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组后，反而有种陌生感。一组完全变了样。汪在他的南楼办公室三楼给我整理了一间卧室。我原来在一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远新全用作他的卧室和办公室。毛的随身工作人员全调换了。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军事管制工作。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减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戴。
我替毛检查口腔。因为长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齿上似乎长了一层绿苔。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看。”
毛说：“你给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别的医生来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马马虎虎治疗，岂不是笑话，何况盲目治疗有害无利。我又讲：“牙科是一门专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坏。”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进南楼汪的办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将毛的话告诉他。汪说：“自从江青一心想将你打成反革命以后，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边的人全换了，把你又叫来，你要用心搞好。江青还没有罢手。”他让我到三楼给我准备的房间去休息。
我走到三楼，突然看到吴旭君。原来江青下命令将吴从二七厂调到钓鱼台。江青知道吴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吴旭君写揭发信或签已写好的文件，证明我想毒害江青。吴坚不肯签，江青说他包庇坏人，要审查他在什么问题。吴去找汪东兴，汪让吴搬回南楼。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不顾自己而仗义执言的人，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谢吴。
第二天我同吴一起去游泳池见毛。毛见到吴很奇怪，问吴怎么从二七厂回来了。吴将这些经过告诉了毛，说：“现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边缘。”
毛大笑说：“好，我这里专收反革命分子。你们两个反革命就在我这里吧。”随后毛又说：“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让她自己另外找医生。护士也让她自己去找。”
北京医院当时仍然很乱。院内分成两派，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还没有被打倒，还没有领导接管。我请任何一派的牙科医生，都会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晓得该支持谁。因此我从上海华东医院调来一位牙科医生。
我一再向毛推荐上海来的这位医生，最后光火了。他对我吼说：“我不同意让这位医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这是强加于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你说我强加于你，可上次是你勉强让我做不是本行的事，还不是强加于我。
我只好一方面请教牙科医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书给毛治疗。毛的牙床一直在恶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将表面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在感染患抹药。一个月以后，症状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此时中央内部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所提出的纲领到此时仍未被官方扭转──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领导意识形态，并批评毛的“冒进”。这些纲领长久以来都是毛的紧箍咒，而念咒语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十三年来，毛一直想取掉这个紧箍，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努力的后果。在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人人胸前佩戴着毛的像章，手中持着红皮的毛的语录本，背诵毛的语录──甚至在店里买样东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国人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请示、晚汇报”。上下班时，大家都背诵一段毛语录。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宗教经文。
“大冒进”？毛的大跃进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死亡人数。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饿死（有人估计高达四千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社会大混乱，摧残生灵，拆散家庭、友谊，中国社会的基本联系荡然无存。
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开除党籍，还遭到极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刘被“关押”在哪里，也不敢问。后来在“九大”结束后许久，我才知道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开封关闭，重病缠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医疗。
邓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党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来没事，其余的都被打倒或“靠边站”。省委被撤销，军队领导的革委会接管省政日常事务。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扭转了十三年来八大制定的纲领，毛成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会中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从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党委。毛的意志透过九大党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
我给毛治疗牙周病时，党内已开始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亲信。周恩来则跨在中间，两面调和。为了什么人进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两派争夺相当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见。
我看得出周恩来颇为苦恼。周从未和我议论过政治，但有天夜里我在南楼遇见周，周关上门问我毛对人事安排上讲了些什么话。我说：“他没有多讲，只说人事安排交给文革小组和文革碰头会办。”文革小组成员全在碰头会里，因此江青在碰头会里正是权倾一时。先前围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觉得我有必要警告周，江居心难测。
我告诉周：“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打击目标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是旧政府的还不是你。江青他们鼓动全外交系统反你，主席说‘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要文革召开万人大会说明，不能反你。江青他们几个人到游泳池外间休息室商量说，用不着开不么大的会，找个几十名代表来谈谈就可以了。这不是明显还要搞下去。”
周叹了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以尽。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
周又说：“你的这些话同别的什么人讲过。”我告诉他，除了对汪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说过。周说：“那好。记住，不要同任何别人讲。”
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元功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汪东兴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江、林争权里，汪支持林彪。一来因为痛恨江青，二来毛仍因汪随同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而疑惑未消。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说凡是参加并头会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会议期间，汪东兴突然发作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周要我和吴旭君一起去向毛报告，因为生病的严重情况，只有医生才说得清楚。
当我说到出血很多，比较危险的时候，周说了一句：“汪东兴是个好同志。”接着唏嘘起来。我同吴旭君很难过，也哭了。可是我发现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表情木然，似乎无动于衷。
冷场一会后，毛说：“有病就照医生的办法治。别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后，毛告诉护士刘说，这三个简直，直是奇怪。我们三个一哭，毛怀疑周、汪、吴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将毛说的“如丧考妣”的话告诉了汪。汪说，不怕，我们都是为毛做事情，又没有为别人干事。接着汪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这看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派最后被迫达成妥协。会上汪东兴由黄永胜出面支持，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发表政治报告，并被官方钦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自“九大”后，成为中国的“指导纲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会议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升任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被刻意吹捧成“中国革命的第三代当然领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空军司令部工作，他将林立果的一些演讲记录经这位女人交给毛看。林立果在空军的盛名仅次于林彪。空军内一再宣扬要无限效忠于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后，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毛要转“八大”路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九大”是毛十三年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撤职，新委员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党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