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看危机
虽说欧元危机直接影响升斗小民的生计，至今却没有认真关注过；不是缺少兴趣，而是缺少知识；于是希望能从中文普及评论中看出些许端倪，若还是不明白呢，就只好不求甚解了。不求甚解的阅读中发觉中西文报评的一个很大不同。西文媒体重事：危机的面向、纾困的办法、官方的立场、民众的反应；具体务实。中文文章重论：超越危机谈论它们普遍性的因果关系与教训；说危机起于民众寅吃卯粮的过度消费，更上纲到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思潮甚至民主制度下不顾国家前途的民粹主义。
民众过度消费参与形成危机或许还说得过去，但是部分民众的消费习惯显然无能左右金融市场。从金融危机忧虑到民粹主义，更令人费解。“民粹”对应的西文“Populism”指一种政治，姑且谓之“民意政治”：以诉诸民意为号召，倡导直接民主。“民粹”本身并不是什么政治主张，更非民众行为，毋宁是一种利用民意攫取政治资源的投机。把金融危机归因于民众或某种意识形态，本身倒像是一种“Populism”了。
这类议论姑且名之为“远距离”，远离危机、超乎经济，对于金融危机本身反而反而隔膜。毋宁从“近距离”观察，从贴近的经验开始，至少可以直观到经济及其危机的一些实情。
谁才是危机的推手？
过度消费论批评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所谓次贷即低信用、高风险贷款，大量受贷人终无力偿还，房产被抵押，导致市场崩溃而引发危机。到2006年次贷发放达6000亿美元，占房贷的20%。为什么呢？因为次贷风险高但有利可图，利率至少高出一般抵押贷款2～3%。信贷银行甚至发放“三不”贷款—不查收入、不查工作、不查资产，他们之中不少本身就兼房地产投机（像美国破产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发放贷款以利售房，自有利益在中间。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显然是发放次贷的金融业，而不是那些侥幸获得次贷的“三无”穷人寅吃卯粮之过。
简言之，能够操纵房价、决定放贷的诸因素才是房地产繁荣或泡沫的推手：房地产投机（2000年到2006年间，美国房屋价格上涨一倍）、信贷金融市场还有国家的政策导向，而不是借贷购屋的个人及其行为，后者受到前者的制约。在德国，开了银行帐号就有一份SCHUFA（信贷安全保障）鉴定，通不过它，连分期付款买辆车都难。银行会冒险投资，却不肯发放次贷，凡“规则”德国人都一丝不苟。危机发生了，人们羡慕德国经济的稳定赞扬德国人的严谨；要是危机没有出现，唱旺的又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与不拘一格了。
国债就更是政府的责任了：财政，权在政府，赤字也罢、盈余也罢；唯独负债的不是国家更不是政府也而是纳税人，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国家机关的臃肿、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更是希腊经年的痼疾，不能指望纾困可能迫使它立即改善。德国也罢、希腊也罢，主导国家财经的总是政府和超越个体的经济组织与机制，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或危机的直接受害者总是消费和纳税的个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欧元的宿命—带着问题降生
统一的货币要求统一的财政，而欧元区却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共有统一的货币。仅一纸“马斯特里赫特标准”（Maastricht）要求欧元国年财政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债务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还不具行政约束力；不过话说回来，要真有的话，欧元区早就分崩离析了。从2002年欧元作为支付手段到2011年十年当中，欧元区的龙头德国—欧盟最大并非最好的国民经济，赤字有六年超标，国债则年年超标；欧元区内，德国的表现不是很差的。希腊隐瞒国家财政状况，负责审批的欧盟部长理事会闭上眼睛放它进入欧元区。欧元是欧盟的先天性残障儿，它带着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出生、驻世。
催生欧元的，究竟是政治动力还是经济动机？对许多进入欧元区的国家是后者，而对倡议欧元的德法毋宁是前者—统一欧洲的霸业，冷静的经济权衡屈服于强烈的政治抱负。以公共信息而言，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对于国计民生哪个更值得愿望，大统一的还是小国寡民松散联盟的欧洲？欧元稳定是当前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这种问题在公共传媒没有空间。欧债的问题开始了，没有统一的、退一步说一致的、再退一步说欧盟能够有效干预的财政，纾困能奏效吗？纾困还没有开始，就有受援国要求更多的纾困贷款、要求延长偿还期限、要求放宽财政紧缩和改革条款。纾困还没有开始，欧盟、欧洲央行和欧元区的大头目甚至建议全体欧元国共同分担国债。
欧元纾困基金的最大金主、承担纾困基金1/3计7320亿欧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严辞拒绝：只要我活着，绝无可能。新上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唱反调鼓吹刺激增长反对财政紧缩，默克尔夫人在欧盟开始孤掌难鸣。德国财长绍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重弹欧盟统一政治、统一财政的高调，而国内对欧债决策透明化的要求随时可能使政府涉及欧盟纾困输金的法案搁浅。有经济分析认为，个别问题国家退出欧元区未必不利，危机限于局部易于处理；例如希腊以往数次经过以价格优势繁荣旅游业、逐渐复苏走出危机的循环。欧元国家的经济不局限于欧元区，走出去未必没有出路。倒是由于统一的货币，欧元区内一切个别国家的局部财政困局都成为全局的而难以克服。纾困至今还是一个计划，对与实施相关的欧元稳定机制协议和财政协定已经又陷入争议，即使它们在相关国家的议会复议通过，其法律有效性还有争议。
危几无先兆
国债危机后，到希腊药房不付现就取不到药，因为健保不付给药房，它自己都紧缺资金购置急需的药品，老年工程师因退休金大幅度缩水无以度日而自尽。躲避不开危机的总是升斗小民，尽管责任不在他们。吃惯了大锅饭的希腊人现在得勒紧裤带了这样的议论，更近于风凉话而与经济分析无干。
房地产泡沫崩溃，人人争说次贷危机；说美国政府鼓励购房的政策左倾，说穷人借贷置产是寅吃卯粮，一时间似乎发现了导致危机的原因与防范于未然的良药；颇有些历史决定论的味道。然而，果真如此“危机”就不是危机了；“危机”之为危机，就是因为“危几无兆”，因偶发而出人意料。
人在欧洲，眼见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实例。那几年西班牙房地产繁荣，人民就业高、国家财政连年盈余，国民两利，经济增长也排到德国前面，让沉稳的德国人都不禁羡慕。爱尔兰类似，人均GDP曾为欧盟之冠，国民收入连年增长，号称欧洲经济的“凯尔特之虎”；把往年到德国收获芦笋的波兰季节工都吸引到了爱尔兰的建筑业。2008年房地产泡沫破碎，两国财政从盈余直转亏损（西班牙2007年财政盈余1.9%，2008年赤字4.5%、2010年11.2%；爱尔兰2007财政平衡，2008年赤字7.3%、2009年31.2%）。房地产繁荣，说是政府刺激消费成功地带动了经济发展；危机发生，说是贷款不良、投机失败、寅吃卯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说升斗小民“寅吃卯粮”的消费为金融危机之祸端，就更玄了。从小本生意到大财团，借贷投资扩大生产，发展经济如何离得开“寅吃卯粮”。取消“寅吃卯粮”，就用不着信贷金融了；信贷危机是免了，由贷款投资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成长也免了；次贷危机的教训显然不在取消贷款，而在“信”贷及其监管。且不说“寅吃卯粮”的大头不在小民在政府，且不说国家的债卷甚至建议中的欧元债卷，无一不是“寅吃卯粮”的纾解财困之举。
意识形态无法制约经济现象，尤其是对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自由经济；危机分析毋宁考察那些旨在消弭危机的对策，因为危机很少有严格重复再现的，“教训”总是功能不彰的马后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