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段时间，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有关钓鱼岛“来龙去脉”的文字在互联网上着实看到不少，让人大长见识。特别是当最近又读到胡平先生发表的文章《钓鱼岛为什么在日本之手》后，似乎什么都明白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个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没错，可日本有些人之所以敢于说是他们的领土，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出有因”，用胡平文章中的话说就是：“假如说中华民国政府还仅仅是默认了钓鱼岛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干脆是承认了。”
正因此，在有关钓鱼岛的领土之争上才让我们今日如此尴尬，如此难堪。
即使这样，本人也还是不想完全“就事论事”；再说，这种领土之争，是国家政府的“国是”，一个普通百姓实在没资格随便插嘴。
只是这些天本人一直在想，区区一蕞尔岛屿，几个日本人要它干什么？就算像罗斯福总统当年所说的它可做台湾的屏障，却未必可做日本的屏障啊。所以说，日本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争这个岛屿，100%属于“意气之争”，说白点，就是有意在中日之间“挑起事端”，看你中国政府能怎么着。
这样一说，就涉及到另外的问题：有些日本人为何要如此“造次”，敢于向我“堂堂大国”叫板？难道就不怕我们真的要跟他们动武吗？难道就不怕像我们有人在报纸 上义愤填膺地吆喝要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吗？他们不知道，在有些中国人看来，今天的“大中国”完全可以把“小日本”给灭了，而用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上校的话说 就是：“它敢动手就干它。”
这是何等豪气何等牛×啊。
可事情果真像有些人想得这么轻巧吗？也就是说，中日真的一旦开战，我们就一定能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甚至一定能灭了“小日本”吗？本人倒是持怀疑态度。
说来也是巧了，前几天无事翻看胡适80年前写的一些“时论”，从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胡适所发表的一些观点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今天有些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挑起事端、之所以这么有“底气”、甚至之所以如此嚣张的“根源”。
二
在这个世界上，相比较而言，如果要问中国人最痛恨哪一个国家，我相信，日本必定排在第一位。即使没有南京大屠杀，中国很多人也还是恨死“日本鬼子”了。这一点，日本国民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不会糊涂。单从19世纪末的那场“甲午海战”算起，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多次侵略中国，死在日本枪炮和刺刀下的中国军人和平民更是不计其数。这种家仇国恨，岂是国家的一个“中日邦交”就能弥补得了的？据说今年是中日邦交四十年，可看看眼前的情形，就知道这个 “邦交”对两国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反过来，如果问日本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最不害怕哪个国家，回答估计就是咱这个最大的近邻，否则，绝不会出现这种蕞尔小岛之争。
翻开历史，自19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到底是为什么？一提起来，有人就会“背书”似地说什么，旧中国积贫积弱，当然不免受人欺负。可单单一个“积贫积弱”就导致如此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末的中国再不济，又能比“小日本”贫弱到哪里去？
再说，中国真的就像有人所说的那般“积贫积弱”吗？积贫积弱的意思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贫困弱小，可中国不是这样啊。唐宋元明不说了，即使到了清末，大清朝的国库也并非一贫如洗，不然，慈禧太后又哪来那么多银子去修建她的颐和园呢？就算是挪用海军经费，说明当时毕竟还是有钱的嘛。如果再集整个国家的国力，更是可以说绝不在日本国之下。然而，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好欺负”。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你一读历史， 一读当年有识之士留下的文字就明白了，问题就出在一国之政治制度和一国之政府身上。政治不清明，制度落后，政府腐败，对国民施行虐政，导致人民不仅不与政 府和军队合作，甚至盼着外人把他们从虐政下解救出来。如此这般，你叫整个国家还有什么人气？整个国家没了人气，别国自然也就看不起你；若是再遇到像日本这 样侵略成性有狼子野心的国家，它就会欺负你，侵略你，根本不把你放在眼中。
周有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向别人学习的民族。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多年后，到19世纪中后期，发觉中国不值得学习了，于是就转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明。说起来也奇怪，当这个蕞尔小国进行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后，对它一衣带水甚至做了他们几百上千年“老师”的近邻就再也看不上眼了。不仅如此，从看不上眼发展到蠢蠢欲动，最终动了虎狼之心，先是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进犯全中国。
三
造成这种局势，自然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有关，但当年中国政府中国政治制度就没有责任吗？我们还是来看看胡适当年在文章中是如何说的吧。
从1932年到1933年，就日本侵略中国，胡适写了多篇时论。今天翻看这些时论，特别是读到有些文字，仍有“亲切”之感，因为胡适所指出和批评的有些东西，即使80年过去，仍无多大改观。
从胡适有些时论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日本公开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并藐视中国，而中国当时政府领袖包括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中国军队和政府一样腐败，故对日本军队怕得要命，但遇日本兵侵犯，毫无抵抗，而且摧枯拉朽地溃败；
人民受虐政之苦太甚，甚至不惜暂时求仇敌来解救他们。
先说第一点。胡适1932年10月25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的演讲。胡适在演讲中说道：“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
很显然，当时不仅日本首相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并极尽侮辱之能事，就是胡适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确实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国的失败也就失败在这一点上。换而言之，正因为当时中国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才被原本是我们“学生”的日本人看不起。
那么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识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政治不清明，民权没有保障，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腐败，政府对人民施行虐政。1933年2月19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胡适《民权的保障》，文章开篇就引了杨杏佛先生几天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席上所说的一句很沉痛的话，这就是：“争民权的保障是十 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这话确实很沉痛。问题是杨杏佛和胡适二位怎么也不会料到，离说这句很沉痛的话以及发表这篇文章又过去了79年半，中国大陆百姓仍然在为争民权进行艰难而不懈地努力，其中包括不惜被谈话、被软禁、被抓捕、被毒打、被判刑，甚至传闻还有可能被活埋。也就是说，在西方，原本是十八世纪所做的工作，而中国人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不能不做，甚至 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乃至牺牲生命去做。既是这样一种情形，也就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算不上一个“现代国家”。既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又焉能不被像日 本这样有狼子野心的现代国家因看不起而所觊觎所欺负呢？
又因为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也就乱象丛生：政府不爱它的人民，人民也不爱他们的政府；军队不能保护百姓，百姓也不敢依靠军队。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军队将领，多是贪污腐败。这样，一遇敌人来犯，毫无战斗力，也就只好溃逃。在这方面，胡适的日记和文章中都多有记录。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二天，胡适日记是这么记的：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闵按：指1894年甲午战争），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样）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1933年3月2日日记：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再看3月4日日记：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
3月5日又记：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别的不说，一句“人民欢迎敌军”，该是怎样的荒唐和悲哀！
128个日本兵居然有这种“威力”，说白了，正是当年中国军队、中国政府给的。一个国家到了人民居然盼望侵略者来，侵略者又怎能不嚣张！这种国家又还能有什么指望！
胡适不仅记了日记，在稍后的1933年3月12日的《独立评论》上又发表了《全国震惊以后》。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告诉人们，在日本兵眼里，视中国军队为无物：
“南方同胞派来的慰劳抗日将士团的代表还在津浦车上，带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劳品，每箱里装着无数男女同胞的热烈的期望！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六十万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内完全被我们的敌人不战而得去了！他们梦里也想不到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总退却，退入长城以内了！”
“我们的失败是摧枯拉朽的失败。”
“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崩溃的。……日军孤军深入，丝毫没有顾忌，正因为敌人眼里早已不看见那十几万的正式军队，更不看见那号称十几万的义勇军。日军一昼夜冲 锋五十英里，因为他们经过的是虽有人而等于无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个日本先锋冲进了承德，十几万的中国大兵就总退却了！”
这种大溃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里有“总结”：“军官的贪污堕落。朱庆澜将军曾说，‘军官有了两万块钱以上的财产，决不能打仗了’。” 又说，“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热河政治之腐败，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锦州失守后，北票朝阳已成了前线，而汤玉麟父子叔侄们还只用种种苛法剥掠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解救他们的迫切的苦痛。……朝阳一带的人民，本有自卫的组织，抗捐至一年之久；后来因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的劝告，自动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数补缴给政府！这可见人民真是好人民。但这种可爱的举动丝毫不能感动那一群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税借军事而更加严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暂时投入仇敌怀抱里以求避免当前水深火热的暴政。张学良将军前几天亲对我们说，热河人民因痛恨汤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军队，所以丁春喜旅进入热河，途中丢了两个营长， 大概是被老百姓杀害了。是的，热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护这虐政的更高当局，这是这回失败的大原因。”
由痛恨政府虐政转移至痛恨同样腐败的军队身上，以至于人民杀死自己军队的军官，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军队又谈何战斗力？
四
好了好了，引了胡适这么多文字后，似乎无须再说什么。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证明，被我们总是一厢情愿而友好地称之为“东邻扶桑”、“一衣带水”的日本国确实侵略成性。
日本今日虽不敢说仍存“亡我之心”，但对我确实有非分之想。可如果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如果我们政治清明，官员廉洁，民权有充分保障，没有那么多贪官污吏，没有那么多社会不公，没有强拆，没有自焚，更没有制造出那么多上访者，全国同仇敌忾，一个“小日本”还敢“乱说乱动”吗？别说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就算因种种缘故，导致有些“说不清”，他们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猖狂吧。
所以说，还是胡适先生近90年前和近80年前有几句话说得好：现在“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上（胡适 《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既然是现在这样一种“国情”，请问，中日真的一旦开战，我们真能洗刷一个世纪的耻辱吗？光会说大话没有用。国情不好，还是想一想如何改变我们的国情吧，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然后再来说大话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