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种说辞吧，是缓中趋稳也好，还是稳中有缓也好，反正2012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似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媒体甚至用“集体误判”这样的概念来打“马虎眼”。
这是“集体误判”的事吗？
如果有这么高度一致的“集体误判”，那么恐怕我们真的要认认真真地问一句，我们的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我们的愿望呢还是现实？
找理由很容易，比如外围欧债危机恶化的程度比我们预期的要严重，新兴市场如印度、巴西也不行，外贸出口下滑厉害，不但总体订单减少，而且短期订单大幅上升，长期订单大幅减少；再比如政策转向的力度比预期更猛烈，用劲过猛，央行连续调高存款保证金率导致流动性迅速逆转；还比如对房地产投资投机打击的力度超乎想象，不但限购而且限贷，投资规模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可惜，这些理由并不是在今天才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欧债危机在去年8月达到顶峰，而几乎同时，我们温州为代表的沿海中小企业融资难达到空前程度，跑路现象层出不穷，定向宽松始终引而不发，限购和限贷刚刚开始在全国铺开。到底是我们太大意还是不以为然，或者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走过场，侥幸心理还是迷信心理？我们真的以为有形的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可以进退自如，左右逢源吗？或者此下滑相当于彼下滑吗？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阴差阳错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增长路径依赖”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调整过程中摆脱不了的魔咒，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的话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有增长骂增长，无增长想增长”的困境。
很多人不理解，经济增速跌到8%以下为什么会如此恐慌，要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牺牲一些速度又有什么了不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什么难理解的？事实上是，不但经济增速下滑会引出诸多就业、收入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而且未必就会同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杨瑞龙的研究表明，2011年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结构问题却进一步严重了，表现最明显的是第三产业下降幅度比第二产业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行体制内，速度高不等于结构恶化，速度低不等于结构改善。且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没有通过增长来增加一块蛋糕做必要的补偿，会引起社会问题，所以在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需要速度。
杨瑞龙的研究令人沮丧，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在目前的状态下稳增长还只有靠稳投资来实现，所谓的投资还是立竿见影的政府投资，我们还在那个怪圈里面打转，还是离不开发改委批项目。
这是阴差阳错之一。
和忧虑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重蹈覆辙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对积极财政的期盼，即减税。在很多人的认识中，结构性减税似乎是政府能够听进去的建议，但是如果真的只是强调结构性减税而不是强调整体减税，在实际过程中，一定会演变成结构性增税，企业的负担不但不会减轻，甚至还会加重，换作是你做税务局局长，可能你也会如此动作，这就是为什么经济越低速，财政收入越减少，税收压力越大的原因，因为支出是硬指标，收入就不可能是软指标。
这是阴差阳错之二。
当年的4万亿投资据说一分钱也没有直接进入房地产，但房地产却是直接的受益者，央企成为地王也是此后的情景，政府投资集中在铁公基，民间投资呢？所以难怪，有人把稳投资又和地产调控的放松联系起来，难怪总理在常州要强调地产调控的决心，否则前功尽弃。
这是阴差阳错之三。
货币政策的习惯性意外与GDP的阴差阳错都是一种扭曲，根子还在于中国经济既非完全的市场经济，也非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政策经济，而政策毕竟是权宜之计，与制度安排不是一回事。
我们只有等待继续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