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笔者评论汇率升值与热钱的报道，引来了一些专业人士和读者对笔者是否够“专业”的怀疑和批评。也正因此，笔者觉得无论如何，得说两句。
在数年前，我刚刚出道作为一个市场分析师的时候，那时舆论关于热钱的讨论甚至比现在还要热闹。面对市场关心的问题，作为初生牛犊的我自然也满怀热情。然而，在经过两年多的紧密跟踪分析之后，我逐渐明白：各方对于热钱的担忧，其实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鬼”的恐惧没有多少分别；虽然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所想象的“鬼”不一样，但却在“鬼”这个共同的称呼下达成了共识、并以为别人说的和他说的是一样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热钱”之“鬼”的争议中，每次含糊不清的概念都是诱发争议的“元凶”。
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含糊概念自然是“热钱”，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统计操作上都“同时”获得了各方清晰认同的概念。这一点，我个人在2008年5月29日的一篇文章《争吵已出现，情人能否依然热恋？》（参见拙作《预测背后的逻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8月）中开篇就明确讨论了这个问题。
笔者这样认为， “首先，‘热钱’内涵界定存在差异。从纯粹统计角度定义，热钱更多是指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的外汇；从动机角度定义，热钱更为强调‘投机’而非‘投资’；从金融安全角度定义，热钱则是指能够短期内快进快出、可能危及金融货币体系安全的资金。因而，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各方都公认的、可清楚计算的定义。
其次，数据本身包含诸多噪声。即便各方定义一致，对于中国当前数据的测算也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是：（1）在正常公布的统计数据中，难以清楚辨识此前央行通过汇金公司利用外汇储备对商业银行注资、通过特别国债向中国投资公司进行的资本金转出、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货币掉期操作、金融机构以外汇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的具体数额和发生时间；（2）在正常公布的统计数据中，难以区分贸易、FDI等正常统计数据中到底存在多少虚假成分；（3）当然，更难以获得非法渠道流出流入的外汇的具体数额。
正是因上述技术性问题的存在，要想理清热钱具体数据很可能是奢望，因而，在笔者看来，对于热钱具体数额进行估计的新闻价值也就大于其本该有的实质意义！而如果严谨分析仅仅将关注焦点停留于此，则很可能遗漏了对金融安全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外汇流入方向的关注！”
第二个同样重要、且依旧含糊的概念则是流“出/入”，即所说的“出/入”是以什么为边界？在大众媒体的语言中，有不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明里或暗里给人一种似乎是“从海外向国内流入”或从“国内向海外流出”的感觉。也就说，其所言之“出/入”是以“中国海关的关境”为边界来说的。但是，这种边界概念却与热钱之所以作为一个值得关注概念本质的含义并不完全符合。正如我们在前文概念中所论及的，“热钱”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其进出可能对一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乃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热钱的危害往往与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固定汇率下，货币当局对汇率稳定在特定水平负有责任，外汇的大规模流出/入可能会使这种保持汇率稳定于特定水平的目标无法达成，这是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热钱总是会诱发货币当局和各方紧张的最本质根源。而货币当局能够通过“市场”来稳定汇率水平的“弹药”，显然不是“海关关境”之内的全部“外汇资产”，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按照IMF定义，应该是“货币当局可随时动用的外汇资产”，即“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从担忧热钱进出最本质的心理根源的角度来说，以“海关关境”为边界并不恰如其分，更为严丝合缝的边界应该是相对于官方“外汇储备”的流“出/入”。自然，以“外汇储备”为边界的流“出/入”与“海关关境”的流“出/入”虽然有时有联系却未必总是一一对应的了。
进而，即便资本管制对跨越“海关关境”的流“出/入”非常有效，也未必会对“外汇储备”与私人部门“外汇存款”之间的联通能够起到同样有效的隔离！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走出去”，鼓励“藏汇于民”，放宽国内居民年度购汇额度。目前每个身份证每年可以购汇的上限为5万美元或等值外汇，而一些行为甚至可以合法地不受年度5万美元购汇额度的限制，比如境外刷信用卡购物等，都极大弱化了资本管制的效力。
当然，对于中国官方来说，其语言中所使用的“热钱”概念，及其每年所采取行动封堵清查“热钱”行动之“热钱”，全部是基于前文中提及的“统计定义”，即以是否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审批或备案手续办理的“出/入中国海关关境”的资金 。
由于“热钱”和“出/入”两个概念均含糊不清，因而，自说自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以为是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情形便常常会见诸报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