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GDP增长目标并非意味着低增长对于中国是更合理的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否已经过去？很多专家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已近消失,加上产业结构瓶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减速期,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此停滞不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把2012年的GDP增长目标调为7.5%,显著低于以往的目标,更是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有些评论视此举动为官方对于中国进入低速增长期这一事实的正式默认。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解读,官方GDP增长目标通常并非实际经济表现的最好预测指标。中国曾长期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然而过去2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只有两次低于8%,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和1999年。
其实,中国政府调低GDP增长目标,主要目的是向公众尤其是地方政府传达一个明确信号,即政府今后不再片面追求增长的速度,而是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在需求结构—出口与内需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并且在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生态之间,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实现更好的兼顾协调。
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考虑。过去的高增长主要依靠巨大的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的过高投入,表现为投资占GDP的45%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高度。而高投资率必须靠银行信贷膨胀、政府公开或隐性财政赤字(比如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杠杆支撑,且不可避免地造成通胀甚至房地产泡沫。这种高增长还带来了能源与原材料的空前消耗,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飙涨,并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巨大污染。就如同在一条并不稳固的轨道上全速疾驰的高铁,中国经济近十年来双位数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必须指出,降低官方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低增长对于中国就是更为合理的选择。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来告别世界最高增长率的纪录,并接受一个新的但是很平凡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高增长的确造成了不平衡不稳定的现象,其背后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高增长本身也为化解这些问题争取了时间,提供了资源,创造了条件。
同样,如果未来实际GDP增长明显低于官方目标7.5%,那么,中国必将会面临一系列非常棘手的新挑战。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增量将不能满足大规模减贫的需要,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将不能满足退休养老、医疗保健及教育等日益上升的社会支出的需要,将难以覆盖治理严重环境污染与大规模减碳排的成本,尤其是难以创造高工资的就业机会从而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过5000美元,约为美国同年人均GDP的1/9,如果中国经济不能继续维持高增长,与先进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将难以在一代人之内显著缩小。而日益觉醒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对于收入及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期望值越来越高。中国百姓这种“见富思齐”的愿望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爆发力,通过勤奋创业推动经济前行,但是如果受到挫折,也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极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旦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陷入类似于美国和欧洲近几年所经历的境况,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的刚性结构将难以应对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测试。中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缓冲,中国的决策精英和国民也并没有应对经济衰退的经验。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例如1989年经济发展黄金期终结的日本,20余年后犹在磕磕碰碰地摸索复苏之道。
总之,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盲目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益与质量的增长固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但是,低于经济固有增长潜力的速度同样不应当接受。在实现经济赶超美欧日、变为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之前,我认为中国几乎没有选择高增长亦或低增长的奢侈权利。
幸运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远未充分释放,中国应总结过去30余年的经验与教训,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实现既有高速度又有高质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