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6月4日清晨时份，已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放火焚烧杂物（苹果日报）
【看中国记者林晓舟综合报导】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当年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的访谈被印刷成书《陈希同亲述 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发行，引起各界关注，此书成为探索六四真相的又一素材。作为六四事件被公认的主要责任人之一，陈希同记忆中的六四又是怎样的历史呢？
今年八十岁的本书作者姚监复曾经是赵紫阳的智囊人物，退休前是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书中陈希同主要澄清两件事情，一是反驳《李鹏六四日记》中所披露的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做法。二是申诉自己的16年因贪腐罪而承受的是冤狱，认为自己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
1. 否认误导邓小平
六四发生以来，陈希同作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一直被认为在六四中，其对邓小平有夸大学生运动的威胁，误导邓小平做出流血镇压决定。
对此，陈希同在访谈中反复说明， “邓小平的政治判断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借用赵紫阳对邓小平的评价，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邓小平会被骗上当，那就不是邓小平了”。陈希同说邓小平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况，而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情况，北京市的人谁不知道，邓小平怎么会不知道。陈希同认为“说邓小平受骗，是低估了邓小平”。
而对于陈希同是否向中央上传简报误导过中央，他将责任归咎于时任市委书记李锡铭。陈说，“我作为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包括当时重要会议，由于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也没有参加，也不知道当时上层争论是如此激烈。会议精神都是李锡铭参加后传达的。陈希同还指，当时李锡铭紧跟江泽民，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江泽民为自保，推出了李锡铭承担阻碍改革的责任。陈希同保外就医后曾与李锡铭见面，谈到陈的入狱，陈希同一句“把我打入监狱，不是你的意思”，李锡铭闻后落泪。同时李锡铭说，江泽民是个政治投机者，而李鹏是个大混蛋。
2. 否认曾担任戒严正指挥
再一个六四中的关键问题就是陈希同到底是否担任过戒严正指挥，陈希同对此称，自己是在2010年看了《李鹏六四日记》才知道李鹏对其曾有此任命。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一重要任命。
陈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我想有机会时，要请问李鹏：什么时候你或者指定过另一个人通知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吗？”。
姚监复对陈希同的这番澄清的看法是：“陈希同谈话中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并非全都一致。但有两点我觉得是真实的。第一，他不是贪官，他是想把礼品捐给人民艺术剧院，放在办公室只是为了估价。第二，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觉得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应该也是没有争议的”。
3. 承认宣读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六四”镇压后，陈希同曾以北京市长兼国务委员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至此学潮被定性为“暴乱”、当局镇压是“平暴”。陈希同在回忆此事时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我是照本宣科。”
在陈希同的自述中，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想申诉他16年的牢狱生活是冤案。而陈希同口述回忆的也有寄希望出书等待当局平反。
该书的出版商原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说，当事人的回忆，即使是一面之词，也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材料。“陈希同访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负多大责任，陈希同有责任讲清楚事实，他的访谈如今公开了，可由读者自行判断。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毕竟是隐瞒不了的。”
六四平反是否指日可待
《苹果日报》以《难敌岁月的煎熬，天安门父母亲真的绝望了》报道了在六四23周年前夕，5月24日，一位当年遇难者的父亲轧伟林，自缢身亡，他的遗孀说，在死前2天梦到了儿子，老人痛苦不堪，留下遗书表示，二十多年来，政府不闻不问，老人决心以死抗争。天安门母亲（六四期间因儿女死难的母亲群体）发表讣告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最终导致轧伟林的绝望，他“以死来抗争政府当局的残忍与无道，真是旧怨未了又添新孽”，据讣告证实，轧伟林是该群体中第一个采取自杀方式抗争的天安门难属。
而《陈希同的亲述》一书的作者姚监复5月31日接到原单位党委书记的约谈和警告，要求此书暂缓发行，姚监复认为透过此举，更能证明当局目前尚无对六四事件松动的任何迹象：我原来就说不可能，平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
然而，王薄事件发生，使共产党内部的危机无法隐藏，整个局势的发展也使当局对六四的立场有着微妙的变化。
其中引人关注的一个新闻是，5月27日和28日两天，贵州民主人士在贵阳市区，进行纪念六四23周年活动，连续2天，当局未进行干扰，主办者糜崇骠对港媒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对他们的民主活动采取不干涉态度，他认为，这与中央高层出现分歧有关。虽然当局这种沉默，在海外媒体对此事大量报道后被打破，贵州民主人士在5月30日仍旧被带走。
而此前，《金融时报》曾报道，近年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三次在高层秘密会议上提议平反六四事件。但如何定义这个平反？是否是承认当政者执政错误？既然是错误的话，当时的责任人是否要接受法律审判？而依据49年以来平反的历史经验：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胡耀邦组成了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平反了300多万在“反右”、“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连带给在文革前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迫害的人平了反。平反的内容就是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却无法补偿这些人或其家属在二、三十年当中受到痛苦。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平反六四的话，除了对死难者的抚恤外，那么对造成六四惨案的责任人和既得利益者如何追究，以及现行作为执政党本身是否仍有继续执政的资格，是否在问题之列？胡耀邦曾开创性地用平反给在运动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们一个说法，而他自身也需要体制内的平反。在现行体制下，对各种错误，是否都可以不停的依靠平反来告终？但不管怎样，平反必然会带来真相的大白，这是人们一直的期盼，也是避免前车之鉴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