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广西老右毛毓珪写的五篇回忆录：《中国第一个敢揭露吃人肉的勇士》、《王定及环江亩产十三万斤》、《二厂惨剧》、《不是右派的右派》和自传《奇冤》，借此说一点读后感。这五篇文章中，最扎眼的字眼就是“吃人肉”。
对于文革，中共曾经以“十年浩劫”一锤定音，但是如今在“舆论导向”中，文革是禁止言说的话题。为什么不能说？因为，文革的黑幕太大太深太广，揭不得啊！仅仅张志新割喉枪毙这么一件事就足以证明共产党是多么野蛮、虚弱。我的老家是武汉。抗战胜利后我才第一次回到故乡，听人们说，1927年──那是20年前的故事，在国民党“清党”、中共史书叫“反革命政变”的时候，黄鹤楼下，江汉关前，枪毙了好些共产党员。这些被捆绑游街的犯人，在临死之前，都能喊一声“二十年后我又是一个好汉”，或什么什么万岁。对比之下，国民党虽然杀人如麻，有失民心，但其文明与自信总还要略胜一筹，似乎没有“割喉枪毙”的恶行，否则，共产党的喉舌早就喊破了天。
2000年我在美国探亲，遇到一位30几岁的留学人员。那一年，正遇到美国大选。我们闲聊起来，话题转到民主，他说，中国绝对不能实行民主，老百姓素质太低，一搞民主，还不知会乱成什么样。这位做过大学助教的青年，出生在文革时期，来自吃人之乡广西，他的担忧，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
广西，古称蛮夷之地。文革的时候，湖南、广西以及北京近郊，发生了大规模群体屠杀事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只要是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包括怀抱婴儿和耄耋老人，一律斩杀无赦。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部分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此事惊动的中央，派飞机投撒传单，军队前往弹压，这才使这股杀人邪凤，没有大面积扩散。当时这些消息，通过红卫兵小报流传全国，如今，例如你只要从《百度》输进“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就可以读到长篇详细的记载。
在环江县，那个不顾群众死活，造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县委书记洪华，在搜查群众私藏余粮的时候，“有一次在搜查时，发现一户家庭锅边有一粒饭，就肯定该家主妇偷粮，便将该妇女脚姆指捆起倒吊挂了起来，剥光衣服，用烧红了的铁钎，烙烫其肚皮及阴部，直到将她摧残至死！80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长的覃杭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类似这样情况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这种杀人游戏，只有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人才可以与之比丑、比恶。这是中国人的耻辱，这是中共共产党的耻辱！我再次重申我的意见：在环江县，树立耻辱柱，把洪华的名字刻在上头，就像西湖岳飞庙前，铸一对双膝跪地的秦桧夫妇的铁像，传之千秋万代！
广西杀人更上一层楼。当时杀人杀红了眼的屠伯屠弟们，“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举行盛大的人肉筵宴，以吃人肉为乐。
鲁迅写了一部《狂人日记》，借一个“狂人”之口，揭露了吃人的世界。小说写道：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鲁迅借“狂人”的观察，不但现实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而且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查中国的历史，虽然有过各种各样的“吃人”记载，但除了饥荒以外，基本上都是一种远古时期的变态表现。对此古圣先贤都是予以谴责的否定的，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
鲁迅讲的“吃人”，还是一种虚拟的借喻的手法。鲁迅随后还说过“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所说“吃人”也是借喻手法。
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正是毛泽东“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时候。鲁迅把“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自然包括毛泽东这样的青年身上。
可是，40年后，正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革，在我们这块有着古老文明的华夏土地上，把实实在在的“吃人”历史，实实在在地复活了。
广西吃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北京城里的学生还要惊心动魄的是，他们不但敢于打死老师，还要吃下老师的肉，老师的肝。
文革中，我的学生，就是我从高一教到高三，整整教了三年的学生，在《横扫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的第一时间，翻脸就动手，声情并茂地、争先恐后地、眉飞色舞地、左右开弓地痛打过我，几个回合，就把我打得鼻青眼肿，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是幸好我生活在孔孟之乡，还能托庇孔孟余荫，所以没有被吃掉，否则我就不能写这篇读后感，来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了。
我们的古圣先贤孟子持论人性善，荀子持论人性恶，但荀子认为要用学习、反省、教育来去恶兴善。从来没有人主张扬恶惩善。
但是，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第一次大规模地无所顾忌地以疾风暴雨摧枯拉朽的方式扬恶惩善。地主阶级是中国固有文化、民族文化、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把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暴力把地主的土地予以瓜分，“劫富济贫”（毛泽东语），这就种下了“吃人”的种子。土改的重头戏就是杀地主。笔者手头有湖南省常宁的资料。这个40万人口的县，土改中自杀的443人，镇压，即枪毙的514人，合计957人，占总人口的2.4‰（引自萧一湘着《天堂脚印》上册，该书为自费印刷，作者为常宁乡贤）。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是400万、4,000万人口的国家，敢于群体屠杀这么多人吗？战后审判，纳碎战犯、日本战犯，杀了几个？米洛舍维奇心梗死在海牙国际法庭监狱，回到贝尔来得举行公葬，曾经高声称赞他是南斯拉夫民族英雄的中共，却不派出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岂不是蹊跷得很！要知道，他就是因为群体屠杀罪，自动到海牙投案的。
我们且看毛泽东的指示：“劝告农民以不采取非刑拷打为有利”、“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95、127页）因此土改中的邪恶都是毛泽东策划、煽动、挑唆制造出来的。在大胆而疯狂杀人方面，毛泽东不愧为枭雄！
只要把种子播种到了地里，等到有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浇灌，开花结果就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邪恶，就是把人群根据经济地位，以后再根据思想，划分阶级，划分成分，划分左中右，制造阶级对立，阶级仇恨，然后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煽动群众实行阶级报复。
从土改到文革，中隔一、二十年，正好一代人。在舆论上完成了对地主、资本家的“妖魔化”宣传。年轻一代，完全是根据电影《白毛女》、“收租院”、牟二黑子、半夜鸡叫中塑造的形象来认识地富反坏右分子。
毛毓珪说：“我问过几个人，（并非都是广西人）有的说还是会去吃的。因为你看那一溜儿跪在地上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都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还要寝皮吃肉，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只有打倒他们，干掉他们，吃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一员。”（《中国第一个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这就是吃人肉者吃得理直气壮，吃得心安理得，吃得眉飞色舞，吃得兴高采烈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这种事情偏偏发生在广西呢？难道真是因为那是蛮夷之乡吗？非也。
《二厂惨剧》中写了一个摘帽右派惨遭毒打的故事：
“被斗、打得最惨的数阎振伦。他一被投入斗争，就是一顿暴风雨般拳打脚踢，上下左右鞭抽帚揍，本来光秃的头，就鲜血四迸，淌流全身，整个成了血人，只见眼白还有点白色。不论他交代坦白什么，都不算数，因此挨斗了一、二十个晚上，身上血迹也不让擦，鲜红的血，干了成黑色，他就成了黑人。斗完了就脚镣手铐，叮叮当当押至队部关押（原为干部洗澡房）。白天由专人看守押往工地劳动（镣铐在身）。”
可是这个阎振伦的胞兄阎振兴，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早年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当过清华、河南大学教授。1946年赴台湾，历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委等要职。
可见，同样是广西人，到了台湾就成了栋梁之材。广西并非邪恶之地，邪恶之乡。
毛毓珪的五篇文章，每篇都有侧重，值得一读，我就不絮叨介绍了。
（2006-03-19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