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与薄熙来分别是国共两党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来曾被比喻为“大陆的马英九”，而马英九则被比喻为“台湾的薄熙来”。不难想象，青年才俊、帅气挺拔与谦和有礼，以及深得妇女人缘，应该是这两人共同拥有的特征。
马英九之父马鹤凌，薄熙来之父薄一波，皆是各自所在政党的“大佬”，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的映衬下，其子选取不同的政治道路自然不足为奇。马英九5.20已开始第二任期，而此前薄熙来却在政治上提前出局。回顾各自所展现的不同政治道路和行事风格，将两人在不同背景下所折射出的光谱进行对比，管中窥豹，想毕能重温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漫长曲折道路。
马比薄年少整一岁，出生在1950年7月，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正处于时代的分水岭，不共戴天的两股势力已暂时分出胜负，前方两条道路依稀可见，国军“勘乱”失败，败走台湾。后来70岁届龄退休时，才官拜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的马鹤凌与妻子秦厚修，此时辗转香港，在逃难流亡路上，生下马英九。马英九的名字是源自于马家族谱，“英”为“上尊大人，英才继起”，“九”则是希望能以“九思立身”并且“体健九如”。据说其祖先可追溯到东汉开国功臣、新息侯、著名军事家马援，英九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火车司机、交通警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父亲马鹤凌扮演严父、良师、益友的角色，悉心栽培，期许英九成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国士，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传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侵淫熏陶和甚为严格家教的督导下，英九将祖父立安公在湖南湘潭劝世教子的名言“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人生理念烂熟于胸，更是把曾文正“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奉为圭臬。正是这“诚”与“拙”后来成为马英九安身立命的护身符，更是他在仕途畅通无阻的最大政治资本。马英九的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经历，恰如在欧风美雨的淋浴下，牢固树立了普世价值观，这些深深植根于血液中的公平正义法制价值观，自然转化为他自己所说的从政理念：“尊重国家典章制度，奉行法治规范”。
在中西文化冶炼锻造下，加之恩师蒋经国先生的悉心栽培，马英九完成了从民主的启蒙到对宪政的坚定认同，顺应了时代潮流的期盼。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先生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马英九担任这一重要历史性会面的翻译。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马英九，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马英九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他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国民党大佬沈昌焕闻此立即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耳提面命，从这点上说，马英九可谓生逢盛世，与薄熙来相比可算是独享民主的琼浆盛筵了。
相较于马成长的环境，特别是所接受的良好教育，薄熙来则显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劣势，“革命总是在吞噬孩子”一语成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悲剧笼罩了家庭和社会，尽管北京四中和北京大学都是顶尖的好学校，但宥于当时的时代状况和历史局限，特别是“狂飙为我从天落”，革命的大环境，实质上既是革传统文化之命，也是阻截“普世价值”进入之途，更是戗害心灵之“三聚轻胺”的牛奶。人治的极端化必然造成无法无天的结果，而无法无天又更让人顶礼膜拜于人治。北京四中处在暴风雨的中心，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闹剧。“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四件大事，裹胁着薄熙来，走向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在贯穿始终“鼓吹血统论”中颠狂。尽管红卫兵运动在“冲击公安部”事件后落幕，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薄本人也蒙受牢狱之灾。但是，他从没有一个象样儿的反思，也不可能有。反而在错位、荒诞、无稽、对立的岁月中，汲取了大量时代糟粕，与民主之路南辕北辙，“运动”式办事的理念方法，渐渐在脑中生根发芽，随着政治历练的加深就愈加炉火纯青了。宋美龄在论述品德时曾说：“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的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也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自身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
古希腊谚语说：“告诉我，你跟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尤太人信奉：要知道你到哪里去，先要知道你从哪里来。前者是人的社会化问题，自然影响信仰、世界观、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后者是源头问题，方向是否顺应潮流，答案也在其中。由此可知，薄熙来是什么样的人，今后能向何处去，大体也就了然于胸了。
民主乳汁先天匮乏，后天必患虚火矫枉过正之症，这不难理解薄熙来为什么后来总是开口毛泽东，闭口伟大领袖，以至于成了路径依赖式的“发语词”，不以“他老人家”起头，就不会说话了。做事喜好大轰大嗡，夸张造作，突兀反常,把燥动当开拓，视任性为个性。薄办事以我为中心，反正你做我的部下，你的手机就必须24小时开机，我半夜三更打电话找你，天经地义，我就是规则，粗鄙的官僚作风越是凶悍，越能痛吃一切。
革命中异化出来的极“左”主义，是如何渗入到我们政治文化与思维中，并在后来发酵、膨胀并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呢？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至今成迷的是，“文革”中包括薄熙来在内的绝大多数高干子弟，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但总体上看思想解放的程度差强人意，无反思、无忏悔、无提升，远没有马英九、郝龙斌、白先勇等国民党高官后代的思想境界，反到成了旧体制的维护者，成了利益集团的骨干核心和代言人，特别是对民主宪政缺乏感同身受，反而在前辈的泥沼中无法抽身，更没有在超越自我中实现自我救赎、溶入民主大潮的宽阔胸襟和道德勇气。客观地说，薄熙来等人所代表的势力，已丧失了通过政治改革，从而实现自新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的能力了，已彻底沦为脚踩西瓜皮，滑哪算哪的“西瓜皮派”。
六十多年来，如果把国家赋予人格，从生命指征上看，中国已病入膏肓了，但因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所产生的惯性力，依然不可小觑。缘木求鱼造成的扭曲、错位，加剧撕裂社会和人心。本应下到河里抓鱼，却爬到树上，且越爬越高，越高树枝就越细，再往上必然是摔下去，可往下来也不成，同样危险，进退失据，原位置上不动也不行，因身躯在生长，体重还在增加，风吹草动就能惊出冷汗，更遑论惊涛骇浪了，这就是时下中国的一幅真实写生，“积重难返”四个大字赫然书写在题款的位置上。政治改革一团乱麻，土地制度形成死结，贫富不均积怨难消，腐败猖獗掏空肌体，食品安全问题正加速透支社会最后的一点诚信。记得在日本京都大学时，一位同学曾说，国家前进的方向选对了，有再大的挫折，也问题不大，而如果方向错了，哪怕碰上小问题，也会酿成大祸，国家不同于个体的人，掉头转向的成本太大了，真的难以承受。我们不得不为六十年前的选择付出极为高昂代价。
胡适在自己69岁生日前夕，曾感到有一股强烈的幻灭感笼罩心灵：“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完全地毁灭了。”
不可否认，民碎主义在当今中国有深厚的土壤，但真理从来就不是数人头，不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数人头，离真理就更加遥远。薄熙来信心满满口头禅是，对其“唱红打黑”拥护否，可在重庆大街小巷拦人便问。但问题的关键是多数人拥护并不一定就正确，在中国尤其如此，“反右”、“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赞成拥护者近乎百分之百，但“冤案”和“浩劫”却象9999式的千足金标签，不容置疑。红歌响彻云霄，都能看到众人口腔里的小舌头，声嘶力竭般地高唱“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胸腔起伏，大口吸气般地狂喊“东方红、太阳升”；饱含深情，眼噙热泪般地轻哼“党啊，亲爱的妈妈，您用乳汁把我喂养大，教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在这些甚嚣尘上，恍如隔世的歌声中，与健全人格、公民素养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不管有多少人喜爱唱，都不能说是正确的。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检视这些所谓的“红歌”，传播的无非是些“封建”、“奴化”糟粕思想而已，绝不是薄熙来等人所说的“是灿烂的思想之花”，十足是操纵民碎，民意可用可欺，没有是非对错，红歌最终扭曲的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歪理为什么不觉得“歪”。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在《宣传：人的态度形成》一书中指出：被长期奴役，不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宣传。在不鼓励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最怕与众人、与集体、与领导不合拍或者意见不同。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们会本能地感到“孤立”和“不安全”，觉得“可能会招惹麻烦”。宣传所利用的正是这种“焦虑”和“害怕”的感觉。“焦虑”和“害怕”是一种妨碍人们觉察歪理之“歪”的心理因素。
善借媒体之力为已服务是薄熙来的拿手戏。当初在大连，老百姓对广场矗立起的巨大球型建筑不解其意，他就亲自在镜头前直播讲解，阐述不同球体的抽象意义，电视台连日滚动播出，贩夫走卒，老叟孩童，茅塞顿开。在牢牢掌控住重庆当地喉舌后，薄熙来还时刻不忘让国内外媒体为其造势，薄在接见首都网络媒体赴渝参观团时说：“你们发表的《红岩宣言》很好。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有个重要功能，就是每天都在塑造国民的精神世界。”
“打黑”响亮口号下掩藏着选择性办案，而选择性办案实质就是“定向”剪除异己，与党同伐异“实用主义”反复交替配合使用，效果颇佳。所谓“让黑雾消散遁迹，让红梅绽放异彩，起到了扶正祛邪的作用”，真是指鹿为马、一派胡言。实质是“局部”专制风生水起，似曾相识，一言堂下，“家长”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整个就是小一号的毛泽东，“打黑除恶”恶化了重庆的社会环境，造成犬儒主义泛滥，还进一步瓦解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打黑”实则是“黑打”，可怕的重庆模式推广开来，中国就又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上了，难怪温家宝等人强烈质疑。
不容置疑，在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后，台湾的民主已经迈向成熟的坦途，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马英九一路走来，想必感慨良多，“政治不沾锅”、“政治洁癖”，还算是好话；“马英九英语比台语好”、“马英九对中国比对台湾好”、“亲中卖台”，在这些愤恨之词下，上演5.20“蛋洗马英九”下马威，让其提前跛脚，在民主社会下这些都不足为奇。在过去的四年里，在清廉政治、开放经济、和谐族群、和平互利两岸民众上，尽管马英九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但还是常遭蓝绿泛阵营批评，但这无妨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实验区，马英九具有的正直自律、俭朴清廉、依法行事的形象，也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台湾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马英九步履维艰与薄熙来无所不能，马英九左右受阻与薄熙来的呼风唤雨，形成鲜明的反差。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就是对权力的制衡，在两者异构的空间下，所延伸出的不同的道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其路径和行事风格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延亨顿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历史的铁律不幸再一次被验证。薄常常诲人不倦地到处兜售“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早期的初衷是真诚的，他也是愿意成就一番对人民有益的事业。薄时刻不忘打造自己清廉正派的形象，但在党内监督匮乏，社会民主制衡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仅靠个人的内心自省，就是金刚之身，究竟也坚持不了几天。一定意义上，在人治社会下，人人都是制度的受害者，人难以逾越先天就有的弱点和误区，相信制度也不要相信圣人，道理就在这里。
马英九在拜票
台湾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创造性实现了民主改革的新范例，马英九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而与之相较，薄在重庆所搞的“唱红打黑”、“唱读讲传”、“建设五个重庆”等政治实验，仅是单向说教和灌输的变种，绝谈不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薄熙来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正向的积极作用，可折射出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窘和无奈。改革由于缺乏系统性，边际效益逐年递减，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用绝对化的稳定标准来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结果就会造成，难的不碰，容易的一窝蜂上，最后容易的也变成难的，难的会更难，谁都啃不动了，选择性的改革，抑或叫纠结式的改革，不但于事无补，反会作茧自缚，加剧失衡，推高改革成本，造成更大的纠结。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换来的只是片刻安宁，牺牲的却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大陆官场腐朽的习气，更是让整个社会有沉下去的感觉，利益集团绑架改革让平民百姓看不到任何希望，而陈腐的说教则让年轻人窒息。同时，鸡毛蒜皮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红歌响彻云霄就是一例，而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
盱衡时局，环顾世界，民主宪政的潮流势不可当。在一路高歌猛进的进军路上，胜败无常，我们真的无意臧否马英九和薄熙来，但愿比较能产生些许光亮，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前行之路上的“萤火虫”，让我们都来集聚光亮，照亮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