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自杀辞世的消息令杂文界轩然。
众所周知，现在杂文家的日子不好过，甚至所谓“杂文界”快成子虚乌有。但再不好过，也不至于饿死，尤其体制内的杂文家，理应衣食无忧。故此，身患抑郁症的徐怀谦，重在精神痛苦。
在一个发几篇速朽时评、讲几句“少年狠话”，就可以冠以“杂文家”之誉的时代，杂文家的门槛不比艺术家的门槛高多少。做一个混世高产的杂文手容易，但是做一个无愧后世的杂文家，就远不是那回事。
本人也是杂文资深爱好者。虽然十年前就有报章在本人名前冠以“杂文家”名头，但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深深羞愧，因为其时我在一边领着报社的工资，一边奉命做着一些选题。
杂文家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与独立。我那时没有。
三年前，我离开体制，开始组建传媒公司，做独立传媒人。虽然期间步步艰辛，但大鸟出笼的感受，无以伦比。是鸿鹄还是燕雀，只能出笼辨。笼中之物，没有自由快乐、不可一世的本钱。
体制内找不到杂文家的生乐园。体制内产生不了杂文大家，也产生不了创作的快感。体制内的杂文家，往往是与权力无缘的官场边缘人。
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体制内的杂文家、批评家，其生存状态难脱“笼中对”，靠官家豢养，奉命作文是本职，每篇文章的产权80%不属于自己，自由之身不在，自由思想何存？
鲁迅和李敖都是在游离体制期间才写出不朽杂文，而龙应台的《野火集》亦写就在任台湾文化部长前，可见，即便在相对自由之地之时，只要进了体制，也难以诞生独立自由不朽之作，何况铁板一块的党报副刊？
想当年吴晗邓拓廖沫之三家村，行文一切为党修修边幅，但还是未能在文化浩劫中幸免于难。今日再看他们当年被指“罪大恶极”的作品，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什么“大作”，遑论传世。
当前中国杂文作者，主要是三类人群；一是进不了体制的“流浪猫”；二是被体制收编的衣食无忧精神痛苦“家猫”；三是主动跳出体制的“山猫”。 我以为杂文的希望在一三类人群，而第二类人虽然时常被第一类人群艳羡，但却是最无希望扛鼎的杂文拥趸。
独立经济地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死结，豢养下的自由之声充其量是鸟笼里飞翔。对于徐怀谦这样的纯文人来说，“离开体制则举家食粥”的痛苦，甚至比“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更严重，更无解。
不过，我对怀谦之殇仍深深抱憾体制内的好人，既然死都不怕，为何不壮怀激烈？把埋在心里的话告白天下？即便不能雄鸡一唱天下白，至少也能令更多的国人感知疼痛、打个惊醒的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