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难属“清明”祭亲人，仍受监控*
今年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清明”是祭奠逝者、扫墓的时节。年复一年，八九“六四”遇难者的家人，在这悼念亲人的日子里，仍然受到警方的种种限制和监控。
*张先玲：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紧张，这是我没想到的*
在北京的张先玲女士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失去了19岁的儿子王楠（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
4月5日，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张先玲女士。她说：“每年‘清明’，我们都是各家自己祭奠。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紧张，这是我没想到的。
‘清明节’是纪念亲人的节日，往年政府对我看得比较紧，我只要去都要坐他们的车，一般是两个警察陪同；今年是三个人，外加一个我们社区的负责人。我们的车在路上走，好像是安全局的‘便衣’打电话来问我们的车到什么地方了。
到了‘万安公墓’门口，他们让把公墓的门打开，车从正门开进去了。他们不许我下车，怕有记者在门口采访，一直把我拉到墓地。这种情况只有在去年‘六四’，还有‘六四’二十周年、十五周年时曾有，其它‘清明’时从来没有。”
八九“六四”到现在已经快二十三年了，不少年轻人对1989年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知道不多。现在作一简要回顾。
*八九“六四”简况*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当时现场录音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六四”难属群体简介*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难属们告诉我，今年丁子霖蒋、培坤夫妇与往年一样，在故乡江苏无锡祭奠他们遇难的儿子。但是近日我拨打他们无锡家中电话，一直无法打通。
*张先玲：比较“三.一八”北洋军阀段祺瑞与八九“六四”中共当局*
我采访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
主持人：“今年我们知道海内外都听到温家宝总理谈到政治改革，网上也热传说温家宝曾经提到‘平反六四’。今年‘清明’祭奠顺利不顺利？难属们的处境、感受怎样？”
张先玲：“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紧张，我没想到。不但派出所的人，还有些看上去是安全局方面的，或者所谓‘国保大队’便衣在‘万安公墓’，我祭奠孩子的时候在周围监视。今年所有在北京的难属都受到通知，要在警察监视下祭奠，从这两点看今年更紧张。但对难属来讲，已是司空见惯，我们照常祭奠，当然是各家分开。”
主持人：“今年‘两会’，难属也像往年一样，写了公开信提出诉求，从那时到‘清明’之前，关于‘六四’，有关方面作出什么反应？”
张先玲：“我们的公开信发表后，他们仍旧跟从前一样，没有任何改进，也没有任何所谓‘松动’迹象。我看到网上，或有些人说，现在‘百度’可以搜索（‘六四’等‘敏感词’）了，这也许是一个进步吧，但是实质性的问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温家宝如果真的说了，也说明还是个进步，但他个人能够决定吗？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不可能只手挽狂澜。
不过我想这个事情早晚是要解决的，中国要想走民主化进程，必须要把‘六四’问题说清楚。这是绕不过去的事，你说哪个政府，哪个年代会这样，军队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开枪呢？只有在北洋军阀时，段祺瑞时期曾有过‘三.一八’惨案，那时候死了十几个学生，段祺瑞把那个开枪的人枪毙了，段祺瑞本人长跪请罪，从此吃素。
共产党现在杀死了几千人，致残的上万人，毫无表示，毫无悔改之心，连个段祺瑞都不如啊！连北洋军阀都不如！还公然有脸把铁狮子胡同1号，就是原来段祺瑞执政府那地方，定为什么‘爱国教育基地’，上面还好意思写上‘三.一八’惨案杀死十几个人。我不知道‘六四’惨案杀死那么多人，他们还知道害臊不？不感到负罪吗？”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六四’杀死几千人，您是从调查过程中推算的，还是看到哪方面有这样的报道？”
张先玲：“我是推算的。因为我们找到两百多人，实际上我们找到各个医院也就是（大约）十分之一的数字，这样推算，大约有两千多人。而且我清楚地记得，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记得，（当时）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记者问红十字负责回答问题的一个男士，问‘现在死了多少人？’这个男士明确回答说‘我们得到的报告是两千六百多人，据报来的材料’，他是这样说的。这是在‘六四’凌晨的时候，我听‘美国之音’广播节目里的，很多人听到。当然这不能作为确实根据。根据我们现在寻访到的两百多人推算，两千多人基本上不会太错。”
*张先玲：怕我接受采访，祭奠时警察在两、三米处面朝外站着*
主持人：“我们再说说今年‘清明’祭奠，您在‘万安公墓’ 祭奠过程，有没有看到别的难属，今年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已经快二十三年了，这是很漫长的过程。”
张先玲：“我在公墓祭奠的时候没有看到其他难属。因为大家的时间不一定在一起。我们通常祭奠，那里八个遇难者，祭奠完自己的孩子，都会给每个遇难者献花，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意。安葬在‘万安公墓’的八个人：王楠、杨明湖、杨燕声、郭春珉、袁力、段昌隆、王卫平、郝致京。我祭奠完，看到他们的墓上都有花，说明他们的家人来过了，或者有朋友已经去过了。我也给他们送了花。王楠不是墓，是骨灰盒，那里只能摆简单的花，也有人摆了一个小小的花篮。”
主持人：“几位有墓？”
张先玲：“四位。王卫平、郝致京、段昌隆、袁力。”
主持人：“您说都有花，是指包括骨灰堂里放骨灰盒的地方也有花？”
张先玲：“对。或是其他难属，或有什么人摆上的。”
主持人：“您是什么时间到达的？”
张先玲：“因为我的孩子王楠是4月3日生日，所以我们都在这一天去给他祭奠，已经是上午十点半以后了。”
主持人：“您说有国保跟着，是早在这之前就守候在您门前了吗？”
张先玲：“没有。他们是头一天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坐他们的车，在他们监视之下祭奠，否则就不能去，确认一下时间。我只知道跟着我的这三个人。但是到了现场后有那么多人，那我不知道。”
主持人：“因为是便衣，可能您也很难准确估计，粗粗看上去是多少人？”
张先玲：“我感觉有七、八个。”
主持人：“除了家人和与您同行的人，在那儿等着参加祭奠，或有心为祭奠来的，还有这样的人吗？”
张先玲：“有一位朋友。他认识我，知道我4月3日去。”
主持人：“您也为其他遇难者扫了墓，几点钟往回走？”
张先玲：“祭奠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我离开时已经中午12点过一点了。他们四个人的墓比较集中，但是骨灰堂就离得比较远，还有一个遇难者是在骨灰墙，也有一段距离。”
主持人：“你们祭奠一位又一位，这过程中几个（官方派的）人跟着？跟得近吗？”
张先玲：“一直跟着我的，有三个同车去的，还有一些是我们在哪里祭奠，都会出现的有三、四个人。为什么我说可能有七、八个人呢？因为我感觉在不同地方祭奠的时候，监视我们的人有不同的面孔，能看出他是便衣。”
主持人：“对你们的祭奠活动有没有什么影响和妨碍？”
张先玲：“站在离我们一、两米，两、三米以外，也不干涉什么。他们是怕有些朋友知道这里，或记者，首先是怕记者采访。在车上就跟我说‘张老师，
你不能不接受采访？’ 我说‘那不可能，只要有人采访，我肯定接受’。他们就怕有人采访，所以我祭奠时，感觉他们是面朝外看着，有什么人靠近就会阻拦。他们没发现什么人，也不干扰我们祭奠。”
主持人：“祭奠亲人的时候，这样近距离有他们在旁边，对心理上会有什么影响吗？”
张先玲：“那当然是。他们陪我去我就不高兴嘛！凭什么国家规定的‘清明’祭奠的日子，我们祭扫亲人你们还要跟着？什么法律呀？一点人性都没有嘛！在墓地的人跟我们也没接触，没讲话，毫无表情地冷冷站在边上。陪我去的
三人态度非常好，都是很和气地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奉命行事，希望您谅解。您要是不坐我们的车，您就没法去，所以还不如坐我们的车去’。我提出不坐警车，他们开来普通车，说‘您就算照顾我们吧’。因为年年都如此，要坐警方车，以前有过态度很不好时，我跟他们吵过、闹过。我跟他们说‘你们是和谐违法’，‘你们违法是违法，态度很和谐’。当然我心里很生气，也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张先玲：民怨沸腾，当权者只顾自家利益将国家把持手中，心却虚弱*
主持人：“一年又一年，到今年，您想起王楠，对当局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张先玲：“我对当局卑鄙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现在国内民怨沸腾，可是作为当局的人，只顾他们的眼前利益，只管自己的经济利益，现在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是人民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为了经济利益，为了自己小家庭、家族的权力，权钱交易，把这个国家把持在他们自己手里。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们按规矩正常在‘清明节’祭奠亲人，你们还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再三上书，要求你们对话，还不理不睬，当作没听见。但是我相信这是他们内心虚弱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像‘三.一八’惨案时，段祺瑞作为一个北洋军阀出身的军人，能跪地请罪，从此吃长素，并把开枪的人枪毙，以谢罪，这说明他内心的忏悔。现在共产党这种做法，我认为是虚弱的表现。他知道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才掩盖真相。但是我相信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真相是掩盖不住的。”
*张先玲：调查公布“六四”真相，公正评价，希望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张先玲女士说：“我也试过，百度能查到‘六四’，但详情是没有的。能够查出‘六四’（词）就是一个进步。我希望够越来越把真相披露出来，让老百姓知道这事情，公正评价这桩事情。”
我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组成专门委员会，调查‘六四’真相，公布真相。当局连这点都不敢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实在是无能而又卑鄙。
但是作为我们，作为我，不仅是为了王楠，也为了今后在我们国家里，不会再发生这样开枪杀老百姓的惨案，我也不希望今后的人再遭遇这样悲惨的命运。所以，我这么大岁数，还要为这桩事情奔走呼号。不是我一人，我们这些人，我们天安门母亲，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做这件事。为什么？就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主持人：“现在海内外有说法，说到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过要平反‘六四’、重新评价‘六四’，现在实际上控制反而严起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先玲：“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提出要平反‘六四’，是据说，这个我们也没听见，而且网上现在‘赵紫阳’，或者‘六四’，这种词屏蔽得也没有以前那么严……老百姓都有一种良好的愿望，觉得‘哦，可能这桩事情要解决了’，大家……或者有些同情的人，或者有些一直在推动这桩事情的人就想更加有力地推动这件事。正因为这样一种想法，使得政府更加恐慌，这是我的看法。
这就像那负案在逃的杀人犯，有人说‘这杀人犯有一点下落了’，这杀人的人听到后会害怕吧？会采取更多措施隐蔽自己吧？这就是当前为什么当局比以前还要紧张害怕的一个原因。”
*张先玲：祭奠表达是我们的权利，当局态度是政府的水平*
主持人：“您说今年别的难属也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您能把知道的情况讲一下吗？”
张先玲：“比如说袁力家，他们过去就是自己去祭扫，没什么人（警方）跟着，也没有人通知要跟着，今年就通知他们要跟着。还有像黄金平，都被通知，要去祭扫，警方就跟着。 由此可见，今年不是跟着我一家，而是北京的难属今年几乎都跟着，我知道的就有三、四家。
我说了‘你不打死我，我就要说话，除非你把我抓起来杀死我没办法。‘天安门母亲’的态度就是这样，说话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表达，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至于政府是什么态度，我们左右不了你们，那是你们的水平，表现了你们的胆怯。我们肯定还要表达我们的声音。”
*张先玲：很感谢一切帮助关心我们的人，四川陈云飞年年来扫墓*
张先玲说：“我很感谢一切帮助、关心我们的人，真是很感谢！四川有个朋友陈云飞，每年‘清明’都来，去扫墓，我今年也碰见他了。我们坐的车子开到万安公墓，我走到骨灰堂下面的时候，我看到陈云飞也在那里。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我每年来’。他就是去年被警方看着没来，前年也来了。前年他跟我联系过的，知道王楠的骨灰在什么地方。他几乎每年都来。他以前是来了先到我家，然后我们一起去，后来警察看得很严，不许他去，他今年就自己去万安公墓。他是特意从四川赶来的，跟着我一起都看了一遍，也给每个墓上都献了花。他说第二天要到紫阳先生家哀悼。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他能够每年都记着这些遇难的人，能来这里表达自己的哀思，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他在每个墓前都认真鞠躬，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而且他也很低调，只是说‘他们等于是我的兄弟，为了同一个目的，他们死了，我应该来向他们致以自己的敬意’。我觉得他很好。”
*徐珏：电话被控制，打不进，拨不出，或中途断线。门外有警察*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徐珏女士是一位地质科学家。她的长子吴向东（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1989年21岁。6月3日夜里，吴向东被戒严部队枪击，6月4日凌晨去世。徐珏的先生吴学汉因儿子遇难，悲愤抑郁，患了癌症，几年后去世。徐珏女士三年前身患癌症。
“清明”时节，我采访了徐珏女士，请她谈谈今年“清明”祭奠亲人的情况。谈话一开始，我提到给丁子霖女士拨电话，没有办法拨通。
徐珏女士说：“我的电话也一直被控制。‘两代会’就控制了一个月，（外边）一直打不通，我也打不出去。‘六四’、‘清明节’，有时候打一半，电话就给我弄断了。有时候白天不行，就像你这样晚他们可能放松了，就打进来了。‘两代会’过去通了几天，接着又是‘清明节’，到处都在控制着。
扫墓的话，必须他们警察陪着我去。我说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说会用车把我送去，没办法。外面便衣警察、警车看着我们难属。”
主持人：“您自己这边，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徐珏：“‘两代会’前后差不多有一个月。这个‘清明节’是前一个礼拜。现在‘清明节’过去了，我看好像还有人盯着呢。
我‘清明节’去上坟。我已经好几次没上坟了，我说这次一定要去，因为墓碑上字的油漆快要没了。好几年都控制着我，今年他们说‘我们送你去’，然后他们还给我买了油漆。用便车，他们也穿了便服，不穿警服。反正不坐他们的车也不行，他们要陪着去就去呗。”
*徐珏：警察帮我擦墓碑、给碑文上漆；另有未留名者扫墓上漆、献花*
主持人：“是清明节当天去的吗？”
徐珏：“前一、两天去的。
“六四”遇难者吴向东和他的父亲吴学汉安葬在同一个墓园。
徐珏女士说：“都是在‘八宝山人民公墓’里，但是因为向东死得早，在另外一边。我丈夫死得晚，又买了一个墓，在另外一边。
这次去，警察态度比较好，墓碑脏了，他们帮我一起擦。因为我先生的墓碑上刻着挺长的一首诗，关于‘六四’的，他们就帮我一起用红漆写（描），我写了几行，体力不行手都发抖，他们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还是派出所所长，就帮我写。
写完后，又到我儿子那个墓地，发现已经有人把油漆都上完了。我们一看，手都摸得到，油漆是刚描的，还送了一盆鲜花在那里。也不知道是谁，可能就是对‘六四’死难者挺尊敬的这些人。
后来他们（监控警察）又送我回家，走的时候跟我握手，说‘清明节这几天，上面要我们看着’。我说‘你们看着，我没办法，但是你们不要太嚣张了。在楼道下面的马路上，拿着个凳子、热水瓶，六、七个警察……我一个老太太，用得了那么多警察看着吗？有一个也就足够了，我也打不过你们，何必这个样子呢？这太不尊重人权了嘛。你们这样嚣张的话，小区的人们都挺讨厌你们的。你们等于不是看我，把小区的人们也都看管起来了，这多不尊重人啊。’他们说‘是，是。我们这次一定不这样了，改变方式，不在马路上、楼前面看着了’。我说‘我儿子就是英雄，他们就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就是英雄的母亲，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历史总会作证的，世界人民都会支持我们的’。但是他们用各种方式方法整我们。”
*徐珏：温家宝要是有良心的人，应知学生运动反官倒、反腐败是正义的*
主持人：“您说知道有难友也被控制，还有哪些人？”
徐珏：“难友基本上在这期间都给控制的。我对警方说‘你们这样是对我们人身尊严的侮辱’。‘两代会’，我们要求对‘六四’给以正确评价，提出三个要求。向政府提出要求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的基本人权。为什么就这么怕我们？”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都听说，温家宝曾经提到过要平反‘六四’，或者说重新评价‘六四’，百姓中对此也有一些反映，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怎么想？”
徐珏：“因为八九‘六四’前赵紫阳和温家宝还一起去看望学生呢，要是有良心的人，他应该知道这个学生运动是正义的。都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他到中央当领导，现在反正也快下台了。他不是说下决心在下台之前要为改革开放做点事吗？所以我们想，说不定温家宝还是有诚意的。但是他要想平反‘六四’，估计阻力也很大。我们对他也有点了解，因为他（曾经）是跟我同行，比我低一届，我们是（同）一个大学的。他的人品、他的所为，我们还是有些了解的。”
*徐珏：希望中央像温家宝这样的人拼出最后一口气，国家走向光明大道*
主持人：“你们是（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您还是温家宝的学姐？”
徐珏：“对。那时候叫北京地质学院。”
主持人：“毕竟我现在还搞一点工作，是国情咨询项目，搞地质的，还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反正为了自己的国家吧。因为学术是不分国界的，我应该为世界尽我自己毕生的努力，为了科学的发展做点努力，我觉得这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很重要的，尽我的努力吧。尽管癌症是晚期，但是公道要讨回，学术工作还是要坚持的。
我希望在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中央的希望像温家宝这样的人，能够真正拼出他们最后一口气来，走向世界真正光明的大道。世界都在向民主化发展，我们中国不能老停留在原来基础上。所以我希望，这次对‘六四’的事件假如说能纠正，哪怕前进一步，给我们讨回这个公道，我看就是他们的进步。
假如他们死守着独裁不放，不管正确不正确，不抓紧这个机遇，坚持顽固到底的话，历史也会给他们作很坏评价的。因为‘六四’事件迟早会得到正确公道的评价，所以聪明的领导者，及早的……假如今年‘六四’能够给提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今年不能解决，明年能够解决，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看到光明的这一天。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向光明，走向真正的国际化的前进道路。”
*吴定富：支持温家宝提议，对共产党行为跟说法不一定相信，拭目以待*
八九“六四”遇难的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学生吴国锋，当时不满二十一岁。
他是家乡四川新津县第一个考进北京的大学生。1986年，县城里的人们在街道上欢送他去北京上学；1989年，县城里的人们在街道上向他父母手中捧着的他回家的骨灰致哀。
吴国锋遇难后，他的爷爷奶奶悲愤病逝，他的弟弟支撑全家生活积劳成疾，也病逝。吴国锋的父亲也患癌症手术。
今年清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
主持人：“请问一下今年的‘清明’祭奠情况怎样，是不是顺利？”
吴定富：“今年祭奠还跟往常一样，很顺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小县城，对我来讲，从来没有好大的干扰过我。我们的亲友都去了。”
主持人：“今年海内外都听说，温家宝总理曾提到要平反‘六四’，您有没有听到这个说法？”
吴定富：“听说了，我们在网上都看到了。”
主持人：“您是怎么想呢？心里怀的希望大不大？能谈谈您的希望和要求吗？”
吴定富：“我们难属对温家宝的提议很支持。但是，对共产党的行为跟说法不一定相信。因为现在台上的胡锦涛是邓小平提他上去的，平反‘六四’直接牵涉到邓小平和江泽民，我估计胡锦涛在这方面是不会有很大作为的，未必会有很大的、很积极的表现。拭目以待！”
主持人：“地方当局的官员有没有跟您接触过，包括压力，这些情况有没有？”
吴定富：“我现在是个闲人，他们从来不管我。明的吗，（警方）就给我女儿打招呼‘希望你爸爸不要到外地去……’，就这么简单几句话”。
*吴定富：儿子为民主自由付出生命，愿他所求的通过大家努力早日到来*
主持人：“将近二十三年了。在这样一个‘清明’祭奠的时候，您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
吴定富：“每逢‘六四’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亲属都万分悲痛。我儿子虽然在一九八九年去世了，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各阶层和陈云飞他们几个，经常来看望我。今年陈云飞不是到北京去了吗，他每年要都来。还有些成都的朋友，如果有事来不了的话，都通过他代问候我们，我从心里很感谢他们。
我儿子虽然去世了，他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他追求的的东西还远远未达到。作为我们是死难者的亲属，希望这一天会通过大家的努力，尽快来到。希望通过全世界的关心，早一天来到。”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