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民众说起江泽民，都是说他除了拍马溜须、治国无方、放纵贪官和好色无能，基本没有什么能力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了他的所做所为，认真的分析，才会惊奇的发现：他是真正的大阴谋家。
当年镇压学生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一双老眼，难道会看错，去选择一个“泛泛之辈”，这可能吗？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极权社会——共产独裁。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有过多少独裁的政权，都没有它的邪恶。特别是中共，阴险和狡诈，是其他共产党望尘莫及的。
因为中共从本质上来说，是邪恶的，反人类的，反社会的，所以被正常和理性的民众所排斥和厌恶。也正因此，它崇尚斗争哲学，制造矛盾、分裂、混乱，散布谎言，挑起斗争，从中渔翁得利，骗取民众信任以至于夺得政权。
中共的领导人一般都深谙此道，江泽民是继承了这个“衣钵”，就是“得了真传”。如果还有点良知和良心的领导人，往往在关键时刻落下马来，比如赵紫阳、朱熔基等，原因是邪劲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强。
当年八九年“六四”时，官员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请愿，要求打倒腐败，铲除“官倒”，直接影响了中共的统治。中共的领导人们应该怎么办？他们有决心铲除腐败，有能力铲除腐败吗？
我们必须剖析一下中共的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共的统治是极权社会，高度的集权，必然带来高度的腐败，不腐败那得先把极权体制解体了；中共吸引那些阴谋家、野心家的“核心利益”就是特权和腐败，没有了这些，是没有人会给中共卖命的。说白了，没有了这些，就没有中共的统治。其实早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书中就指出，独裁需要的不是美德，不是荣誉，而是暴力。
不能治理腐败，那也得收买民心，最起码也得威吓民众，依靠暴力，从而获得稳定。中共有两个办法，一是制造“敌人”，打击“敌人”，制造恐怖气氛，转移民众的视线，借机给民众洗脑，吹捧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共的历次运动的“敌人”--地主、富农、资本家、其他信仰异见者等等，都是他们有意制造的，故意挑起斗争。对外则有“帝国主义”、“西方反华势力”和“西方反对势力”等等。二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它内部要进行“路线斗争”，制造“内部敌人”，断臂求生，失败者成为“罪人”，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一九八九时，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党性”不够，同情学生，不愿意血腥镇压学生，定为“路线错误”，也就是成了“罪人”。这次镇压，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展示，制造了恐怖气氛，而对于学生强烈要求的腐败和特权置之不理。
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经济体制有一点程度的改良，经济比以前活跃起来，腐败和特权也进一步的严重了。特别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大，造成了农民和中共的关系极度紧张。当时的朱熔基放出豪言“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足以证明当时的腐败之烈。在这种情况下，是及其有可能出现类似“六四”的事件，深得“马列毛”真传、“三个代表”发明人江泽民要效法他的前辈，主动出击，制造敌人，展示暴力，制造恐怖，借机洗脑，转移民众视线，强力维稳。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群呢？
在这个时候，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劝导民众向善，功法祛病健身效果神奇，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拥护，修炼者遍布全国和世界。江泽民在妒忌李先生的威望的同时，觉的镇压法轮功，实在是一箭双雕之计。
有人会问：“为什么去镇压有个对民众、对社会有益的好功法呢？”答案很简单：中共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怎么会在乎对社会和民众造成伤害呢？它就是要维护邪恶统治。
不过这一决定并没有立马得到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拥护，因为这个决定太离谱，“党性”太强了。所以说邓小平的眼光还真“毒”。
从这个角度上看，江泽民决定镇压的举动对邪恶的中共和腐败的官吏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从此腐败和特权进入了“黄金期”。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共和他也因此而暴露了其真实的面目，中共也没有了改良的余地，只有解体一途了。
时至今日，气息奄奄的他还躲在幕后企图左右大陆政局，真不亏为真正的大阴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