需要自信。甚至，写文章也需要自信——文以气为贵，气盛言宜。这个气，就是著文者的自信。一个过分自卑的人，对于自己思考出来的观点也抱怀疑态度，这些有没有道理？值得写吗？因为不自信，人们对自己心灵中闪过的微光，往往会将它舍弃，只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而从天才的作品中，人们却认出了曾被自己舍弃的微光。
在《家庭》杂志做记者时，我采访过几位美籍华人的家教故事，也与他们的孩子做过面对面的访谈。采访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张思珍的女儿刘婷娜时，我很感慨。小姑娘落落大方，言谈自如，那是自信的孩子才有的舒展和大方。
记得多前看世界杯足球赛，因为不懂，常常是看到一片欢呼才知道球射进了门，只见人不见球。贝克汉姆在赛场上的英姿并不如他阳光灿烂的笑容更令我印象深刻。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那无拘无束的快乐，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一如早晨金色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所有的地方；那是自由灵魂的才有的欢笑，那种自由奔放、没有任何顾忌的快乐，只在西方人的脸上才能看到，香港台湾的明星，笑容也好看，只是有一点拘谨,有一点谨慎，有一点心虚，甚至有那么一点讨好，那种笑容是有所顾忌、要注意分寸的笑。
也许读者会说，自卑也并不是坏事，自卑也是前进的动力。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在广州听周弘的赏识教育课上。当时除了周弘演讲外，还请了晓庄中学的校长杨瑞清。杨校长演讲时，脸上是有点羞涩的笑，那是一种内敛、含蓄的笑，甚至有一点点压抑。整整两个半小时的课，杨校长一直很端正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动作手势，语调变化不大，演讲的内容不错，只是因为有点放不开，让这堂课少了本应该有的精彩。
要杨校长身上的拘谨是我所熟悉的，我不仅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也可以在周围很多人脸上看到。它像黑色的衣服一样寻常可见。这是戒尺教育的产物，这是受拘束的心灵的黯淡容颜。
我在采访黄全愈时，听他讲了他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批评伤了儿子的自信心。
黄全愈非常支持儿子踢足球，但像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总喜欢找缺点。矿矿参加了近百场足球比赛，进了很多球，但黄全愈的评球仍然全是批评。矿矿开始反抗：“尼克打球时，他爸在台下一直喊‘好样的’，踢飞了球，‘好样的’照喊不误。爸，你从来不表扬我！”
黄全愈理直气壮：“美国人家教不严，咱还能跟他学！再说了，谦虚使人进步。……”
1999年秋，矿矿考进默乐中学，和同学麦德一起，在校足球队打前锋。每次看儿子比赛时，黄全愈都十分困惑：论速度、球技、身高，麦德比矿矿明显差一大截，为何两人的进球数不相上下？原因在哪儿？仔细看了几场比赛后，他发现儿子虽然技术好，但不自信，一遇到对方队友围攻，大概怕失球，立刻把球踢走；麦德却非常自信，即使对方死抢硬拼，仍镇定从容，不乱阵脚。为何技术好的矿矿反不如技术差的麦德自信？
黄全愈还发现，儿子每次抢到球后总是瞄几眼场外的爸爸。黄全愈急得直跺脚：傻小子！在这输赢的关键时刻，多少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你脚下的球啊，几秒钟就会风云突变，你为何还顾得上分神看爸爸？难道你爸爸就那么帅？就算那么帅，打完球再看不行吗？
比赛结束后，黄全愈问儿子为何一拿到球就瞄爸爸。矿矿一脸惊讶：“我没看你！根本没有！”黄全愈一怔，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记得几年前，一个群众演员站在摄像机前非常紧张，导演一喊开拍，他就不停地瞄镜头，导演一连说了几次“不要瞄镜头”，可他还是不停地瞄，还一脸委屈地叫：“我没看镜头！”原来，他特别紧张，看镜头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自己根本不知道。黄全愈想，难道儿子一拿到球就想起场外那两道严厉的目光，所以紧张得下意识瞄我？
是啊，中国孩子跟美国孩子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很自卑，一个非常自信。因为中国文化总强调要正视自己的短处，美国文化往往更强调正视自己的长处。
此后，再看矿矿比赛时，黄全愈总是多表扬儿子，即使批评，也是客观地分析失误细节，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否定。矿矿的自信心果然大增，进球数大大超过了麦德。
在为数众多的中国父母认真学习美国人表扬孩子的做法，在周弘的赏识教育风靡全国时，美国人却突然反省，这样一味地鼓励孩子，称赞孩子是天才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发现自己并不如父母所说的那样“你是天才”，他们接受不了自己只是一粒尘埃的残酷现实而坐到了心理专家的咨询室里。
其实，鼓励和批评都是教育孩子必不可少的手段，中西家教路径虽有不同，也很难分出高低，关键是度的把握，表扬要适度，要讲究方法，批评也要适度，也要注重方法。不管是批评孩子还是表扬孩子，都要有一颗尊重孩子的心，尊重孩子的心理特点，尊重孩子的人格，如此，表扬和批评才会如春雨润物一样滋润孩子的心田。没有了尊重，表扬是强者的恩赐，没有了平等，批评就带了轻慢与不屑
第三，与对孩子的尊重有关，美国人注重给孩子自由，尊重孩子的兴趣；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管束更多一些。
我曾向原来在中国的大学教书、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朋友梁霞约稿，请她谈谈中美教育的不同，梁霞写道：
“美国的父母和学校从总体上更尊重孩子个人的兴趣和选择，父母较少替孩子做决定。认为孩子不喜欢的东西是很难学好的。父母尽量为孩子提供机会，尝试不同的文体活动，比如滑冰、游泳、打橄榄球、踢足球、画画、跳舞等等，注意培养兴趣，认为只有激发了兴趣日后孩子才可能坚持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说得最多的话就是“have fun” （玩得高兴）。送孩子上学或弹琴临别都不忘说一句“玩得高兴”。他们认为如果玩得不高兴、强迫小孩子做他们深恶痛绝的事情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因此父母比较少勉强孩子参加他们不喜欢的活动。从来没听到美国父母教导孩子“良药苦口利于病”、“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的。”
当孩子小的时候，美国父母的管教很严厉，要教孩子懂礼貌，学会与小朋友分享及合作等，等孩子稍大时，就放手给充分的自由。比如，当孩子不愿意学琴时，比如当孩子放弃学了许多年的美术改学计算计时，美国的父母不会强迫，他们只会耸耸肩，说好吧，你的前途你做主，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而中国的父母，当孩子小时候，很容易无原则地溺爱，当孩子大了后，管教却十分严厉。这种管教密不透风，孩子的交友他要管，什么时间上网他要管，孩子学钢琴还是学二胡父母要做主，孩子什么时间写作业更是天天要管的事儿。
去年，《我在美国做妈妈》（又译为《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的报纸上连载，并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中译本一上市也引起轰动。虎妈比中国妈妈还中国，所以看一看她的家教，就知道多数中国父母是如何管教孩子的。
蔡美儿对女儿的要求是典型中国妈妈的标准：不准在外面过夜，不准参加玩伴聚会，不准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准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不准任何一门功课是Ａ减，不准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严厉家教在温顺的大女儿身上效果不错，但是，一遇到反叛倔强的小女儿露露，立刻失灵。
蔡美儿总是严厉命令：“露露，坐到钢琴前！”“你不能逼我！”“我当然能！”蔡美儿一边说，一边抓住露露，摁到钢琴前。
每当露露三心二意，装神弄鬼磨洋工时，蔡美儿就说：“我们今天得把这首曲子练好，要花多少时间取决于你。如果有必要，就练到半夜。”不练好这段曲子，就不让女儿吃饭、喝水甚至不许上厕所。
蔡美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要做一个为女儿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而杰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孩子的童年应该拥抱快乐。”
在这个家，爸爸比妈妈更受女儿欢迎，因为带孩子们疯玩的是他，带孩子们下棋打迷你高尔夫球的是他，驾车带孩子去水上公园玩危险的水上滑道的也是他。每一年，杰德都带孩子去水晶湖度假。
蔡美儿的丈夫杰德反对逼孩子练琴：“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父母也没有权力强迫她。”蔡美儿反唇相讥：“当初你父母也认为才几岁的你很有头脑，把学不学小提琴的选择权交给了你，结果你选择了放弃，长大了为此后悔终生。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给女儿选择不努力的机会。”
露露九岁那年，有一段时间练习一支叫《小白驴》的曲子。这乐曲非常难，它要求两只手精神分裂般保持着不同的节奏。
练习到第五天下午，还是弹不好。露露摔门而去，妈妈把她扯回到钢琴前，露露愤怒地抓起乐谱，几把撕扯成碎片！
蔡美儿说：“如果不练琴，就不能吃午饭和晚饭！”
在妈妈的逼迫下，最终，露露气咻咻地坐到钢琴前，两只手仍然出错。这时，杰德把蔡美儿拉到一边：“或许露露根本不具备两手协调的能力。你能不能那怕是考虑一下这样的可能性？”
蔡美儿说：“你就是不相信露露！索菲亚在这个年龄，就能弹这首曲子。”
杰德说：“索菲亚和露露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蔡美儿盯着杰德，以嘲讽的口吻模仿他的语气说：“这事儿一点都不用你插手，我管到底了。我乐意做那个被孩子憎恨的大恶人，你带他们去游泳滑雪度假玩游戏，你可以成为那个被她们崇拜的大善人！”
从虎妈与丈夫的冲突中，我们也看到，美国爸爸更注重两个女儿的差异性，注重他们是不同的个体，所以不苛求一样的成功。
在给孩子自由，尊重孩子的兴趣上，中美教育之不同，当然可以从崇尚自由、尊重孩子等角度找到原因，但也有育子观念上的原因。
在广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高中督导州的美国老师卡尔认为，“虎妈”过分热衷于孩子在学业才艺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成功。大到孩子靠名校，拿竞赛名次，小到邻居称赞老师表扬，乐此不疲，为此宁肯牺牲自己和孩子的快乐。
卡尔说，虎妈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凡事都非要争第一不可，无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两个女儿，她都这么要求。对她而言，除了第一，其他都是垃圾。这种偏执的想法对她的女儿、对她身边的人来说都不公平，也不现实，你不可能永远都是第一。
卡尔说，“虎妈”的心理已经扭曲了。成功是她的心理鸦片。她对成功，尤其是对女儿们的成功上瘾了。
我认为，卡尔的评价非常中肯。虎妈在执著于孩子的第一时，比中国妈妈还中国。
的确，中国的父母执著于孩子的出人头地，不成龙则成凤。为了将来的成功，今天必须头悬梁锥刺骨，“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中国父母坚信孩子还小，不懂事，做父母的要为孩子的前程负责。
美国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低，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人。他们因此很看重孩子当下的幸福，比起将来孩子的出人头地，他们更愿意孩子有快乐的童年。
女儿告诉我，她的美国同学，并不是任何人都想上哈佛，有的希望大学毕业后在社区做个职员，守着家平静地快乐地过一生。有一位同学的理想是上社区大学，大学毕业后就去教小学，另一外同学希望以后开一个蛋糕店，另一个同学想做旅游家。总之梦想五花八门，都不是成名成家，而是注重过得快乐。“这种梦想很美国。”女儿这样总结。
而中国的学生，确切地说中国的父母，都想让孩子成名成家，都想让孩子上重点大学。千军过万过独木桥，我们几十年来都用这句话形容高考。事实上，八十年代初，大学录取比率只有百分之四，即一百个考生只有四人能大学中专，独木桥很窄；而现在，高校扩招了多年后的今天，招生人数已达六百多万，而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考生人数近几年都年都有所下降，大学录取学生比率已高达百分之六七十，这时候，还说高考是独木桥，只能说，父母把高考理解成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
美国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也体现在时间上。在一年中，中国中学生有8个月是上课时间，每天10个小时左右的在校时间。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甚至没有时间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
美国的小学下午三点就放学，学生每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上学时间短、课业负担少，这让孩子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有时间要让孩子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跟随自己的兴趣去选择。
孙云晓认为，如果父母和学校控制了孩子所有的时间，也就意味控制了孩子的生活、快乐和意志，这样给孩子带的必然是被剥夺自由的痛苦。连自由都被剥夺的人，你怎么能指望他独立有思想，有创造性呢。培育健康人格很重要，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人，首先要是一个自由的人。
孙云晓的女儿孙冉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到了高三，如果她说要去看场电影，孙云晓立即赞同，说生活就应该多姿多彩。
孙云晓认为，一个不能自己安排时间的孩子，怎么能长大呢？何况女儿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
给孩子自由还意味着孩子的成长以广阔空间。孩子上小学时，当中国的家长把孩子局限在课外补习班、拘束在课桌前时，不准孩子看电视、看课外书，不准孩子踢球等，而美国的孩子在读小学时，父母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开车带着孩子从一个体育场奔到另一个体育场，孩子在场上比赛打球，他们在旁边当啦啦队。所以虎妈把中国妈妈称为功课妈妈，美国妈妈称为运动妈妈。
大多数美国人的家庭重视孩子的体育爱好和发展，但不以培养运动明星为目的。黄全愈曾问阿莱希欧博士：“你认为你的孩子中会出现一、两个运动明星吗？” 她的回答很简单：“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根本不可能！孩子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对他们的性格，身体，智力，协调能力，都有好处。受益终身。”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漫漫十六年，中国孩子的生活空间，一直被限于课堂，一直被限于学校的书桌和家里的书桌。小小的书桌一如小小的锅台一样，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
孩子健康成长需要广阔的空间。户外活动、体育活动、社会活动，不仅能孩子以健康的体魄，而且美丽的大自然能让孩子的心灵得到自由地舒展、飞翔，各种社会活动则能拓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了解社会增长见识，变得成熟干练，擅长于与人沟通及合作。
鼓励个人兴趣给孩子不学的自由，与美国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有关；也跟老师的工资直接来源于学生家长缴纳的税收有关。资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竞争带来的压力，因为即使孩子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也基本无碍上个还不错的大学，找个中等收入的工作。具体来说美国的中小学按人口平均比中国数量更多，班级较小，老师人数相对较多。有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每堂课学生人数最少的只有16人；最多的仅22人。因此老师比较有可能给每个学生更多的注意和关照。因为大学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共有3600多所，包括遍布各地收费低廉的社区大学）而人口相对较少，如果学生的目的不在进入顶尖大学，只求上个一般大学找份工作，那么学习上的竞争就没有国内激烈，教育过程就会是相对愉快的。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些科目比如数学、科学，某些学生认为学起来无乐趣、不好玩，于是就少学或者不学。反之，与美国相比较，中国人口更多，上学就业机会更少，竞争自然也更激烈，如果过多强调个人兴趣爱好可能会使一些孩子失去升学的机会。
第四，美国的小学非常轻松，高中开始学业紧张，读大学和读研究生，因为淘汰率非常高，学业非常重。中国则相反。
在美国，学前班和小学，因孩子小，身心还处在刚发育阶段，没有承担压力的能力，所以这个阶段的学校学习任务很轻，以玩为主。一位美国小学生告诉我，父亲送他上小学最常说的话：“在学校，有高兴的事就哈哈大笑；有人追你就快快地跑；有委屈的事就大声地哭。”跟中国父母说的：“好好听讲，上课精力集中，别搞小动作”不同。
而中学时，美国认认是孩子身心开始成熟时期，学习压力和授课方法也开始转变，作业明显多起来；高中生就被当成成人，压力真的像小山一样，授课方式也趋向大学。
我采在访《人生设计在童年》的作者高燕定时，聊起他女儿高三生活，他说，美国的高三学生，只要想考好一点大学的，也是睡不够觉。
一张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多学生仍在学习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照片显示：凌晨4点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哈佛的学生餐厅，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后，往往边吃边看书或是边做笔记。
美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考上大学，混张文凭，万事大吉——实在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被应试教育逼得走投无路的学生，一直拼了命学习的学生，有厌学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孩子在小学阶段，正是心理发育的时期，这时候让孩子以玩为主，轻松快乐一点，有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育成。
心理学家李维榕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玩的重要，她说：“不会玩的人，是不懂自由的人。这些人不单对自己有所限制，对别人也会不自觉地扣满了枷锁。”
美国心理学家鲁宏指出，人的个性，像树的年轮，是一圈又一圈地发展出去的。婴儿的一圈，代表爱与享受；孩童的一圈，代表创作与幻想；少年的一圈，是玩及嬉戏；青年的一圈，是情爱及探索；而成年的一圈，则象征现实和责任。一个完全的人，上述哪一圈都不能少。而事实上，在考试的压力下，少年的玩及嬉戏，很容易被家长和学校合谋剥夺。理由是业精于勤奋而荒于嬉。
心理学家还做过一个试验。把一群猴子关在一个大笼子里，猴子们天性爱玩，你追我赶，嬉戏作恶。另有一些笼子，每个笼子里只关一个猴子，它们没有玩伴，只呆呆地枯坐。心理学家发现，那些有伙伴玩耍的猴子聪明活泼，而那些从来没有玩伴的猴子，长大后非常木讷，甚至失去了求偶及生小猴子的本能。
猴子的玩耍，被心理学家称为彩排期，其作用是为小猴子铺路，让它们顺利长成大猴子。
缺乏采排期的孩子，也会变得木讷。事实上，严俊升入大学后，与同学们也不大合群，独来独往，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爱出门，比较宅。
这样的孩子，他的生活范围非常狭窄，除了学习，没有任何生活乐趣。爱读死书的孩子，大都缺乏灵活性，做事和为人都比较刻板，凡事习惯了以“有用”来衡量，人生非常常无趣。
有一次看电视，见一群小朋友在一齐回答老师的提问。孩子的表情是一样的，孩子们回答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孩子们拉长的慢慢的语调也是一样的。我的心在那一刻深深地被刺疼了。是谁，是什么样的教育让天性活泼、天真烂漫的孩子，像工厂里一个模子生产的零件一样了呢？教育真的是应该塑造吗？要知道，孩子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不是小树不是草木，可以任人修枝剪叶……
第五，美国家长重视孩子的生存适应能力，孩子从小要分担家务，中国家长从不让孩子插手家务。这导致了中美孩子在生存适应能力上有明显差距。
还从采访李阳说起。
因为kim从小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当Kim抱着两岁的女儿回来，当李阳第一次见到女儿李丽时惊得目瞪口呆。晚上，两岁的小李丽自己安静地睡觉，不怕黑，夜里自己开灯去卫生间。早晨醒来，李丽自己刷牙洗脸，自己和穿衣，包括衣服搭配都是自己搞掂。小李丽坐在桌前吃早餐，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衣服上也干干净净。饭后，李丽坐在地板上看书，看得津津有味，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其间，她跑过来对妈妈说：“我要喝水。”Kim说：“好的，自己去倒吧。”李阳忙说：“爸爸去倒。热水会烫着孩子的。”Kim说：“我教过她了，她懂得热水烫，会小心的。”果然，一分钟后，李丽自己端着杯热水回到桌边来。李阳看了又惊又喜。
又过了一会儿，李丽想喝酸奶。见爸爸妈妈在忙着工作，她就自己提张小凳子，踩上去；从冰箱里搬出一个盛了12小盒酸奶的纸箱，把纸箱放在茶几上，她开始用一块塑料刀片划开纸箱的透明胶；顺利打开箱子后，用力把连在一起的酸奶盒分开，拿出两盒，插上吸管，送给妈妈一盒，自己捧着一盒喝了起来。
李丽6岁时，完全像个小大人了，除了打理自己的生活外，还帮妈妈扫地，带妹妹，还会做美味的糕点——从和面、揉面、做蛋糕到烘烤，到香喷喷地端出炉。李丽牌蛋糕，是李阳家中的名点。
李阳的助理看到那么小的孩子笨手笨脚地系鞋带，常常忍不住想帮忙。而这时，小小的李丽和李娜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I can do it.”这是美国孩子常说的一句话。而Kim也总是制止助理帮孩子：“NO，替孩子做她们能做的事,是对她们积极性的最大打击，也是对她们自尊的伤害。”
中国父母认为知识更重要。Kim最注重孩子生活技能的培育，认为重知识不重生活技能是本末倒置。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教会学生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学习，学会与人相处。生存能力排在第一位。
所以，从这个采访里我们可以看，西方家长注重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中国家长包办一切，对孩子是无限责任；在美国，父母对子女是有限责任，父母不会把孩子的事情全部包下来，孩子还必须承担一些家务劳动。如摆餐桌、洗自己的衣服、剪草坪等。
在卫生间，两岁的孩子把卷纸抽得很长很长，在饭桌上，孩子把面包渣掉得到处都是。父母在前面走，刚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摆摆在后边跟。这都是非常美国化的镜头。美国的父母认为，不能打击孩子做事的积极性。虽然一顿饭下来，孩子衣服弄脏了，但他们认为，把衣服洗干净比重新培育孩子独立生活的积极性，要容易得多。
在美国，大多数的孩子都有家务活清单。父母们认为，孩子参与做家务，不仅仅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子们更好地体验自己是家庭一员的感觉，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心。
有一张漫画在网上流甚广，1岁，当中国的孩子认字时，美国的孩子自己扔尿布；2-3岁，当中国的孩子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背唐诗时，美国的孩子在做家务，扔垃圾、整理玩具、浇花、喂宠物……3-4岁，中国的孩子学钢琴舞蹈下棋等才艺时，美国的孩子在做家务，铺床、摆餐具，4-5岁，中国的孩子在进行各种艺术才能培训时，美国的孩子擦桌子、收拾房间……8-12岁，当中国的孩子在做怎么也写不完的作业时，美国的孩子要做简单的饭、清理洗手间、使用洗衣机……13岁以上，当中国的学生搞题海战术时，美国的学生换灯泡、做饭、洗衣、修剪草坪……当然，美国的学生也学习，但同时，家务必须得做。
比起美国家长，中国父母是太爱孩子了，他们以照料孩子的生活为永远的天职。有相当多的中国父母以孩子学习忙理由，从来没有让孩子做过家务。正因此，我们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报道，进了大学的学生不会洗衣服，富裕的孩子，有的让父母给雇一个保姆；穷一点的，放寒假回假，背了一大口袋臭袜子回家让妈妈给洗。
美国人注重孩子生活能力的培育，第一因为他们的教育目标非常清楚——将孩子培育成能独立的人。十八岁就要开始独立走向社会，大学生即使学费不贵，也一般从银行贷款，而生活费也大多靠自己打工赚取。
蒙台梭利在她写于1948《发现孩子》的序言中写道：“即使对幼小儿童的教育，也不应该以入学准备为主。恰恰相反，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才是真正的教育目的。”（《发现孩子》第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的独立性差，太依赖父母，就是因为家长不知道0~3岁是培育孩子生活能力的重要时期。培育孩子的生活能力也得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小时候，引导孩子养成打扫卫生的习惯，远比你替他打扫房间更费事费力，教会孩子做饭，也比你为他做好饭更为复杂更为艰巨。但是，别忘了，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家长如果永远做孩子的保姆，就剥夺了孩子成功跨入成年人的生活技能，家长的最终责任是帮助孩子形成生活技能，依靠自己能力独立生活，独立走向社会。
美国父母认为，孩子能做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举一个西方人对残疾孩子尊重的例子，也许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父母带着残疾的孩子去旅游的话，决不会因为孩子残疾就帮他背包，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不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废物，这就是一种尊重。
培育孩子的生活技能也是培育他自信心的手段之一。
美国伊丽莎白·潘特利在她的《家庭教育八堂必修课》中写道：“或许让孩子量力做一些家务的最大好处是能增强他的自尊心。孩子变得越能干，他就会越充满自信。有了自信和所有重要的生活技能，孩子就会变得更坚强，在生活中更加朝气蓬勃，能够应对一切生活的挑战。”
教育家陈鹤琴在他的《家庭教育》一书里指出，大人替小孩子做事情，其坏处多多。首先，剥夺小孩子肌肉发展的机会。其次，养成小孩子懒惰的性格。小孩子的事情样样由他父母替代他做，那他以后就不高兴自己去做了。他视父母如奴隶，以为是上帝给他的使者，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推给父母去做。以后他在社会上做事，也成为不尽职的人了。我可以说大多数人懒惰的都是在他们小时候养成的，也可以说是他们父母替他们养成的。再其次，养成小孩子不识世务，不知劳苦的性格。不亲自做过的事情，则不知别人的劳苦；不经过许多事务，则不知世的艰难。
我采访过一些教育家教子的故事，他们是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生活技能的。
著名教育家孙云晓在接受采访进说，他常常让女儿做家务，以培养女儿的劳动习惯。一天晚饭后，他叫女儿洗碗，女儿说：“你叫我洗碗，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孙云晓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碗必须洗。”
孙云晓这样要求女儿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读过一个调查：美国哈佛大学对456个爱做家务和不爱做家务的孩子跟踪调查20年，20年后发现这些孩子差别很大，失业率是1∶15，犯罪率是1∶10，收入相差20%，而且，爱做家务的孩子离婚率低，心理健康。
孙云晓要求女儿每次开饭前帮大人拿碗筷，每天把自己的袜子洗干净，用完东西要放回原处。
第六，美国教育注重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学生重死记硬背。
中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一个总结，把学生教到无问题就好；美国的教育善于给孩子启发，希望把学生教到能不断提出新问题，课堂上鼓励不同的声音。中国的课堂如果对教师的结论不同意会遭受批评，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则受到表扬。
我在网上读到这样一个故事。1998年年底，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上海市访问，希望听一堂中学的科学的公开课。于是他们被安排到一所重点中学，听一个特级教师的课。这位老师有很好的教学方法，课堂上除了讲解，还不停地提问学生。师生互动，气氛热烈。这堂课可谓天衣无缝。可是，当中国的接待着请美国客人谈谈他们的感受时，他们耸耸肩：既然教师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这堂课还上它干什么？
中国的教师通过上课讲解，让学生从不懂变成懂，从有问题到完全弄懂没有问题，负责任的老师下课时，总是问学生，“都听懂了吗？还有问题吗”，当学生回答没有问题了，教师就认为大功告成。这种教育称为“去问题教育”。而美国的老师却认为，好的老师应该能激发学生的问题，上课前，他们有问题，老师在回答学生问题的过程中，有意通过情景、故事、疑问、破绽等激发学生更多的问题。这是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教师并不以知识的传授为目的，而是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深入思考，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独立见解为目的。
与此相关，中国的课堂气氛比较严肃，美式教育则比较轻松随意。中国学生上课以黑板和老师为中心，美国学生围成一个圈，很随意的样子。
女儿给我讲过她美国老师的故事。话说有一天，老师一进门，学生们都轰地笑了。原来，大雪天，老师穿了短裤来上课。课讲到一半，滔滔不绝的老师突然没声音了。女儿有点奇怪，从笔计本抬起头来，发现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咔嚓，咬了一大口。美国学生见多不怪，几个亚洲学生忍不住笑了起来。老师一脸无辜，说，这有什么好笑的，饿了还不让人吃东西吗？你们也可以随便吃。
吃完了苹果，接着讲课。
《新快报》记者赖妍曾采访过广州美国人国际学校高中督导和小学教师卡尔·布莱恩和辛迪·布莱恩两位美国老师。辛迪说，两年前她刚来广州教书，班里有一个转学生，每次跟她说话都要站起身，毕恭毕敬，吓老师一跳。辛迪此前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在美国的学校，学生有话直说，不懂就问，不用举手，更不用站起来说话。
卡尔认为，中西教育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老师在课堂上提一个问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而老师说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与之不符的回答都是错误的。但在美式教育中，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千百种，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老师会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而不是限定他们的思维。
中国的教育重标准答案，这对一定得有标准答案的数理学科没有负面影响。但是，标准答案于文科却是致命的重伤。应试教育，注重题海战术，数理的确需要解题以训练逻辑思维能力。理科教育不涉及意识形态，相对来说，能健康发展。事实上，论起数理化，中国学生走遍美国都不怕。就如高钢老师在本书所讲，他的孩子到了美国，老师看了他的数学作业，说两年他不用再学数学了。中国的理科教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学竞赛中拿奖便是证明。
但是，文科做题，尤其是做有标准答案的题，害莫大焉。
文科的标准答案，超乎一般人的相像。我以前在一所大学教书时，每年暑假都参加政治阅卷或语文阅卷，故此深知标准答案是怎么回事。阅卷前，每一位老师发一份标准答案。选择题自不必说了，就是论述点，也是按“得分点”给分——比如，一道十分的论述题，分四个或五个得分点，每一个得分点都是固定的几个字，有了这几个字，这个得分点就给分。几个得分点加起来，就是这道题的总分。——不是看你是言之有理，而是看与标准答案是否相符。
阅卷时，有的老师仔细阅读学生答题的全文，结果速度就很慢。有几个老师看卷特别快，窍门就在于凭直觉，一目十行，直奔得分点的关键词。大家就说，这么快速度会不会判分不准确呢？这可关系着学生一辈子的前途呢。结果一核，速度快的阅卷法，比认真读全文的还要准确。
现在的高考我不知道政治还是不是单独一张卷子。但是，就是语文，大部分内容也是有标准答案的。
在中学老师那里，作文的起承转合引经举例都是有固定的写法固定的程序的，比八股文还八股文。
我女儿在中学时，经常向我诉苦，她的作文被老师批评了，说写法不对。作文竟有对错，还有写法？身为记者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女儿写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写了这个朋友的优点和缺点，老师要求她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
后来我采访徐国静时，也聊起孩子的作文。徐国静说，她指导女儿写的作文，非常漂亮的文章，被老师说得一钱不值。后来读了郑渊洁的文章，郑说他替儿子写作文，老师给零分。我这才有点理解了中学语文老师的眼光。中学老师有他的理由：不这样写作文，作文就得不了高分。
按老师的教法，女儿能不能拿到高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能确定的是，女儿越来越厌恶作文了。
刚才说了作文。现在再谈学历史。关于西安事变，中国学生是背下年代、人物以及事件的过程。
我上高中时，坐在我桌前的男生，他的名字我全然不记得了，有一个画面却在几十年的岁月风尘中一直清晰。天还未亮，教室里是冬天晨雾里晕着光晕的烛光，那烛光像湖水一圈圈地漾开，模糊而又清晰。前桌的男生坐在一圈光晕里，长脖子上顶着一个尖尖的脑袋，缩着背，揣着手，一遍遍地背：“戊戍变法，一九一八”。一直背了十多分钟。我不知道他记住了没有，但因为他的聒噪，我至今仍记得变法时间。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美国学生是这样学西安事变的：假想一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历史接下来会怎样发展？而且，这叫发散性思维。
这是黄全愈告诉我的。黄全愈曾详细记录了他儿子矿矿是如何学历史的。有一次，矿矿的老师亨利克先生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事：独立战争前，美国人民已开始用各种形式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有一天，愤怒的民众包围了波士顿政府。英国士兵端着枪围成半圆形，守在大楼外面。人们不停地向英国士兵扔石头……混乱中，忽然传来一声 “开火”的命令，民众纷纷中枪倒下。惨案震惊全国！迫于压力，殖民政府不得不把英军指挥官推上审判台。最后，该指挥官被判处死刑。然而，根据记载，这个指挥官至死不承认曾下令开枪。这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各位先生、女士，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事实的真象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开庭来审判这个案子……”
老师巧妙地把历史引到现实。孩子们群情激昂，全班二十多个孩子都进入了历史的角色：证人，被告，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
矿矿很荣幸地当上了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这场历史性审判的主角，能不能翻历史的案全凭这位“大律师”了。
我想，如果历史可以这样学，那一定很有意思。
除了发散性思维，美国的教育还讲究批判性思维。强调的是凡事要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美国的SAT考试，会考数学、批评性阅读等。批评性阅读，强调的是，读任何人的文章，都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并判断对错。正是带着这种批评的眼光去阅读书籍，去看报纸、电视，天长日久，美国学生就形成批判性思维，且逻辑思维非常严密。我女儿经常向我说起，她辩不过美国学生。比如说，美国的小学都是小班，一般是20个学生，最多不超过30个学生，如果31个学生，那么就是违法了。小班为什么好？美国学生会就你的论点提出一大堆问题，比如，你这样说，有没有考虑到老师的素质？有没有考虑地点，不同的洲情况不同等等。而美国学生论述某一个问题时，初听你觉得岂有此理，再听，他逻辑思维非常缜密，无懈可击，还真能成一家之言。
美国从小学起，就训练孩子如何写论文，如何到图书馆查资料，如果在文章后边做索引。而中国学生，知识的学习与学问的研究是分开的，直到大学时，才第一次写论文。
我曾采访过美籍华人刘力明和张思珍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婷娜和颖娜先后考上哈佛大学。
姐妹俩就读的高中非常注重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校拥有整个威郡地区最强的科学研究项目。婷娜和颖娜在高一时都申请并被选中参与科学研究项目，每两周至少要花13个小时做科学研究，她们坚持了整整三年，姐妹俩竟然都获得了全美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要知道，由英特尔公司赞助、久负盛名的英特尔科学奖，是美国公认的“青年诺贝尔奖”，历年60多位冠军得主中，有六人获诺贝尔奖。因此，对获得英特尔科学奖的学生，哈佛都会另眼相看。
婷娜的获奖论文是“父母近视以及与视力有关的行为对近视眼形成的影响”。为了这篇论文，婷娜向中学生发出了800多份问卷，经过一番努力，收回了有效问卷289份，婷娜以此为资料完成了论文。她在研究中发现，父母近视、过多的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以及过少的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是导致近视眼形成的三大危险因素。具备这三大危险因素的小孩属于近视高危人群。对这一高危人群采用保护眼睛的行为治疗，如增加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减少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效果可能会最为显著。
论文最终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和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同时还参与英特尔世界科学与工程竞赛，获得了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名，为此，麻省理工学院以“Tina Liu”的名字为一颗宇宙小行星（No.23071）命名。当希拉里得知她获奖时，还特意写来贺信。
颖娜的获奖论文是“一种既有效又环保的治蚊方法”。小姑娘以前连蚊子、蜜蜂都分不清，4岁那年回中国，看见蚊子以为是蜜蜂，对舅舅说，小蜜蜂又咬我了！
偶然得知每年有7亿人因蚊虫生病，其中数百万人死亡，颖娜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蚊子：嗯，怎样才能消灭蚊子呢？与其消灭在空中飞的蚊子，不如杀死它的幼虫容易；蚊子在水里产卵，虽然在所有的水面治蚊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劳民伤财，不如“诱而杀”：吸引蚊子来指定的地点产卵，然后杀死蚊子的幼虫。
小姑娘决心找出一种家家户户都能使用的、环保的、非常有效的灭蚊方法。足足几个月的时间，颖娜在家里后院鼓捣十几个盆子，它们一溜排开，有两个分别放了清洁的水和脏水，余下的盆子，积水里加了树枝或草，也有的是石头或沙子……
实验结果表明，盆中插有枯干小树枝的积水，吸引了绝对数量最多的蚊子前来产卵，是蚊子产卵的首选地点。接着，小姑娘又在不同的积水盆子里添加各种类型的洗涤剂，有的是洗衣用的，有的是洗手用的，还有的是洗碗用的……再试验每一种洗涤剂的哪一种浓度杀蚊子的幼虫最有效。实验表明，低浓度的家用液体洗碗剂最有效，几乎杀死了积水中的所有幼虫；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洗碗剂不是通过毒性杀死幼虫的，而是通过改变水分子的张力导致蚊子幼虫不能悬在水面呼吸而最终淹死的。而且，一次添加的低浓度洗碗剂的杀蚊效用可以维持长达数周时间。
颖娜的论文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后，<世界日报>对她进行了报道。身为科学家的父亲，看了两个女儿的论文也感叹：“我上大学时的水平都不及我现在读中学的女儿！”。
婷娜除获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还获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又获美国国家杰出才能奖学金……共计33项奖；颖娜共计获18项奖，包括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等。
第七，中国的父母只重智商，美国父母注重培育孩子的情商、重视孩子的领导能力。
看一看美国录取学生的标准。
其实，每一所美国大学招生标准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各自的标准都要基于能否实现他们的办学宗旨。比如，哈佛的使命是为了培养在21世纪中能够改变世界的领导人才。因此，哈佛招生时希望能招到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才华、兴趣、背景、观点和有潜力的人才。
顶尖大学的招生近似于建队，这建立起来的队伍必须能在未来为该大学争光，能带来长远的利益——美国大学不仅教学设施好，而且能给为数众多的好学生提供奖学金，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校友捐助。所以，顶尖大学把招收的新生看为是大学阅读的新投资。因为有那麽多的复杂因素，顶尖大学的招生也就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
招生小组首先根据学生的学业成就做第一轮评估，这包括检查学生的全国统一标准考试成绩：如称之为美国高考的SAT-I或ACT的标准考试、 SAT-II专业考试、所在高中四年所修学科的考试和学业排名、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术竞赛获奖项目等都在评估范围之内。
此外，学生在高中期间选的课程难度也在评估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学生选的课程越难，在高中时的四年总成绩越高，在高中的排名越前，在全国统考的各项标准考试中成绩越高，通过第一轮评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高达80%的报考学生能够通过第一轮筛选，而哈佛大学2008年的最终录取率低达7%。在接下来的评估中，招生小组会审查报考学生在校内外参加了哪些课外组织和活动，担任什么职务，做出了何种努力等等。而且招生小组会根据学生本人写的自我评价和小文章看学生怎么看自己，根据老师和指导顾问写的推荐信看别人怎么看学生，再通过面谈人员的评论看学生的临场表现。这样，招生小组就根据学生在课外活动上的成就以及个人素质方面的综合评估来选择符合他们招生标准的最优秀的学生。
请读者注意，美国大学录取学生要看学生做义工多长时间，这是考察爱心，看学生做了有薪工作多少小时——做义工献爱心机会多多，但是如果打工能赚到钱，说明学生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美国的家长总会要求孩子打工，大冷的雪天，天还未亮，小孩子就要从暖被窝里爬起来，去送报纸，而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或是不差钱的什么银行高管。
当然，让孩子打工，除了为上名校增加筹码，还有很多原因。首先，父母对孩子是有限责任，就是上大学，父母只出学费一部分。不同于中国的独生子家庭，一般美国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出于公平的原则，家长不可能把钱都用来供一个孩子读昂贵的私立大学。名牌私立大学，学费一年在四五万美金，一般父母绝对不会全拿，除非他是华人。所以，美国的学生基本都要靠打工赚部分学费，除非学生想上收费低廉的社区大学。
我之所以把美国学生打工放在美国父母重情商教育这一节里，是因为，美国的父母认为：打工赚钱，能让孩子早日真正地走向社会，从而学会与人交流与合作。学校里都是同龄人，没有利害冲突关系简单，打工才能与不同的各色人等交往提升情商。要想打工赚钱，不仅要与同事与老板基本融洽，也得有能力让顾客满意。比如在饭店端盘子或在超市做收银员。美国父母非常看重这种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认为一定要从小就开始培育，情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就像我们现在重视早教——当然仅限于是背唐诗学认字的智力教育——从三岁开始一样，美国父母相信情商比智商重要，相信情商要及早开始培育，等一个孩子超过18岁了，性格定了型，与人交往的能力基本是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了。至于学知识，闻道有先后,啥年龄也能学。
打工还能培养孩子的理财习惯；还能让孩子忙碌起来，又是上学又是打工，每天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效率高；还能培养孩子的敬业精神。对工作对的热爱和投入,也要从小就培育.
当然，美国的孩子都去打工,也与高考压力不大有关。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想上名牌大学，孩子们放学或假期都有时间打工，而中国，高考像山一样，孩子就是睡梦里也都在写作业，哪有时间去打工？当然，美国也的确为中学生提供了许多打工机会，而我们没有给中学生除学习外的任何机。
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非常注重学生是否有领导能力。
我在采访张思珍时，她很感慨地说，刚到美国时，对美国人与人交流的能力她印象非常深刻。开大会时，几百人的场合，一个普通员工可以站起来发言，侃侃而谈，像跟家人说话一样从容、自然。他觉得非常震撼。而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很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不少都是“敏于行”“讷于言”，就因为不能有效地与人交流，很难进入领导阶层。因了老一代移民的这份集体痛楚，他们夫妇非常注重培育女儿与人交流的能力。
假日开家庭派对，有很多夫妇带着孩子来刘家，他们就把接待小朋友的任务交给两个女儿，要求她们组织小朋友游戏，还要让小朋友吃饱喝足。一旦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女儿要自己解决。派对结束后，两个女儿争着向爸爸妈妈报告，谁把谁打哭了，谁抢了谁的玩具，她们又是通过什么措施把哭的孩子逗笑了，等等。妈妈边听边点评，这样就提高了孩子待人接物的能力。
饭桌上，张思珍常向女儿传授与人沟通的技巧。婷娜升学时遇到了一点问题，升学指导老师又极忙，张思珍就跟女儿讨论用什么沟通技巧，才能让百忙中的老师重视她反映的问题。正因为时时注重沟通的技巧，女儿被人拒绝时，从不抱怨对方。一次，婷娜申请加入一个俱乐部未获批准，她对妈妈说：“可能跟他们没沟通好，所用的方法没有充分展示出我的长处。有机会再去与他们沟通。”
口才好才能与人有效地交流。一次，在父母的鼓励下，婷娜参加“青年政府（JSA）”组织的演讲竞赛，题目是“阿拉斯加的石油该不该开采”。她在家里预演讲了好几次，每一次爸爸妈妈都认真提意见：“太快了！”“表情不够丰富！”婷娜演讲获奖了，他们跟女儿一样激动。
刘力明和张思珍鼓励两个女儿参加各种组织活动。有两年的时间，婷娜担任JSA东北州的发展部部长和她所在的高中JSA俱乐部的副总裁。JSA是让中学生来模拟政府运作、学习辩论技巧、锻炼他们领导才干的一个组织。JSA也要通过演讲竞选，角逐“州长”、“副州长”、“市长”等职位。作为发展部部长，婷娜负责在各中学发展分部，并为分部从学校那里争取到财政支持出谋划策，父母常常为她的“出谋划策”出谋划策。
2006年和2007年，姐妹俩先后荣获美华协会颁发的“高中生杰出领导才能奖”。刘力明夫妇出席颁奖大会时，很多家长们围住问他们：“一年才有一个人得奖，怎么年年都是你的女儿？怎么教育的啊？”
“你看颖娜领奖时讲话，面对三四百人，落落大方、笑眯眯的，也不用讲稿，还讲得生动精彩。口才怎么那么好啊？”此时，真是做父母最幸福的时刻！
中国一般不太允许小孩参加真正的社会活动。但在美国小学生一旦走进校门就开始真正参与社会活动了。
结束语
中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同，可以在文化、育子观念、教育体制等方面找到解释。
从文化上说，美国人更注重个体，中国人更看重家庭和集体，忽视个人价值，强调家庭和集体。比如美国梦的含义是，每一个移民来到美国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成功，只要你肯努力。美国提倡的爱国是，每一个人实现美国梦了，美国也就强大了。而中国梦的含义是，国家好，民族好，然后个人也就好了。殊途同归，都有道理。
美国人更倾向于把每个人看成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是独立个体，父母也是。父母不会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该度假时度假。跨国婚姻中，常见这样的场面。美国丈夫与中国妻子正在吃饭，躺在婴儿车里的孩子哇哇地哭了。妻子立即要去抱，丈夫说：“孩子哭一会儿没什么，你吃饭是更重要的事儿。”
与美国父说母对孩子的有限责任不同，更注重家庭的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地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幸福。如果孩子大学毕业仍不能自立，仍要啃老时，他们仍默默地继续尽着无限期的责任。而在美国，亲子关系在孩子超过18岁后变得松散，孩子以花父母的钱上大学为耻辱，当然，也几乎没有孩子与父母同住，父母养老全靠养老保险。
不要说我们中国不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学校里也开思想道德教育课，但是，与美国对孩子的爱心教育始于蜂鸟不同，我们的教育则讲爱祖国爱党，这对于小学生来来无疑对牛弹琴。关于这一点，高钢老师在书里详细论述了。
本文开头说到中国学生在智慧、真理、财富、权力四项，毫不犹豫地直奔权利和财富，这是社会风气所致，也与学校的教育有关。
本来，中国私塾教育是很注重道德教育的，尊师，教敬父母。父母在不远游。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承下来。经过文革，传统的道德底彻底走向消亡，我们现在的学校，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现代科学样样俱全，但现代教育的精神诸如师生平等，诸如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独立的批判精神，全然没有学到。
在现在的学校师，传统的尊师主以及师生亲密关系不复存在，但是，老师对学生的严厉管教却继承了下来；师生之间平等的关系也没有从西方学到。在高考指挥棒下，师生被功利捆帮在一起。学生的分数高考的成绩与老师的工资挂勾。这样急功近利的老师和学校，能培育出胸襟宽大、有家国情怀的学生！
说到教育体制，很多人就控诉应试教育。以至于我日前参加一个讨论户外教育的沙龙时，一开场，主持人先声明说，大家不要控诉应试教育，否则就成了开不完的诉苦会了。
那一种教育都要考试，美国的大学每星期都考试，考试能促进学生的学习，考试本身没有错，关键是，考试考什么，怎么考。中国的高考之所以广为家长所诟病，就是因为这种考试越来越僵化，成了比清代八股文还有糟糕的考试。
而这样僵化的考试，与中国高校、中学的僵化的学校管理模式相关联，成了无法革除的症结。
中国的大学，是与官僚体制捆帮在一起的、僵硬的行政化的管理制度，全然没有引进西方现代大学的管理机制。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最近读民国的书，发现民国时的大学彻底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由学校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命。而现在的大学却是正部级副部级，校长是高级官员。大学彻底丧失了在学术在思想上独立之精神民主之风气，成了完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
由这种死气沉沉，全然没有民主与自由风气的大学，用高考招生的指挥棒指挥中学，能把中学引到好的境地？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美国的中小学是怎么管理的。
首先美国的中小学生一般采用就近入学的方式上学，如果想上好的公立学校，父母就要在好的学区买房或者租房，只有这个学区的居民才可以在本区免费入学。换言之，只有住在好学区的居民才有权力享受好的公立学校的教育。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主要是本学区居民每年缴纳的财产税：包括房屋财产税和汽车财产税等。全学区居民每年财产税的绝大部分由财政部门拨给本区教育局做教育经费。因此好学区多数是在居民收入较高、教育水平也较高的地区。学校的教育经费多，社区环境好，意味着教师工资高，加上学生来源好，自然就能聘用到较好的教师。最好的学区小学老师的教育程度平均是硕士以上，甚至还有博士。每个学区视居民的多少，建立数目不等的中小学校。学区的教育理事会（Education Board）由所在区居民投票从居民中产生，是个介乎咨询与监督之间的机构，虽然没有直接行政权，却有权决定任命谁为学区行政最高负责人，在经费问题上有否决权。每隔四年，学区都会重新投票选举教育理事会成员，愿意从事这项公共服务的小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成为候选人。投票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这时候，居民不少人都在门口草地上插了支持某候选人的牌子，那景象跟选总统、选参议员一样热闹。邻居之间意见不同也不介意，各造各的声势。另外每所公立学校都有家长联合会(PTO)，负责协调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平衡各方利益，监督学校工作,部分参与教学管理并协助组织教学与课外活动。
除了公立学校以外，还有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经费是学校自己筹集的，学生入学一般经过筛选，每年的学费大约在15000美元以上。从宏观上看，美国学生的家长作为纳税人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与家长的经济地位紧密相联。没有钱在房地产较贵的地区买房、租房的人就很少有机会在好的公立学校享受免费教育，当然就更难享受私立学校的教育机会了。
我的结论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先改变中国中学和大学管理体制。如果大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依附于官僚体制，那么，在这样的奴才大学的引导下，中学及其高考生，只能做奴才的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