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处瓶子处理站的中国农民工们 （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陈柏霖编译报道】据英国《卫报》8月25日（周六）报道，在中国情人节这天（农历7月初7，即8月23日），30个农民工惊讶的收到来自上海几位大学生的邀请参加商务交流晚宴，这几位大学生曾在暑期实习时，恰巧看到了这些农民们在城市建筑工地的悲惨生活。这些穿着“邀请农民工吃饭”的T-恤的学生所做的举动，在黄金娱乐时段中被播出。
这大大地说明了社会对通常来自广阔内陆地区的农民工的态度。他们构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的一半，也占了国家GDP的一半。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中国社会最被边缘化的族群。
然而，农村流动人口继续遭受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他们不止因为户口（户籍）系统而被拒绝使用城市内的大众服务，他们也受到日复一日的排斥和虐待。你看到在公共场合人们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他们说话和大喊；你看到他们被限制在旅馆大厅及豪华餐厅外。一位博主因观察到对农民的公开歧视时愤怒地指出，他说在1920和1930年代西方殖民者设立的牌子“狗和华人勿入”，已经被城市购物中心的牌子“狗和农民勿入”所取代。这些怎么变成可以接受的了呢?
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媒体一直引领制造有关对农民工的印象以及加强对他们的偏见。“农民”这个词一直有负面的含义，不是暗示无知和缺乏教育，就是带有一个居高临下的语气，意指被动的群众接受统治者的恩惠。自1980和1990年代，媒体开始广泛地使用“盲流”来形容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描述一种非理性的、毫无意义的和失去控制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个负面的语言长久以来已经塑造了大众对农民工的观点和情绪，并且更进一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
农民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社会地位，注定了低劣的教育、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能力。作为被隔离的社会阶层，无论他们迁移到哪里，农民总是二等公民。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媒体对其所塑造的“农村” 的社会形象缺乏知识和了解。有趣的是，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他的著作“文化素养低的人 : 工人阶级被妖魔化”中，谈到一个相似的过程，媒体缺乏与他们贬低的阶级的联系与认识。欧文-琼斯说“媒体承担了妖魔化工人阶级的角色，以及为国家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理由拒绝该类人的应享权益。”
同样地，中国媒体制造了农民“固有的”道德缺乏和特点是为了正当化他们缺少的权利和应享权益。因此产生了农民生性更不聪明以及无法使他们的现实有意义的观念；因而产生了农民是“挤进城市的劳动力盲流”的观念，因此也产生了农民工“为都市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观念。
看看中国的博主是如何谴责在云南举行抗议活动的农民工的，他们的孩子举着的标语牌写着“还给我父母的血汗钱！”以此索要拖欠的工资。一位博主冷笑道：“什么样的家长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讨钱？”
当中国的农村移民有这样永久地印在他们身上的二等公民身份，他们要求的社会正义和平等权利能实现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促进国家经济利益和更大的好处。为更好地获得在城市的公众服务的方法之一，是争论他们可以带动中国消费支出的增长。正如“中国日报” 本周报道，“2.3亿的农民劳动力推动着中国的经济，但由于缺乏获得教育、卫生和其它服务的途径...迫使他们大量存款，这限制了北京将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的努力。”没有媒体能够谈论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变，而媒体对延缓这个改变负有责任。农村移民需要被视为普通公民，就像其它人一样，而不是被动的偶尔接受的恩赐的农民。除了带农民工去吃中国情人节的晚餐，还有很多需要做的。
（译文略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