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利害”??富了少数人口袋，空了大多数人脑袋。在这类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上层权力的垄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无法使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压扁的大脑使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对金钱的崇拜，会表现得更为强烈和不择手段。
南美“裙边”智利，产生过著名的“皮诺切特时代”。
皮诺切特是智利的一名军队统帅，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皮诺切特上台前，智利的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达历史最高点。皮诺切特上台后，开始强行推动经济改革，施行自由经济政策，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在他执政的17年间，智利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尤其从1984年以后，智利经济实现每年5％至7％的高速增长，被国际经济学家称为“智利奇迹”。
按照唯经济发展论，皮诺切特拯救了智利经济，是国家英雄大救星，然而，他晚年却颠沛流离、被智利人民抛弃，差点在国外遭到审判。
为什么他领导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却“不得好死”？
回顾那段历史，会看到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虽然在经济上推行自由政策，国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一贫如洗”：政治高压，国民精神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浩劫。皮诺切特建立的是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军政府解散了国民议会，禁止各类政治活动，长期实行全国宵禁，并展开了针对异议人士的“大清洗”。
没有议会、没有工会、没有反对派，智利经济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飞速发展着。“公民”们在他一步一步的思想控制下成了政府和特权阶层的工具，成为国家意志使用的没有人格的“东西”。
皮诺切特时代，智利人都可以做“发财梦”，但每个都没有安全感。有人称“皮诺切特们”打造的社会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称是“原始资本社会”。那么这种社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上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选段，虽然描述的是19世纪颓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却道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及“原始资本社会”的共性。这种社会呈现的国家特点是：在唯发展论的国家利益面前，政府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拥有暴力机器的公司。这样的政府本身就颠覆了政府应有的道德伦理。
“皮诺切特们”打造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创造“经济奇迹”社会背后，是文明前提的丧失??自由和公正不复存在。
“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皮诺切特最自豪的名言。
自由经济的盖头下，露出垄断的真容。皮诺切特在上台伊始，扬言要把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国度而非无产者国度”，但17年的执政下来，皮诺切却把自己变成了“智利最大企业家”，他和他的家族中饱私囊，所掳掠的家产骇人听闻。据国际组织后来调查证实：包括他妻子、5个孩子、孙子、兄弟姐妹和叔伯兄弟在内的38名亲人都参与和洗钱有关的商业活动。
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利害”??富了少数人口袋，空了大多数人脑袋。在这类社会中，即使经济得到了发展，可是由于上层权力的垄断，剥夺了大众参与社会的各种权利，无法使人民产生对生活更加丰富的情趣，人的生存依然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压扁的大脑使他们在金钱欲望上必然要走向一种极端，对金钱的崇拜，会表现得更为强烈和不择手段。
当然，不能说这样的社会完全没有信仰，虽然皮诺切特标明自己搞的是“新自由主义”，但智利人明白得很，他搞的主义实质是“国家恐怖主义”加“国家资本主义”。对恐怖不买账的国民，为了生存的有限空间和自由，不得不被“拜金主义”主宰大脑。这就是此社会坚定不移的信仰，也是皮诺切特的统治基础所在。
皮诺切特的统治基础，主要来自物质财富的迷信??只要经济发达了，人民就会自动幸福。然而，如果广大国民失去了政治的想象力，执迷在资本狂欢中，则只能专注停留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类概念不可能自动沁入心中，生命也不可能自动达到一个存在的更高层次。所谓幸福从何说起？
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不仅没有政治想象力，而且也没有文化的想象力。七八十年代的智利，推行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在文化管制下，是一片文化荒漠。人民只有吃喝玩乐的权利。人的远大属性消失，文化格调与灵魂高度也随之降低??人人浮在生活的表层，对飘在社会表面的时尚过分追逐；对于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不诚惶诚恐；而对于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置之不顾。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波兹曼博士的这段“娱乐至死”论述，说的就是这种社会的“精神死亡”。“娱乐至死”的社会，最终的结果并不“欢乐”，而是“死亡”。
好在拥有民主传统的智利人，在皮诺切特独裁下浑噩了17年后，终于于20世纪九十年代及时地醒来，赶跑了军政府，使本国重新成为重拾文明前提的“正常国家”。
一个国家，穷一点好还是富一点好，是不需要思量的。但是，如果是失去安全感和正义感的富，对那个国家的国民而言，还是不是福音呢？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的幸福，确实跟“口袋”有关，但是跟经济实力之外的事物更有关系，比如自由、平等这些看似“务虚”的东西，却更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状态。是做生活在一个强势军国中的奴仆、还是做生活在一个自由并不强大的国家社会公民？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新世纪智利人已经给出准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