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从重税走向轻税，厘清税费，建立法治税收体系、唤起经济活力。
重税主义消灭市场活力，比重税主义更可怕的是随意征税，彻底消灭市场的预期。
9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温州有企业5月底接到税务通知，提前预支增值税，让企业“帮帮忙”完成上半年征税任务。到7月份，传出辽宁沈阳等城市商家白昼闭户应对检查的事件，集中检查、运动式执法使整个事件看上去不是为了打假、提高产品质量，更像对财政不足的可笑弥补。不顾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官员防止征收过头税、防止虚增非税收入的表态，各地“再接再厉”确保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的新闻层出不穷，说明税收随意性有增无减。
为了按计划完成税收指标，征过头税或者延期征税，从税收上看，中国似乎没有经济周期，每年稳步增长，这种熨平经济波动率、粉饰太平的事，首先让税收失去了温度计的作用。税收有任务、按年上升本身就是可笑的，在经济下行期政府财力不足征收过头税，在经济上升期则延期征收以避免次年税收指标更高，这些常见手段说明了税收的随意性。
重税与轻税指向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重税的国家政府主导能力强，福利相对较高，而轻税国家则反之。世界总有黑天鹅，税收高低与政府主导能力之力的关系并非千篇一律，新加坡是有名的低税国家，但政府的主导能力并不弱。
中国重税（虽然一些部门并不承认），政府主导能力极强，但没有公共财政的重税，必然导致不公。重税养活了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知识精英、权贵裙带等纷纷被吸纳到体制内，庞大的、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进入体制内，必然会加剧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当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增加时，必然需要更多的体制内的人士，由此加剧重税、重费现象。没有基于对税费的基本控制，中国不可能起立起经济法制与公共财政，大政府现象无法避免，并且还将日益恶化。
只有基于法治原则，严厉控制随意征收税费，才能从根本上削减公务员队伍，降低公务员、事业单位福利特权，实现公共福利均等化。税费如同血液，当源源不断的血液输入体制，希望减少公务员队伍、希望减少福利特权是不现实的，那相当于自己革自己的命，没有人下得去手。看看事业单位改革遭遇的强大阻力，数年无寸进之功，就可以得知社会的重要运行逻辑之一，就是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税收成为衡量地方执政能力的硬指标，无论多少减税的软性口号，都难敌硬指标强有力的考核。
从根本上来说，税收轻重没有绝对标准，以“拉弗曲线”闻名于经济学界的供应学派代表人物，一向主张减税，但其理论遭到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严重质疑。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税收政策从来南辕北辙、轻重不同，惟一相同的一点是税收的法治原则、对于破坏现行税收制度的行为严惩不贷。
相比重税，更致命的是税收随意性导致不公。
政府对于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而对另一些企业实行较为严厉的税收，表面上是扶持符合发展方向的企业，更有可能扶持出一些大而不能倒、效率低下的怪胎，扶持出一些争取地方政府青睐、今天在此享受税收优惠、大圈其地、明天换个地方继续安享优惠的无数投机者。以随意的低税、低地价吸引企业，是撕毁规则的“竞次主义”零和博弈的典型现象。没有人清楚，哪些企业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哪些企业是大而虚弱的，如果我们向车库中的乔布斯征收重税，美国不可能有苹果，如果地方政府救助太阳能企业，这些企业将患上税收依赖症，产能过剩在政府“父爱主义”荫庇下茁壮成长。
税收毕竟还在规则范围之内，各种收费则是附骨之蛆，是扼杀企业活力、难以建立信用社会的根本。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曾经表示，“民营企业的行政性费用涉及30多个部门，70多种费，这些大部分应该取消”。收费实质是税收规则外的潜税收，给予了地方政府按照财政缺口随意调节的权利。随意性极大、层层盘剥的收费体制，从根本上动摇了税收的严肃性，导致企业产生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没有明确预期的税费体制，产生的是税费寻租、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短期行为，因为未来不可预期。
无庸讳言，目前中国税收信用不足，开着宝马吃救济的现象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企业主将个人消费打入企业成本之事并不罕见。此时应该做的是从顶层开始，建立严厉的财产公开与监管体系，而不是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广税基”“从重征收”，而是在厘清税费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税收，以有尊严的税收体制建立经济法治的根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
税收官与企业讨价还价、征收过头税、随意增加企业费用，所有这些做法只有一个效果，降低税收的严肃性，增加寻租空间，同时昭告世人，中国的税费体制是前现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