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行队伍中，李旺阳的形象随处可见，他被印在T恤上、画在展版上、在人们挥舞的小旗上、在报纸广告上。他的面孔焦灼、愤怒、却又满是无奈，正像是蒙克版画《呐喊》——他感到巨大的痛苦，却不知该向谁诉说。
人们说，现代世界已联结在一起。但隔阂似乎也在加深，这么多信息涌到你眼前，你不可能全然了解与接受，于是人们更固执的局限在已知领域。审查似乎无效，却仍在起作用，人们有了如此多的已知选择，为何会费力去寻找未知之事？
到了香港，我才听说李旺阳。这个在中国被遮蔽的名字，在香港无人不知，人们在游行中喊叫他的名字，以他的名义征集诗歌，在楼房的玻璃窗上张贴为他喊冤的标语。一个常年处于监禁的湖南邵阳市玻璃厂工人，几乎获得了刘晓波、艾未未、陈光诚式的象征意义。
很有可能，他比这些更知名的异议者更直接地刺激到香港的神经。当香港有线新闻在六月二日播出了有关李旺阳的采访时，一些香港人被他的遭遇的残酷性惊呆了。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作为一名民运分子，除去牢狱之灾与殴打，他还曾被囚于棺材式囚牢，在阔一米、长两米、高一点六米的空间里，他只能或坐或卧，没有灯光和被褥，只有一个取饭洞、一个排泄洞，这样的囚禁最短一个月，最长三个月，而他被关了不少于二十次。他的身体几乎被摧毁，患有严重心脏病、甲状腺亢进、左眼失明、颈椎及腰椎病、双耳接近失聪，身高由一点八二米萎缩至一点七三米。香港记者也发现，他仍保持着惊人的生命力，他不仅没有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说出了“宁可杀头，也不回头”这样的铿锵语句。但在采访播出四天后，传来了他死亡的消息，邵阳的警方认定他是自杀。
这随即在香港引发了一波情感的巨浪。一个外来者很难理解这个城市对于“六四”事件、民运分子的特别感情。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悲剧发生时，香港距离回归中国不过八年。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是因为逃避中国的动荡与残酷而至此的，而今他们发现自己暂时获得的安全、繁荣与自由又可能被葬送——他们该怎么相信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府？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他们不能再忽略中国的存在，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困境紧密相关。
二十三年来，六月四日夜晚的维多利亚公园总聚满了悼念天安门悲剧的人群，令人惊叹的是，它从未中断过。人群的规模时大时小，它与记忆的深浅和社会焦虑程度直接相关。在九十年代初，悲剧记忆仍旧鲜明，对自身前途充满不安，人们群情激荡，而在九十年代末，记忆开始淡化，回归则比想像的更平静，聚集的人群则开始减少。
记忆会淡化，也会变形，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面貌出现。过去几年中，随着中国大陆和香港融合的加速，一种新的焦虑感也随之而来，香港担心自己被一个崛起的中国所吞噬，丧失了独特性。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而更开放，它反而收紧了控制。香港内部矛盾也不断涌现，它与深层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相关，也是香港回归正常化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政治热情、本土精神、身份的寻求、社会运动、反抗意识，这些正常社会的需求在殖民体系中、在一个移民社会中，都被长久地压抑，如今同时释放出来，并且相互激发。而在多重的问题中，中国占据着核心地位。它要寻求控制，而香港渴望自决，在这对抗中，人们也下意识把多重矛盾简化成与中国的矛盾。
于是，这些高度象征性的事件与人物，不管是“六四”，还是艾未未与李旺阳，都在香港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香港人把自己的反抗植入了这些人物与事件中，“六四”纪念获得本地意义。
纪念的蜡烛也正传到新一代人手中。这一代人没看过从珠江飘来的武斗至死的尸体，没直接感受过天安门的冲击，李旺阳式的故事则成为了他们了解中国黑暗面的捷径。它象征了中国的残酷从未衰减，香港再不能置身其外。我在《苹果日报》的头版上，看到四位香港青年人的集体行动，他们试图前往邵阳悼念，结果被当地的公安扣押。
从邵阳到香港，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似乎正在诞生。倘若你想继续在香港享有自由，获得渴望已久的民主，你就无法回避中国内部的挣扎与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