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呼吁那些政治挂帅的人“饶了这部美食片”。吃就是吃，不要扯上沉重的爱国主义。（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出人意料地激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这几日，这些热议正自然而然地朝着每一个方向迅速发散。
例如，即便是最缺乏想象力的评论家，也会将这部令人看了垂涎三尺的电视片同当下正引来举国声讨和反思的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阐发一通宏论。
还有一种官方气息浓厚的很不讨巧的修辞，那就是将它与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绑在一块儿，进而再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动员。比如，有论者指出，相比于纽约时报广场上播出的那些介绍中国文化的广告片，《舌尖上的中国》才是真正成功的国家宣传片。它通过味蕾唤起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巧妙而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对内，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片。用他们的话来说，爱国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体会这个国家里的种种美好。
平心而论，这种说法其实不无道理，然而，由于它的真正关切几乎完全落在了“宣传”、“教育”、“软实力”……之上，似乎电视片呈现的丰富绚丽的美食都不过是服务于上述目的的无关紧要的手段。之所以它们值得赞美，是因为用它们来宣传“主义”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于是让我们读起来既乏味扫兴，又不免从内心生出难以言传的不耐烦。
于是，又有人呼吁那些政治挂帅的人“饶了这部美食片”。他们颇顺应当下主流民意地指出，吃就是吃，不要扯上沉重的爱国主义。他们要求所谓“舌尖爱国主义”者们不要动不动就对生活中的任何美好事物无限拔高、上纲上线。这么做，只会毁掉它们。
然而不知怎么，这番貌似温情常识的话令我这个经常被爱国主义者们押上道德法庭的人听来更加不以为然。因为我从这番话里听出这样一种逻辑：爱国是一桩了不得的庄严大事，而饮食之类则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笼热腾腾的小笼汤包比遥远得从地图上都找不出来的黄岩岛更加深沉地寄托了我对华夏神州的情感。（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我怎么觉得恰恰相反，只要一谈论起神州大地上的礼乐风化、文学艺术、人情风物、衣食住行时，我那一颗爱国心总能被强烈地唤醒？而如果谁拿个大喇叭对我播放中华崛起、神五神六、奥运冠军、保卫南海……这些伟大故事，我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似乎反而不容易升起？换句话说，至少对我这个炎黄子孙来说，一笼热腾腾的小笼汤包比遥远得从地图上都找不出来的黄岩岛更加深沉地寄托了我对华夏神州的情感。
我原本以为这充分体现了我的觉悟不高，但没想到还真的有不少人与我想到了一起。那天我把上述这些不成熟的观点写在自己的微博上后，一位旅居法国的网友留言道：“坦率地说，每次回国的动力，除了家人朋友，就是美食。”我想，她的意思应该是：客居他乡的游子与祖国之间最牢固的纽带，正是亲友和美食。我还敢进一步说，生活在巴黎的她以及大多数其他侨民，一提起中国，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天安门和长征火箭，而是各自家乡那些值得津津乐道的特色菜肴点心。
这就必然要说到“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我知道这注定会掀起滔滔口水。在我看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经常尖锐对立的民族主义：前一种叫做政治民族主义，它的唯一诉求是国家强大；后一种叫做文化民族主义，它最关心的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扬。
由于篇幅关系，我在这里不可能详尽解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简单总结，为什么说两者截然不同、甚至经常尖锐对立？因为政治民族主义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常常有意识地、自觉地压制、破坏、乃至摧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在近现代以后世界许多地方——如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凯末尔革命以后的土耳其——都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自然莫过于五四以来的中国了。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时常导向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为了中国的富强，我们必须不再做中国人！因此，它也被一些人形象地称为“灵魂的典当”。而文化民族主义则由于将关注重点放在宗教道德、文化传统而非国土疆域、政治经济实力方面，因而往往并不一概拒绝同外来者和异族统治者合作。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如果有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就都是文化民族主义——满人入关以后，由于很快便全盘接受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于是其合法性很快也就得到了天下大多数汉人的承认。而在近代，英国殖民者因为对本地区华人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了很大的尊重，换得与香港老百姓基本相安无事一个多世纪。到今天，香港反而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得比内地好得多的地方。
从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立场来看，真正的爱国者，会为了保守、延续和发扬祖先流传下来的礼乐教化、文学艺术、生活方式……而战斗，却不见得会为了领土扩张和到世界上去耀武扬威而热血沸腾。在他们的评价体系里，文革期间那些号召和动手“破四旧”的人，都是汉奸卖国贼；而冒着危险把文献古董偷运出国门，使之得以完好保存、并长久展示于世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爱国者。
由此可见，舌尖上的确是有爱国主义的。但对他们而言，美味不是教育人热爱祖国的工具，美味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美味就是祖国，祖国就是美味。
写于2012年5月24日，发表于2012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专栏，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