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目前仍“保外就医”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亲述六四内情的新书出版，他接受退休体制内学者姚监复八次访谈，反驳《李鹏“六四”日记》说法，否认自己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以致邓作出镇压的决定；否认自己是戒严总部正指挥。陈也指被判十六年刑期是冤狱，是中共高层权斗结果。十八大前夕，平反六四传闻不断，重新釐清邓小平的角色，也为高层寻找平反六四的最佳时机。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则可以打扮。但真相只有一个，没有真相才害怕谎言。五月下旬，正当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一部《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记录》在香港出版，引发政坛震撼。陈希同，“六四”事件时任北京市长，作为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尽管是一家之言，却颇具历史价值。“六四”事件，至今仍存在诸多谜团，人们可以一时编写历史，篡改历史，演绎历史，但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标准，对於篡改的历史，总会有还原真相的时候。
这是历史的本色，在历史的演绎中，看那些潮起潮落的影子。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二百六十七页，十一万字，首版七千五百册。全书收录他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对友人的八次谈话记录，内容集中，主要谈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陈希同否认自己在“六四事件”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中扮演负责角色，反驳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指称陈希同担任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说法，澄清自己从来不知道被任命为“正指挥”，直到二零零零年，他看到李鹏的那本“日记”书中的文字，才知道李鹏任命他担任“正指挥”。
第二个问题是：陈希同否认当局对他贪污罪指控，详尽披露所谓“贪污礼品”和享乐“豪华别墅”、渎职等罪名的事实真相。他说：“对我的这种判刑，被人称为‘文革后最大冤案’、‘最荒唐的错案’、‘最不得人心的假案’、‘最不人道的大案’”，“尉健行（前中共中纪委书记）这个人是后来整我的，他搞了很多假材料”，“我确实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去收集江泽民在上海的什么材料，向薄一波告状，薄一波把我的告状信交给了江泽民，因此，江才整我。后来薄一波儿子薄熙成来看我，两个人谈起这桩传闻，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是无中生有的事……但是，江泽民是否对我有怀疑，中国古话：主疑臣死”。全书还涉及中南海高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李先念、乔石、李锡铭、尉健行、江泽民、朱鎔基的言行，大多首次披露，陈希同对胡耀邦、赵紫阳特别讚许。
可以说“六四事件”是当年改革开放的转捩点。尚有五六个月，令人关注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不改革，死路一条”已是中南海共识。重温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强化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而“薄熙来事件”则是催生改革新动力，十八大将吹响“再推改革新号角”。二十多年来，说起“六四事件”，从戒严到镇压，人们普遍认为是北京市领导人曾经向邓小平提供了不真实情况，“欺上瞒下，谎报军情”，从而导致天安门事件危机。
陈希同在谈话中却一再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判断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希同以赵紫阳的话，强化这种说法，赵紫阳说：“如果邓小平会被骗上当，那就不是邓小平了”。陈希同说：“有人说，是北京市委、教委夸大事实、谎报军情，欺骗了邓小平，认为邓小平辨不清真假，不了解情况。实际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况，而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情况，北京市的人谁不知道，邓小平怎么会不知道”，“说邓小平受骗，是低估了邓小平”，“如果我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说成是昏君、庸君了吗？”邓小平拍板军事戒严、最后下令镇压，这无疑对邓小平的评价带来巨大冲击。
盛传习近平会平反六四
这一阵，北京盛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议“平反六四”，又传将於中共十八大上位总书记的习近平，会在任期两三年之际“平反六四”。且不论这些传言可信度多大，但“六四平反”已经没有争论余地，问题只是时机。随着隐藏的历史真相，逐渐脱去包裹的层层外衣，对邓小平评价的重新认识，必将对他的改革开放思想作一番清理。习近平会推出什么理论，高举什么大旗，无疑引人关注。
《陈希同亲述》一书的八次谈话，由姚监复记录、整理、着述。今年八十岁的姚监复，曾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五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採访，他说，见到陈希同完全是“一个偶然机会”。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上午，他前往北京昌平小汤山陈希同寓所登门拜访。事缘，姚监复表姐锺鸿是文化人，曾在陈希同属下工作，她写了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枝莲》。书中有一段讲述她写曹雪芹电视连续剧时，时任市长陈希同曾支持过她。姚监复便上门将书赠送给陈希同。他俩交谈时，便聊起了当年的“六四”事件。姚监复回忆说：“历史的偶然性给了我一个特殊机遇，见到一位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姚监复说：“我以前与陈希同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这是第一次面对面谈话。但这第一次接触，我觉得我们俩互相感受到对方是真诚的，因此后来谈话都比较坦率。这些谈话，我是拿笔做的记录，没有用录音机，一旦用录音机，会让陈希同感到紧张，谈话反而不自然。每次谈完后，我就回家当即整理成文，下一次见他时就带给他审阅、修改。见面谈话至今一共十次，有两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重複，我就没写。最初的书稿是六次谈话，半年前交了书稿，今年四月又将最近的两次谈话笔录稿交出版社，作书稿补充。”
在书中，陈希同访谈澄清了“六四事件”的几个重大问题：他是不是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他有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他在学生运动期间，有没有向中央、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他有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开会；向市民广播讲话，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六四”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情况报告，是否他起草的……陈希同说：“凡是错误的，历史一定会否定。正确的，历史一定会肯定。正确的谁也改不了。错误的，可能长期存在，但是绝对不可能永远存在……真相总会战胜谬误，无非是时间问题。”
陈希同说，他是二零一零年读了《李鹏“六四”日记》的影印本，才知道自己曾被任命为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此前，包括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告诉他这一重要任命。他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我想有机会时，要请问李鹏：什么时候你或者指定过另一个人通知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吗？有正式文件吗？这是什么组织，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决定和什么人批准的？为什么不在当时通知我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这个指挥部设在何处？由什么人组成？北京戒严指挥部的任务、职责是什么？我这个‘正指挥’的职责、任务、权力是什么……副指挥周依冰没有找过我这个‘正指挥’请示，我这个‘正指挥’也没有指挥过周依冰副指挥”，“北京市这一边的工作人员，原来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员，也都没参加过戒严指挥部的会。如果我是‘正指挥’，他们都应知道。但是，他们原来也都不知道”。
归咎市委书记李锡铭
陈希同究竟有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而误导中央？陈希同说，“我作为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我在一九八九年不是政治局委员，上面的重要会议我没有参加，一般都是李锡铭参加，回来传达的。现在看了《李鹏‘六四’日记》，才知道上层争论得这么激烈，李锡铭回来都没有全部传达过。对於改革，他不积极，甚至有些改革措施，他反对。关於政治思想情况向上面的彙报、简报，主要都是由市委管，李签发的”，“李锡铭是市委书记，当年他负责政治思想、处理学潮。我作为市长，要保证好水电气、肉奶蛋粮食的正常供应。关於‘六四’的许多书，有真有假。我的真实思想确实是不同意发生动乱，希望局势很快平静下来”。
陈希同说，“李锡铭跟江泽民太紧，他病重时，坐轮椅，也住在小汤山疗养院，他託人捎话愿见见我。他先来看过我，后来我也去看过他，他对改革开放的起码常识都不懂，邓小平南巡讲话记录稿的初稿点他的名，说‘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讲，多一个三资企业，多一份资本主义’，后来正式定稿时删掉了李锡铭的名字。李锡铭原来跟江泽民跟得很紧，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江泽民把李锡铭抛了出来，把责任推给了李锡铭，最后江泽民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没有事，而李锡铭调动了工作，当个部长，李锡铭发现江泽民态度变了，出卖了他，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说：‘江泽民是政治投机分子’。把我打入监狱，李锡铭心里有个疙瘩，我去看病中的李锡铭时，我讲：‘把我打入监狱，不是你的意思’，听了我的话，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半天他说不出话，他对我心有内疚。至於李锡铭讲‘李鹏是个大混蛋’，可能是认为李鹏也不支持他”。
陈希同究竟有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开会？陈希同说，有的书说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是四川人，耳背，听不清别人发言，陈希同坐在邓小平背后用四川话大声在耳边重複一遍，“似乎我陈希同与邓小平私交很好。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邓小平家，更没有在他后边耳旁大声重複别人的讲话。我也没去过他家里打扑克、搓麻将或下棋”，“我没去过邓小平家、胡耀邦家，只有一次赵紫阳有事找我去他家，出来时他说：可多来，我也没有再去过”，“我对胡耀邦很尊重，很佩服，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身正气。对邓小平，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去过他家，万里、彭真、刘仁是老领导，只是过年时拜年去，平时也不去”。
向市民广播讲话，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六四”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情况报告，是否他起草的？对此，陈希同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是中央负责起草的。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讲话，用北京市长名义。向人大作报告，不好用北京市长名义，就用国务委员名义。我是照本宣科。”
六四悲剧原可避免
陈希同说：“我认为‘六四’是邓小平不容易下决心的，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一场可以避免、应当避免而没有避免的办法，中央动荡，我不愿意。上边的斗争、争论，我不知道”，“对於‘六四’的评价，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的评价，历史会有评价的，党内的文件材料，将来总会公开的，真相总会在解密后清楚的。我相信历史无欺。学生劝说后回去了，怎么后来又回广场了？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千人，是胡说。解放军也确实被打死了、烧了，也是一种仇恨”，“总之，‘六四’是一场悲剧。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党内问题不解决，上层争论、斗争激烈，没有及时採取必要措施，不愿意发生的悲剧就必然发生了……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客观真相是什么，要准确，光凭感情下结论不行，流血的问题，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给历史解决……有了上面的决定，宣布戒严令了，北京市只能执行，有的是李鹏发了令，根据李鹏意见，北京市也就签发了通告。有的书中也有不准确的胡说八道，造谣成分，结果众口铄金难铄真，需要对历史负责”。
陈希同被判刑十六年，到二零一三年七月刑满，当下仍处於“保外就医”期。按规定，他写的文字不能公开发表，他也不能接受採访。他的谈话记录却整理出版了，引起读者莫大好奇。问姚监复：陈希同是否知道这本书要在香港出版？姚监复回应说：陈希同同意他作记录，也同意他拿去出版，同意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式，将谈话记录稿公之於众，以澄清一些不实之词。但陈希同考虑到自己仍为“带罪之身，刑期未满，只是保外就医的特殊身份，不愿引起当局误会，以至给他本人和家属带来新的麻烦，因此，陈希同并未决定，立即公布这份谈话记录稿”。陈希同曾对姚监复说，“我现在的身份还是犯人，如果发表，可能有危险”。
陈希同已全权委託律师王耀庭，於零八年十二月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对陈希同一案向高院请求复查的申诉书”，至今已三年，没有任何答覆，既没说“同意复查再审”，也没说“维持原判”。因此，陈希同说：“访谈录的发表，还是再等等。我死不了，看看情况，再等等。……再看一段时间，如果仍不作回答，我只有和盘托出……这个案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冤案。”
姚监复说：“我已届八十，脑力日衰，难以对这些访谈录再做更深入细緻的考证，我想，只有早日公开发表，引起有识者重视，研究核实，才能使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胜负两方面的当事者的回忆录都应公布，让读者自己判断。我相信，读者永远比作者更聪明。因此，作为访谈的记述者，我个人决定公之於众。这一决定与陈希同无关。我希望不要给他带来麻烦。和谐社会中，申诉、申冤不应引来压制与迫害。现在，陈希同本人还不清楚这本书要出版，也不知道出版后会有什么后果。”
陈希同可在北京活动
谈到陈希同近况，姚监复说，陈希同身体还不错，思维敏捷，思辨清晰，记忆力很不错，互动交谈是坦诚的。陈希同曾告诉他：“我现在保持低调。我可以在北京活动，见谁都可以，如果离开北京，要打招呼。上网，也要注意。”姚监复说，现在陈希同拒绝了秦城监狱每月发放的三千五百元人民币（约五百八十美元）的待遇，因为他认为接受了监狱的钱，就等於承认犯罪。他可以在家接待客人，除了外国记者。不经批准，不能离开北京，可在北京市内活动。
姚监复说：“陈希同谈话中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并非全都一致。但有两点我觉得是真实的。第一，他不是贪官，他是想把礼品捐给人民艺术剧院，放在办公室只是为了估价。第二，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觉得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应该也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他说‘莫教后人考证愁’，我想这也是他的希望。这部谈话录披露了不少以前人们并不了解的真相，比如，陈希同根本就没有去过邓小平家里参与讨论戒严的会议。他没有写过信告江泽民的状，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
二零一一年一月六日，陈希同与姚监复谈话时，几次提到他在秦城监狱写的一首诗，题目是“众口铄金难铄真”。谈话尾声，陈希同拿来两首列印好的诗送给姚监复，并在诗末签上他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这一首。陈希同写道：“被打倒入狱后，对陈某的污言谎语多如牛毛，中外媒体更是铺天盖地，各呈其能，不顾起码的真实，大肆传播，经久不衰，因感而寄之。”七言诗云：惯听污言心气平，假话千遍诩高明。几桿曲笔文革乱，三声讹传曾母惊。权欲熏熏灭心智，忠直代代铸冤魄。谣言世家还谣毙，众口铄金难铄真。
将出版胡赵新政启示录
姚监复说：“陈希同相信历史最后会给予真相。我觉得应该争取尽早将真相弄明白，因此自己做这样的事义无反顾。最近我还跟胡绩伟谈话二十次，帮他整理了二十篇文章，结集《胡赵新政启示录》在香港出版。我这样做，无非是抢救历史，提供一点真相，让大家思考、判断。其实，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像朱厚泽、杜润生，我有机会接触他们，但我没能跟他们谈很多，记下很多，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在历史漩涡边上，有很多的见闻没有及时记下。所以我会抓紧时间多做访谈，记录和转达谈话人的原话和原意。”
出版《陈希同亲述》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五月二十八日，他接受採访时说，要写信史，就需要对各种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找出真相。有时候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相却一直隐藏着，需要去揭开。关於“六四事件”，中共档案尚未公开。因此，当事人的回忆，即使是一面之词，也是研究历史最好的材料。作为出版人，能把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留下，是很有意义的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当事人去世了，如果不留下他们的记忆，就什么都没了。
他说：“陈希同访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六四事件’中究竟负多大责任，陈希同有责任讲清楚事实，他的访谈如今公开了，可由读者自行判断。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毕竟是隐瞒不了的。”无论历史的车轮以何种姿态碾过岁月，人们总有一种对真相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