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的反共游击队员
反共游击队员三百万人壮烈成仁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他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把这种滥捕滥杀定性为“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政。斯时川东川北犹在激战。九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台北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号召国军“在短期内完成相当的准备，发动积极的反攻”，此后国共内战在西南与沿海岛屿继续激烈展开：成都撤守是在十二月廿六日，西昌撤守则延至翌年三月廿七日。但是随着土改、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陆各地反共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也风起云涌，一批业已投共的国军官兵则伺机反正。在广西、湖南等省，地方反共武装结合国军游击部队，一度达百万之众。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尚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美国政府宣布在台海采中立立场，所以大陆各地的反共游击队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共军各个击破，景况极为惨烈。中共宣称投入一百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历时四年才将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匪患’平息下去”。
五十年代大陆的反共游击战争究竟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呢？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指反共游击战士)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在台湾方面，自然乐见大陆上反共游击武力发展壮大，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北中央日报头版以大篇幅报导“游击武力遍布大陆，到处活跃对抗共匪”。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又以头版报导“大陆反共游击武力，艰苦奋斗壮大起来”。十月廿五日中共宣布出兵“抗美援朝”，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彝鼎召集中外记者会，报告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发展状况，证实有一百六十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人，其中以西南地区力量最大，有四十七万七千六百卅人。一九五三年，国军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抵美时接受传媒访问，则宣称有七十五万游击战士正在同中共作战。
这支数以百万计的反共游击部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扮演了感人至深、慷慨悲壮的一幕。可是，由于传统的“成王败寇”历史观的荼毒，他们的英雄事迹长期湮没不彰，甚至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也鲜少有关大陆反共游击队的记载与出版物，尽管他们之中相当一部份官兵本系国军戡乱部队，而且部份指挥官是由台湾奉命回大陆指挥护国游击战争的。
五十年代初期大陆反共游击战中，有一位不可忽略的风云人物─—毛森。那时菲律宾华侨组团访问台湾，敬献三面锦旗，第一面献给总统蒋公，第二面献给行政院院长陈诚，第三面便是献给毛森，由此可见此人曾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残杀俘虏惨绝人寰
自一九七八年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渐渐远离僵硬的马列教条，自上而下充斥了“一切向钱看”的信念。作为清水衙门的档案部门，为了“创收”，也动开了卖档卖档案的念头，所以尘封几十年的反共游击队档案便得以重见天日，虽然开放档案幅度有限，但也足以使外人窥见共产铁幕遮盖下之冰山一角。
一九九九年九月，共军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仗着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反共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中共惯用“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杀死、杀伤、俘虏的总数，但时隔半个世纪，愈来愈多的剿“匪”部队成员撰写回忆录，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用国军俘虏练刺刀还不过瘾，一些共军中下级军官还挖出俘虏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共方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反共游击队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倘若加上五十年代中、后期反右、肃反、西藏平叛诸役的杀人数，则远远不止区区三百万人了。
大陆撤守前，蒋公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来迎接新的时代，奠定新的基础”“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他所说的“新的力量”“新的基础”就是指当时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游击队，拟把建立与发展地方武装、开辟敌后战场，作为反攻大陆、收复失土的重要手段。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土地只及大陆的三百分之一，人口只及六十分之一，无论从社会资源、外交情势诸方面考量，派人渗透大陆乃至反攻大陆，都不啻以卵击石。蒋氏父子对两岸力量的对比洞若观火，但仍然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基于道义与使命感──作为中华民国缔造者、捍卫者的中国国民党，如果由于戡乱失利退居台湾便主动放弃光复大陆的责任，那么即使她能在台湾安和乐利、繁荣富足，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国民党对彼岸的中共政权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枕戈待旦的攻击姿势，哪怕派飞机掷下反共传单或以空飘、海漂形式向大陆饥民赠送些粮食罐头，也足以使亿万受苦受难的大陆同胞知道国民政府还在宝岛台湾存在并依法施政，不至于完全忘怀。所以，尽管突击队登陆后很快全军覆没，尽管空飘、海漂的食物大多数被大陆军警没收而到不了百姓手中，但是对大陆的袭扰工作仍然坚持了四十年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