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０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革命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陈毅直言敢谏。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提出强烈批评，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０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山。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上加批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读过信后，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一九七二年陈毅去世时，仍未平反。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后蹲点劳动，下放石家庄，一九七０年中央同意陈回北京治疗癌症。
追悼会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元师致悼词。叶剑英送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请毛审阅。毛看过后，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勾掉，这等过是让陈平反。
到下午一点多钟，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他的这一突然决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我向他说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并不考虑。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们陪他上车，往八宝山去。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这一突然变化，并且叫杨德中立即赶去八宝山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别的人都没有来。毛让张茜和她的孩子们到他这里来。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疾步前趋。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说：“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可是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摔死了。”接着又说：“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他反对我。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迫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陈毅的追悼会后，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前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傅崇碧三人随即平反。林彪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召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扬、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毛说：“扬、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扬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译注：罗于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曾跳楼自杀，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做的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