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经过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强国。中国GDP总量在2011年突然47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突破了5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7位，中国财政收入一举突破了10万亿大关，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4万美元！
然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危机，面对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面对官场普遍的腐败，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面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造成的人心向背道德滑坡，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面对从上到下的投机作恶、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
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乱象虽然让人痛心疾首，但并非人类历史上的孤例。从罗马帝国的崩溃到美国的工业革命，从狄更斯的《双城记》到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尽管乱象程度不同，混乱和失序都是这个时期的普遍现象。然而，由乱而治并不是普遍的结果。罗马帝国和清王朝都轰然倒塌，只有美国走向了现代化。
一个国家要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改变自己的命运，靠的不是运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心态，需要更多人付出代价甚至做出牺牲。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场类似于美国当年的进步运动。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从各个层面来观察，中国目前并不具备产生进步运动的客观条件和觉醒的一代。
回顾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乱而治的进步运动，对今天的中国或许有些启示。
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工业化带来了大繁荣和大发展，在物质财富倍增的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企业通过兼并形成托拉斯操纵市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官员结党营私，充当资本家的代言人，靠出卖各种特许状和工程承包合同赚取大笔灰色收入；矿难事故不断发生，女工和童工的工作环境令人忧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社会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社会财富；因而导致社会骚乱和阶级冲突频发。最有名的是1886年5月1日，芝加哥21万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的大罢工，这成就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与此同时，美国的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食品和药品的生产及销售方面，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一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的景象：食品仓库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一个连续加班的工人累得实在撑不住，掉进了煮肉的大锅中，被自动做成了香肠。美西战争期间，因为大量罐装肉制品都是变质食品，造成了数千美国士兵生病，成百人死亡。
触目惊心的社会矛盾，使得这一时期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严重不满时期”。伴随着不满增长的，是美国社会进步力量的集结和行动：新闻记者发起“扒粪运动”，深入一线，揭发社会阴暗面。林肯·斯蒂芬斯从密苏里城出发，沿路调查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地的社会状况，最后发表了《城市的耻辱》一书，抨击官商勾结，揭露美国各地触目惊心的贫民窟现象。艾达·塔贝尔在1904年发表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把洛克菲勒如何操纵市场、控制油价的做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美孚的老板洛克菲勒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账户。老罗斯福总统在早餐时看到《屠场》一书，大叫一声跳起来，把盘中剩下的香肠用力抛出窗外，从此下定决心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改革。1902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和缩减工时。为了迫使矿主屈服，老罗斯福威胁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政府将会没收煤矿。此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大量劳工立法相继出台；劳工部得以设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初见雏形。
同时，很多社会人士开始进入贫民窟，建立各种社会服务社，给社区的穷人提供课程、托儿所、单身妈妈收容站，教育母亲如何照料孩子，大力提倡禁酒。在他们看来，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经济体系和政治体制，还有个人。
显然，进步运动并不是由某一个政党发起，或特定的社会阶层参加，而是一场由全民参与的自发的社会运动，凝聚了全民的智慧和共识，通过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努力，在几十年之内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
繁荣固然美好，随之而来的腐败贪婪享乐奢华淫乱却是如此的丑陋抑或充满了诱惑！罗马帝国毁灭的前夜，同样是极尽奢华与靡乱，各种大型洗浴场所栉鳞次比。据说连历史学家大普利尼都算不清当时的罗马城内究竟有多少座浴池，到公元三世纪大约有950多个。那个时期，人类自虐感的暴露欲望透视得纤毫毕露、淋漓尽致。
有一句流传下来的罗马谚语真实的再现了罗马上层社会声色犬马的人生：“骑马、打猎、泡澡堂、花天酒地就是生命的全部”。罗马社会卖淫成风、同性恋成群、寡廉鲜耻成堆等伤风败俗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到了后来，罗马帝国还有妓女节、同性恋日等荒唐的节假日。
不仅男人风流，罗马妇女也非常不堪，寻常人妻、人母大搞婚外情稀松平常，罗马贵妇人们更是以包养男宠、互相攀比为荣。妇女们为争相取悦男人，不仅裸露，且把阴毛刮去以增加性感。罗马帝国的裸露不是什么不道德、伤风败俗的行为，反而成为一种“时尚”、“高级”、“貌似酷”的生活方式。这一点，《罗马帝国衰亡史》描述的淋漓尽致。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世界历史的什么时代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从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继位的那段时间。那时广袤的罗马帝国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则完全处于专制权力的统治之下。接连四代在为人和权威方面很自然地普遍受到尊重的罗马皇帝坚决而温和地控制着所有的军队。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全都喜爱自由生活的景象，并愿意把自己看成是负责的执法者，因而一直保持着文官政府的形式。如果他们那一时代的罗马人能够安享一种合乎理性的自由生活，这几位君王是完全可以享有恢复共和制的荣誉的。
这些帝王的一举一动总会得到过当的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来的无边的赞颂；还有他们对自己善德感到的真诚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悦。但是，一种公正的但令人沮丧的思绪却为人类这种最高尚的欢乐情绪增添了酸苦的味道。他们必然会常常想到这种完全依赖一个人的性格的幸福是无法持久不变的。只要有一个放纵的青年，或某一个猜忌心重的暴君，滥用那现在被他们用以造福人民的专制权力，直至毁灭它，那整个局势也许就会立即大变了。元老院和法律所能发挥的最理想的控制作用，也许能有助于显示皇帝的品德，但却从来也无能纠正他的恶行。军事力量永远只是一种盲目的无人能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处世道德的衰败必将经常产生出一些随时准备为他们的主子的恐惧和贪婪、淫乱和残暴叫好的谄佞之徒和一些甘心为之效劳的大臣。
道德精神的堕落弥漫了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的各个社会阶层。罗马贵族将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曲解为一种享乐主义道德，崇尚奢华、狂欢纵欲，并以此理论辩护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正当性。仅就淋浴这件日常琐事，就足以体现罗马人的铺张。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和强盛，挥金如土的消遣娱乐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罗马全年假日公元1世纪时为66天，4世纪时竟达175天，罗马人以近半年的时间沉湎于观看奴隶角斗、斗兽、海战、戏剧、淫乱之中，其靡费之大极为惊人。
随着罗马帝国的繁荣，国家机器的强化，官僚势力越来越庞大。罗马帝国后期，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堕落、挥金如土，终日沉湎于声色淫乐和纸醉金迷之中。他们大兴土木，建筑别墅，不惜把大片肥美的良田改为猎场以供消遣。为了满足其骄奢淫侈的生活，官僚们不断加大对下层民众的掠夺。罗马官吏用贪污、罗马地主用地租达到其聚敛财富的目的，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制罗马贵族、官僚和地主们崇尚奢侈生活的欲望，也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遏止他们贪污受贿和占有更多财富的冲动。罗马帝国为供给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队和宫廷所需的巨大开支，只能竭泽而渔，不断增加税收，国民越来越难以承受。
费雷罗在《古代文明的衰落》一书中曾经写道：“罗马帝国的崩溃除了其它原因，千万不要低估日益堕落的帝国政府机构及管理人员这一重要原因”。罗马帝国建立之初，作为专制皇帝奥古斯都，备受人民推崇。表面上看，“由于奥古斯都结束了长期的内战、不停的劫掠，因此受到了罗马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敬。人们自觉自愿的把他看成一个‘神’，这种对皇帝的崇敬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一种维系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但实质上，人民对于帝国各级政府的爱戴源于罗马帝国强盛时期高效而廉洁的行政力量。奥古斯都，这位统治着如此大的疆土、如此多的臣民的君主，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汤普逊在他的《中世纪社会史》中也谈到，在第二世纪，安敦族的开明皇帝时代，皇室国库财产的管理是又廉洁，又有效能，而且又可得盈余。在帝国盛世争相担任行政长官的富人，为官的动机也是为了荣誉而非贪污。“原在帝国的盛世，有势力的公民争先恐后地竞争市政官位。这批人通常是巨富，他们能以自己的资财来维持这种官位的开支，来供给游戏和竞技场那样的娱乐。法官虽然使他们对中央政府向城市所征税款如有不足应负责任，但他们并不因此裹足不前。他们觉得，即使遭受可能的损失，这职业的体面都已使自己够光荣了。当时，光荣和官位是同义的名词”。早期罗马帝国的繁荣与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于帝王的贤明、统治机制的完善和官员的廉洁：“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而“罗马的政府也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是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员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这时，罗马的法律也能合理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使官吏之间既能相互协调，又能相互制约。
权力可以用来造福于民，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根源。专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会酿成政治混乱和分裂，腐蚀罗马帝国的政治支柱。在罗马帝国后期，实行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形成了毫无制约力的皇帝独裁，致使最高统治集团荒淫奢侈，吏治更是腐败之极。如在君王坦丁统治的后期，“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宫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全部被他挥霍一空……而对人民的压榨却是能维持这位君王的挥霍的唯一的资金来源。他的一些品德低下的亲信依靠他们的主子的无限的慷慨全都十分富有，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和贪污受贿。一种隐藏的但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公开的行政机构各个部门中已完全可以觉察到了，而皇帝本人尽管仍然能够得到臣民的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敬爱”。而当一位皇帝将自己的权利视为一种特权而非一种职责、生活由克勤克俭走向骄奢淫侈的时候，他所招致的不仅是广大平民百姓的反对和唾弃，而且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纷争与动荡以及整个国家行政效率的降低。
帝王的昏庸腐败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后期罗马形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局面。帝国的“行省政府于是变成了元老院议员阶级一个发财致富的新源泉”。“公家官吏，无论地位高低，都靠贪污行贿发了财”。国民赋税负担越来越重，国家政治日益腐败，政局也日益动荡不稳，争夺帝位的激烈混战频繁发生。从238年至253年，罗马帝国如同走马灯式的一连更换了十位皇帝。后期罗马皇帝虽然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元首，但实际上已经瘫痪无力，统一的帝国开始分裂。总之，腐败即是行政乏力的诱因，也是政府行政效能降低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罗马帝国的“荒淫豪奢，腐化之极；官吏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奴隶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使整个罗马帝国患上了重度‘政治肌无力’症，致使近卫军可以随意杀旧帝、立新帝，军队将领频频篡位夺权，内战不断爆发，帝国政治经常处于瘫痪、动乱状态。”“政治腐败确实是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历代执政者足可引以为戒”。
繁荣盛世成为腐败的温床，当没有敌人可以征服时，安逸的生活、崇尚奢华的世风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也销蚀了罗马军人的斗志、爱国心和荣誉感。“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他们过去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作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变得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当没有敌人可以征服，罗马各地出现了安宁、繁荣的景象时，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被用于个人目的。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后期，腐败导致帝王对军队的倚重和骄宠，对军队的过分骄宠又加剧了官兵的腐败，从而大大销蚀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
帝国后期，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至极，贵族地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腐败无能的皇帝只有靠军队维持其统治。塞维鲁皇帝曾说：“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的住在军营中，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把他们的军饷加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告诉他们等着，遇有任何危险事务或喜庆节日会有额外的犒赏，后来则更变成了公开讨要。渐渐一个个养尊处优，自高自大并由于享有危险的特权而显得比一般人民位高一等，这支军队很快失去了卫国能力，只会欺压人民，而且完全不能接受正当的管束”。一味放纵军队的结果是造成了军队坐大并主宰政权的混乱局面。当赏赐不能满足其贪欲时，近卫军往往发生哗变，废立篡杀之事屡屡发生。过多的月薪和额外的赏赐使国家财政支绌，而军人个个富有，这样，“军队的战斗力不是通过训练和忠勇无畏的尚武精神日益加强，而是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全部消磨殆尽”。耽于享乐的腐败使罗马军队军纪松弛、战斗力下降，彻底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当罗马帝国丧失了可为祖国一战、并时刻准备奔赴战场的士兵的时候，其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