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黄琦：土地赔偿价格市场化是解决强迫拆迁的有效措施
国际特赦组织10月11日公布了一份长达六十多页的有关中国各地政府强迫拆迁征地的报告，这份报告是通过对中国除了新疆以及西藏之外所有省市的两年多的调查之后公布的，报告综合介绍了中国最近几年来拆迁征地的起因以及过程，介绍了中国司法在保护公民土地以及房地产所有权方面的缺陷以及司法部门在执法领域的缺乏监督，报告特别介绍了四十多个拆迁个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制征地拆迁，制定有效措施保护公民的权益，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公约。
那么，国际特赦公布的这份报告是否切实的反应了中国征地拆迁的现状，我们请长期关注中国征地事件的四川天网网站负责人黄琦谈谈他的感想。
法广：大赦国际的这份报告中有许多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比如说，居民以及农民所获得的住房以及土地买卖的赔偿费到达低于市场价格，报告引述一家研究指出，从1979年至2005年，农民仅收到开发商向政府买地所交付金额的5%，您觉得这个数字符合事实吗？今天这个比例是否有所提高？
黄琦：平均下来确实就是这个比例，今天也还是这个比例，大概就在5%左右。
法广：另外，报告介绍了四十个拆迁个例，有9起事件因当事人抗议和抵抗而导致死亡事件，其中6名男子和3名妇女，其中有七起中居民被受雇佣的暴徒的殴打，这些现象是否确实如此普遍？
黄琦：这种情况比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数字其实应该还要高，据我们所知，中国大陆最近十年来因拆迁征地而造成农民伤亡人数至少不下十万。
法广：你们这个数字是如何得出的呢？
黄琦：因为我们目前所接触的拆迁征地事件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民被打伤，有些甚至因此死亡或失踪。那么，从中国大陆拆迁征地的涉案受害者人数涉及数千万，所以，十万人应该是最低最保护的估算。比如说，就在我身边的打交道的民众中间，我所熟知的成都的双流县就有至少一百人被打伤。
法广：这些被打伤的民众也没有受到赔偿，政府有没有负责医疗费等等？
黄琦：以前这些被打伤的老百姓不仅收不到来自政府的任何赔偿，而且有的还会被送进监狱，被劳教，遭到国家机器的镇压。最近几年来，通过民众的抗争，目前打伤的现象有所减少，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对被打伤的民众进行赔偿。比如说，最近几年来在双流县被打伤的农民还是受到了医疗费补助，但是，他们所应该获得的土地赔偿费或者房屋被损坏等赔偿费却迟迟看不到踪影。
法广：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也提到赔偿不到位的问题，比如说，报告引述一份新世纪周刊的调查数字，在成都地区的20起拆迁案件中，法院认定政府所支持的拆迁违法，所有的农民都提出了行政赔偿的要求，但是，没有一个人得到赔偿。
黄琦：民众往往在得不到司法保障的前提下，在法院的压力下同政府实行和解，所谓和解往往都是不平等的和解，因为民众最终获得的赔偿法往往大大地低于民众赢得的金额。
法广：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公布了多个有关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比如说，《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等，那其中是否是由于执法上的原因？
黄琦：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不是执法上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只是保护政府和政权的看家护院的家丁而已，问题的根本还是政府主体，法院，公检法只是政府的一个科设而已，中国老百姓对这一点早已经看透了。
法广 :那您觉得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网民有不少提出应该采取土地私有制，让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您觉得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黄琦：让土地私有化，这无疑是出路之一，但是，在土地还没有私有化之前，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让农民的土地价格市场化，赔偿价格市场化，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到位了。官方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将土地价格市场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仅是官商勾结的地方黑社会团伙，这些土地赔偿金是要层层上交的，所以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共同犯罪集团。因为，任何一级部门如果收了钱之后，明知这些钱来自农民的农民土地的低价征收，来自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残酷的侵犯，这些政府部门无疑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
德国之声：大赦国际报告：中国强征土地问题加剧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周四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土地强制征用问题近年来愈加严重，导致不少被强拆者绝望中走上极端道路。维权律师指出，加强对政府行为的公共监督，提高公民的自我维权能力是关键。
这份10月11日由大赦国际组织正式发布的报告《捍卫他们的土地》（英文：Standing Their Ground）篇幅达85页，阐述了土地强制征用这个长期以来经常导致民众不满的问题近两年来更加恶化的状况。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以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一个地方干部的政绩，而不去关注这样的经济指标是以什么手段取得。而土地的开发利用，不管是用于兴建道路、厂房，还是住宅小区，往往是最易见成效的途径。
从2010年2月份到今年年初，大赦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对40个具体的案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其中包括与受害者、律师以及维权人士的采访，以及与研究中国土地权益的各国学者进行的访谈。该组织德国分部的中国问题专家普莱特博士（Dr. Dirk Pleiter）介绍道，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工作人员总是尽量试图寻找多个来源对事实情况进行求证，从而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了解到人权侵犯行为是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样的途径来避免。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我们不希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错误的描述，而是努力对事实进行精确的调查。”--但是普莱特博士也指出，中国有关当局仍将外国组织工作人员的独立调查视为眼中钉。在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下，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大赦国际仍然希望，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人权组织能够更容易地进行独立调查，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这份报告中具体描述的案例中，包括2010年3月3日，武汉70岁老妪王翠云在强拆现场跌入沟内被挖土机铲土活埋；2011年6月15日，四川文昌有关当局将一个20个月大的婴儿强行带走，逼迫其母亲签署拆迁协议才将孩子放还。此外，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从2009年到2011年之间，仅仅由强制征地和拆迁引起的自焚事件就有41起。而在2009年之前，已知的相关自焚事件一共也不到10起。
大赦国际报告：中国强征土地问题加剧
关注强制拆迁问题的中国律师郑建伟对大赦国际发布有关中国强制征地、暴力拆迁的报告表示欢迎，但他也指出，更期待的是这类国际人权组织能够提出可行的建议：“最重要的不仅是指出弊病，批评某些行为的不当，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肯定是有积极效果的。我们看到有些案例就是因为媒体以及外国组织的关注，才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维权律师：公民的法律能力建设是关键
大赦国际的这份报告指出，农民是特别容易受到人权侵犯的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他们的土地经常被开发商“盯上”。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发展过快，政府对于这些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又低于其实际市场价值，导致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失去了世代耕作居住的土地。
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普遍过低
郑建伟律师指出，许多普通民众在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方面还缺乏行动能力，不懂得怎样应用法律来监督政府，这就导致“官强民弱”的力量悬殊更进一步加剧。“我遇到很多公民都跟我说，法律没有用，他们（指当地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编者注）是一伙的。”郑建伟认为，要想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不一定要走到诉讼立案这个地步，很多事例表明，加强公民的维权“能力建设”，可以行之有效。比如，在一些土地房屋被征用的居民受到身份不明者的恐吓之后，这些维权者就帮助他们依法请求警察保护。此外，还可以依法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行政信息，之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要求政府行为规范。这就把不少老访民从信访的漫漫长路上，“拉回”到法制、监督的道路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