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的定义，中国大约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之间正式进入老龄国家的行列。
当时中国六十岁和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六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的比重也接近百分之七。
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快，根据中国政府二零零一年底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八千五百万左右，占总人口的百分十三点七；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达到了一亿二千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一。
人口老龄化在世界上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口逐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出现下降。
通常的模式是，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在先，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出现过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随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出生率也随之下降，从而出现社会老龄化的现象。
中国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有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又有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老龄化的速度快。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加了三个百分点；而世界的老年人口比重从一九五零年到二零一零年花了近六十年才增加了三个百分点。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龄很低，那些发达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才步入老龄社会的。而当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按照官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
“一胎化”政策
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这两个特点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政府自从一九八零年以来开始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中国政府为了突出这一政策的效果，高调宣传“计划生育三十年，中国少生四亿人”。
虽然对于由于这项政策少生的具体人数有不同看法，但是它对于中国年轻人口比重减少的显著作用则是被一致认同的。这个政策虽然能够一时地遏制总人口的增长，相应地减轻当时的社会负担，但是却给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快速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终止了长期以来充沛而且廉价的劳动供给，也就是许多经济学家们所称的“人口红利”。中国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大约有九亿八千万人，这个数字将在二零一五年达到峰值，随后便会逐年下降。
中国劳动力人数的下降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目前的水平相比，在今后十年内，由劳动力供给下降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大约二点五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尚未完结之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将终结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现有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复存在，中国的劳动成本将迅速提高。这样一来，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
“未富先老”
人口的老龄化无疑还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会降低。无论社会采用什么方式赡养老人，老龄化社会都会面临一个财富的创造过程减速和纯消费过程加快的矛盾。
这对矛盾，不仅使得老龄人口的医疗保障、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遭遇资金的匮乏，也会由于赡养老人需要的过高的税赋而挫伤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社会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也会因此受到阻碍。
一个国家如果“先富后老”，那末它将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经济实力来缓和社会矛盾。而一个国家如果“未富先老”，它则将不具备缓和社会矛盾的实力。
就中国而言，未富先老的状况会使得绝大部分的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中国当前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和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口都不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之下，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加入极底水平的“养老保险”。当这部分人步入没有劳动能力的老龄阶段时，他们将生活在贫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