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人将要在监狱里度过四年多时间。而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我认识的几个人也将受到监禁判决。这些人中没有、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我自己或我深爱的人，但这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
六个月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第三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夕，我和伴侣带着十岁大的女儿和两个月大的儿子去参加了一次抗议游行。那天阳光明媚，游行也是合法的，我们的几个朋友也带上了他们的孩子。如果那时有人问我，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我会说，接下来的集会可能会很无聊。事实上，我已经请求不要出现在演讲人名单上，因为我觉得那次活动组织得不是特别好。
真正出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在游行路线和集会地点之间建起了一道屏障，不让一些演讲者上台。此举首先引发了人们的静坐抗议，后来导致游行示威者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根据官方的报告，冲突导致包括30名警察在内的几十人受伤，另有650名抗议者被捕。
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几个小时，因为我和女儿走散了。她一直和一群喊口号的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在一位朋友将我女儿带到警方警戒线的另一边之前，她亲眼目睹了许多暴力行为。
5月6日被捕的所有人都在被关押了一天到两周之后获释。但几周之后，真正的逮捕开始了。十几个人被逮捕，甚至还有更多人被控煽动群体性骚乱或袭击警察。
这些人中只有马克西姆·卢兹亚宁(Maxim Luzyanin)一人认罪。他被安排首先受审，然后他的供述和定罪会被控方用在其他人的审判中。人们曾普遍认为，作为对他的配合的回报，他会被从轻发落，十有八九根本就不用坐牢。然而，他获判四年半有期徒刑。这清晰地表明，其他人将面临更重的处罚。
在卢兹亚宁受审前不久，《时尚》(Esquire)杂志俄语版发表了同在5月6日受伤的特种部队人员的一系列采访。除其他事情外，他们还谈到了自己在游行前收到的指示。大部分人称，他们被要求要特别注意那些带着高音喇叭的人，那些人就是“故意挑起民愤的煽动者”。
我十岁大的女儿带着一个喇叭筒，反覆喊着“一、二、三，普京，下台！”在俄语中，这句口号押韵。但她居然会被当成煽动者。我是疯了吗，居然把她带去还把喇叭给她？没有，我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处境马上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六个月后，至少每周都有逮捕和警方对活动人士进行搜家的新闻。这个周末，我看到一篇博客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如今不幸降临到我家里了。我孙女儿寓所的门铃大清早就被摁响了。”看到文章时我一点儿也不震惊。我略读了一遍文章，想看看自己认不认识那个寓所惨遭搜查的年轻女子。后来发现，我认识她，不过不太熟。
我同时还浏览了当天的一系列博客文章，这些文章在争论能不能把2012年比作1937年。斯大林(Stalin)在1937年发起了大清洗(Great Terror)运动。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差别，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即人们觉得自由空间越来越小了。
我发现自己想起了一小段对话，来自上世纪70年代异见人士的一个讽刺故事。一个手拿历史教科书的小男孩走进房间，满脸疑惑。
“爸爸，真的有过1937年吗？还是说1936年过后紧跟着就是1938年？”
“没有1937年，儿子。但将来肯定会有的。”
德国之声：抗议本身不是政治方案
俄罗斯反对派宣告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来临：12月将再次掀起抗议的浪潮。俄罗斯政府则尽全力阻挡这股力量。
这是一场权力之战。俄罗斯究竟掌握在谁手中？是权力机构--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还是反对派？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一方是听命于普京的强大国家机器，另一方是力量分散的抗议运动。后者希望团结起来，以一种声音说话，并因此在互联网上选出协调委员会。
分散的反对派
抗议运动的参与者是年轻人，他们的首要诉求是一个没有国家控制、没有普京的未来。21岁的伊莎贝拉·马格科娃（Isabelle Magkoeva）就是其中之一。她说：“我们在准备一场革命！”父母不理会政治的立场令她感到不满。“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的连苏联是什么都不知道。与父母一代不同，我们毫无畏惧！我们并不愤世嫉俗，而是相信，我们的国家存在改变的可能。”
环保人士叶夫吉尼娅·基利科娃
无所畏惧，的确如此。但是，这些年轻的示威者却没有明确的方案。他们中有人是环保主义者，有人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有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即便是协调委员会内部也不无分歧。
以德国绿党运动为楷模
环保人士叶夫吉尼娅·基利科娃（Jewgenija Tschirikowa）对欧洲和德国的绿党政治运动有深刻的印象：“比如德国，那里的人们真地为自己的想法而战斗，他们走上街头，建立团体。这是一种基层运动，不是自上而下的。”德国的例子使她受到鼓舞。
然而，俄罗斯大多数人目前还没有尝试的勇气。尽管抗议活动也蔓延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外的城市，但特别是中产阶级还与抗议运动保持着距离。这些35岁至40岁的人们完全忙于生计。他们既没有多余的时间，也害怕国家的强权，担心自己会被列上黑名单。
莫斯科一次抗议
国家的恐吓
米舍亚科娃（Anastassia Mescherjakowa）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单身母亲，抚养两名子女，在莫斯科开有两家餐馆，生意不错。她说：“我其实只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真的有效。至于政治理念，什么左派右派，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有规则，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民众都遵守的规则。这样，很多事都容易了。”
俄罗斯的国家机器尽可能阻止像米舍亚科娃这样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手段是威胁和恐吓。这也包括一部新出台的法律，按照该法，与外国组织合作的俄罗斯人很容易被指控从事间谍工作。
中产阶级的声音
尽管如此，反对派仍宣布，今年12月起将再次掀起抗议的浪潮。
12月，一个旨在维护中产阶级利益的新党将宣告成立，名为“民众联盟”。该党的顾问阿舒科夫（Vladimir Aschurkow）不久前还是一家金融和工业康采恩“阿尔法集团”的顶级经理人。他说：“我们的党旨在为那些反对现行专制腐败政权的广泛民众，提供一个发声的机会。我们的党纲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我们视俄罗斯为欧洲国家，我们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
至少在一点上，除共产党外，各政治团体意见一致，那就是：反对普京家长式的作风。自从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以来，国家的强权有增无减。反对派追求的是另一个俄罗斯，对内自由，对外明确以欧洲为导向。正如阿舒科夫所述：“俄罗斯无须另辟蹊径。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我们属于西方文明，无论是文化、历史还是宗教。俄罗斯属于欧洲的时代不远了。”阿舒科夫说，这首先反映在法治国家、媒体自由和有效的国家运作上。
2012年9月15日莫斯科反对普京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