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兴银行的中国宏观经济策略师姚炜相信，中国的信贷风险比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数据显示的风险更大，情况更糟糕。虽然政府干预能够预防突发的危机，但是法兴银行预计中国将经历一场为期数年的、充满坎坷的经济着陆。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2年二季度末，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环比上升4.2%，同比上升11.9%。不良贷款率保持不变，为0.9%，因为不良贷款数量与贷款总量一起增长。但关注类贷款（special mention loans）大幅上升。温州的不良贷款增长飞快，不良贷款率在一年之内从全国最低的0.37%上升到7月末的2.85%。
姚炜认为，不良贷款率数据没有恶化并不代表着人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中国不良贷款循环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很多行业的产能大幅过剩，这跟2008-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过分扩张之后，供应增速远远超出需求增长，伴随着去杠杆化或者收购兼并，过剩产能最终必定会被纠正，只是还需要时间。
姚炜说，第二季度以来，关于企业违约和企业陷入严重现金流问题的新闻报道数量暴增。
经济减速似乎不是那些企业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主要原因。那些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
1）参与投机活动，例如房地产投机或者大宗商品投机。
2）产能过分扩张，例如造船业和光伏业。
3）过分依赖地下银行，例如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
4）贷款的相互担保关系复杂，且数额特别巨大。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理由是：历史上的银行危机显示：不良贷款率峰值与危机前的信贷扩张规模不存在确定的线性关系。
2008年Laeven和Valencia发表一篇论文研究了42个银行危机的案例，从中可以看到，危机前信贷增长占GDP比重大约是8.3%。但在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相应指标高达27.8%和20%。所以，很难想象出，中国的不良贷款率是如何稳定在当前的低水平上。
不良贷款问题发展的精确轨道以及最终在何时突然爆发是极难预测的。像美国那样政府干预少的经济体，一般在经济增长低谷期之后的一到两个季度内，会录得不良贷款的最高值。
反之，像日本那样逐渐意识到不良贷款问题（实际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并且缓慢解决问题的经济体，它的不良贷款率直到2002年才达到最高值。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带给银行体系和整个日本经济更多的伤害。
中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更加热衷于干预经济，所以不良贷款率的循环周期有明确的延长风险。当地政府把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入到拯救该被淘汰的企业。
当不良贷款的问题最终爆发时，中央政府将不得不把那些沉重的负担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
解决问题的时间拖得越久，最终的财政成本就越高。更为关键的是，拖得越久，就有越多的资源被困在不良资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