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诸多古乐器中，琴最具文明的代表性，也与人最有缘。相传琴为伏羲用梧桐木所制，初为五弦。周文王因思念死去的儿子伯邑考，便添了一弦；周武王伐纣，为鼓舞士气再添一弦，于是成了“文武七弦琴”。单从琴弦的变迁，我们就可感知先人对之的寄托。
皆说琴通灵性，是由于它本来就具人身凤形，有头、颈、肩、腰、尾、足。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与周天经纬、年岁天数吻合；宽六寸，好比上下四方“六合”。又琴面“上圆而敛，法天”，背板“下方而平，法地”。琴间有龙池、凤沼二音槽，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合四气。可见，琴的造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弹奏者更可“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
琴从降临世间那一天起，就在人们心中占有独特的位置。随着时间的转移，更被誉作“六音之首”、“国乐之父”、“圣人之器”，以致“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琴早成为文人的必修乐器，也是名士的重要标识。正因如此，孜孜以求琴艺便理所当然。据说孔子学琴于师襄，不久便掌握弹法，却自认“未得其数”；再经练习，师襄觉得不错，他又自认“未得其志”；再继续苦练，师襄已深表赞赏，孔子仍反复琢磨琴曲《文王操》，直至周文王的形象在乐声跃出，方肯罢休。春秋晋国伯牙的经历则更绝。他跟成连学琴三年，迟迟未能开悟，便被带到东海蓬莱。只见波涛汹涌、群鸟悲啼，伯牙豁然开朗，感慨道：“先生移我情矣！”从此技艺大进，鼓琴不仅动人心襟，而且令六马仰斜，真不愧为一代琴仙。
有人弹琴，自有人听琴，尤其还读懂“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因而结出无限的缘分。有一次，伯牙乘船至汉江渡口，遇风浪停泊于小山下，便趁闲弹起乐曲。时琴声雄壮高亢，恰被樵夫钟子期听见，叹了声：“善哉，巍巍兮若高山。”伯牙很是惊诧，不一会儿琴声转为清新流畅，钟子期又说：“善哉，洋洋兮若流水。”伯牙欣喜异常，因为钟子期所言皆他心中所思，两人便成了至交。可叹的是，钟子期不久死了，伯牙悲痛之下摔碎瑶琴。不为别的，只缘世上再无人懂他的弦音。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千载一遇，其知音乎！”
琴结知己缘，也结情人缘。苏东坡有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话说西汉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作客，酒兴正浓时，众人请他弹琴。司马相如早闻主人之女文君才貌出众，且精通琴艺，便特意选了一曲《凤求凰》。文君知琴意，不由面红耳赤、心驰神往，又倾心极富才情的司马相如，竟连夜私奔、喜结连理。若说伯牙、钟子期是弹者无心、听者无意，司马相如、卓文君则弹者有心、听者有意。当一边琴声滔滔，另一边情意绵绵，怎不勾起古今人们的无限思量？
琴之缘，更讲求一种会心缘。琴乐重品格，无论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强调“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而不诈，温润调畅、清迥幽奇，忝韵曲折、立声作秀”，所以琴非人人可弹。三国时期，袁孝尼曾求教嵇康《广陵散》，后者经考察，觉得他不配学。在旷达豪放、轻时傲世的嵇康看来，琴韵须与人格相称。袁孝尼后偷学三十三拍，嵇康发现后余下八拍。古人注重琴德，佳曲若被鸡鸣狗盗之徒、贩夫走卒之辈所弹，实是暴殄天物。不仅如此，琴也非人人可听。“琴”字从“今”，讲求当面演奏，弹者心无杂念，听者正襟危坐，所谓“坐必正，视必端，听必专，意必敬，气必肃”。因此，听琴也需要修养，且忌低俗小人偷听，以免扰乱心神、折断琴弦。可见，并非人人能结琴缘，惟心气契合者抚之赏之，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与俗乐的繁声有别，琴声典雅、含蓄，传递着静态之美，因而特别注重外在环境与内在心境的配合。一般来说，琴最适宜夜阑人静时弹奏，更要紧的是，抚琴务必心静。东汉蔡邕被邻居邀去饮酒，听到屏风后传来琴声，大惊道：“此番请我，却有杀心，是何原因？”于是急忙回返，主人连紧登山再邀，蔡邕如实以告。原来是弹奏者见一螳螂正爬向鸣蝉，蝉儿将离开却没有飞起，螳螂随它一进一退。他心系螳蝉，竟不知觉地在琴声融入杀心。所以弹琴不能心猿意马，而需凝神定气。与琴有缘者，多是恬淡清逸人。“惟涵养之士，淡泊宁静，心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矣。”只有如此，琴声才无杂质，更能触动人心。
与人一样，每一张琴也有个性和生命。齐桓公“号钟”、楚庄王“绕梁”、司马相如“绿绮”、蔡邕“焦尾”被喻为四大名琴。其中，“号钟”壮美，如洪钟激荡、号角长鸣；“绕梁”柔美，如少女温婉、余音袅袅；“绿绮”纯美，如白璧无暇、情深意长；“焦尾”凄美，如孤竹染霜、忧郁凄切。像历经沧桑的人们，几张琴与各自主人颇有渊源。单说蔡邕“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闻隔壁灶膛传出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知是一段非凡的梧桐木，便赶忙抢出，并制成七弦琴。因琴尾留有被火烧焦之痕，故名“焦尾”。此琴以制法独特、音色绝伦而闻名四海，蔡邕遭杀害后，便被存至皇家内库。300多年后，齐明帝还曾让琴师弹奏。其实即使是普通之琴，音色、木质再寻常，也都有自己的遭遇和记忆。不管主人贫富贵贱，与每张琴都有长长短短的独特缘分。
人琴之缘，从本质上讲，早已不止于音乐曲调，更上升至中华士人的精神高度。“琴之为器，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关人心之邪正。”琴可以修身明德、养生启智，甚至移人性情。事实上，琴兼容了儒道的思想精髓，既中正和平，体现儒家中庸之道；又清微淡远，反映道家虚静之心。古人与琴，也超越了人与器的一般关系。在文人雅士眼中，琴作为声心倾诉的承载，也化成高洁人格的象征，最可传递“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当得意进取时，琴借以淡泊明志；当失意退隐时，琴助以返朴归真。如苏东坡的好词：“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人生尽显达观快意。而到了这样的层面，弹琴、听琴抑或不弹琴、不听琴，都只是一种形式。“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文房摆了张无弦琴，人问：“无弦之琴，有何用处？”答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可以说，琴是琴，又已非琴，琴意早在弦之外；琴非人，都化作人，琴缘本在人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