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与其妻子李淑娴（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著名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4月6日在美国南部的图桑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方先生晚年曾任教于图桑市亚利桑那大学。
今天，我们纪念他，是为了争取二十二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早日得到正确的评价，以及正常的评论——今天在百度搜索“天体物理学家 76岁”得到很多方先生逝世的信息，但直接搜索“方励之”却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久在异乡为异客的方励之先生是杭州人，常年在安徽工作，可六四事件后一切都突然改变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不能再回到他的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甚至不能再回到中国，真是一生的遗憾。
方励之先生被开除党籍的缘由
方先生早在二十五年前，在安徽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期间，就因主张思想自由化而闻名全国，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却不能容忍他的言论，方励之也因此成为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三位著名党员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良心作家刘宾雁（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和王若望（中国作协理事，1987年1月14日在上海开除党籍），方励之先生的党籍是1987年1月17日在北京开除党籍。这个结果是邓小平“钦定”的，邓小平认为这三人“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并鼓吹全盘西化”，邓小平还发表文章谴责自由主义分子利用政府重视市场的经济改革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表面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是党的代理总书记、总理赵紫阳，前任胡耀邦刚刚在方励之开除党籍之前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并没有表示严厉对待方励之的言论，他说：“我们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方针不会改变。”赵紫阳还承认，胡耀邦总书记辞去职务“不会影响而恰恰是为了更正确地执行我们的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不容知识分子异议
邓小平在方励之事件中起幕后决策者作用，邓其人历来被毛泽东认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可以自己走资，但别人主张走资却就被他踩在脚下，邓小平不像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而是“有心独裁，无心民主”，所以后来发生了六四镇压学生事件，邓小平是主导人，如果有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独裁者排名的话，邓小平肯定和毛泽东排在一起，前为毛泽东，后为邓小平。邓小平是为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有限尝试，但如今社会不公，权力腐败林立，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权贵资本主义猖獗，邓小平依然是这一结果的最早的始作俑者，今后他的历史评价依然不会高。
今天，六四一定不能忘，方励之先生也要纪念。同时，对邓小平的独裁干政依然需要反思。邓小平所坚持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又称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对中国改革毫无益处，只是给邓小平“一言堂”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邓小平因为不容异议，所以方励之只能客死他乡，而且一直得不得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经济改革一直跛脚前进，政治改革一直缺失，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成为半吊子市场经济。
官方人士及媒体对方励之自由化思想群起攻之
早在1987年1月12日，即邓小平作为当朝的“慈禧太后”，他下令解除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大学领导职务，理由是“主张自由化”，当年合众国际社驻北京分社的记者马珍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事件，官方新华社也称是他们散发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观点起到了煽动学生最近上街游行的作用。这家官方通讯社还说：方励之的“思想给中国科技大学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并在这次科大学生闹事中充分暴露出来。”官方《人民日报》当天继续攻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它说，如果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它就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入外国人之手。方励之先生所在的安徽，该省委主办的《安徽日报》还刊登了一篇批评方励之个人的文章，指责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发表错误言论和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家报纸和其他报纸一样“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丑化党的领导，反对人民以及违反党的纪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还在一篇长文中告诫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当年方励之先生年富力强，正五十一岁，却被早早赶下了副校长岗位。
方励之的职务被解除后，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路甬祥为决策者的行为继续了辩护，他说：“发生解除方的职务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我们将实行的那种制度，而是由于他本人有错误。”争取民主自由何错之有？厦门大学副校长王洛林似乎也是为决策者辩护，他说他对方被解职感到“遗憾”，但是他指出，方仍然在从事天体物理学家的工作，他被解除的是行政职务，而不是学术职务。上海的教授谢希德女士也出来为决策者辩护：学生可以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但是“除了在无人居住的孤岛上外，没有绝对的自由”。自从发生要求民主的诉求以来，大学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已加强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原都设在北京，后来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本科迁至安徽合肥，研究生院仍在北京，属于中国科学院主管。时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周光召是中央委员。他公开指责方励之企图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必须改组”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
这样的事情今天若发生似乎依然毫不奇怪，比如北大或清华的一位副校长若被指控诽谤共产党的领导和诋毁社会主义，依然被会解除了职务。除非他歌颂这一切。
六四学潮的前因
1987年1月，中国安徽的合肥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官方称为是“闹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生示威游行，一直断断续续，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起因也是由合肥中科大的学生最早引发。
因为不容异议，所以自由化作家和科学家只能被开除党籍，甚至还有可能有牢狱之灾（若在毛泽东时代他们都会被打成右派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或劳改）。作家王若望仅仅公开地自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鼓动学生和其他青年“跟着自由化走”（其实是倡导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就被打入另册。而方励之先生一样被视为“异端”，官方说，“对于那些屡教不改，坚持反对党的纲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理所当然地要给予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官方还提醒“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员中那些自以为是“名人”就可以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的人：“所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1987年1月14日官方的理论杂志《红旗》说：“极少数人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言论，对一些学生闹事起了煽动、怂恿的恶劣作用。”中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报广为转载的这篇评论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由于这次媒体批评所谓反动言论，接受这些言论启发的广大大学生似乎受到了激励，学生运动一直在发展，或者进一步酝酿。
方励之事件，其实就是执政者容不容忍不同意见，若不容忍，社会进步从何谈起呢？不过，1987年的情况似乎并不坏，方励之先生还在当年5月份参加意大利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会议，他当时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能被批准来意大利就证明我的国家仍在沿着改革和开放的道路前进。”并称“中国的改革政策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方励之先生被开除党籍时仅为四级教授，月薪约为240元。1988年方励之先生从中国科技大学调至北京天文台工作后被晋升为二级教授，月薪增加20元，达到260元。中国科学院的通知说，他是“因为贡献突出而被晋升的”。这点钱虽然可怜，但在当时似乎并不坏，因为当年很多人的月工资甚至都不到100元。不过，领导人的收入似乎永远神秘，1988年8月份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方励之提到一处“新闻”说“中国主要领导人在海外银行都有存款”，香港的明报继续了报道。不过，方励之先生后来也解释了他的引语出处是“根据北大海报”，且“大字报上也未具体点出领导人的名字”。这个地方就是北大的“三角地海报角”，也是六四前的“民主沙龙”的主要阵地，当时的北大确实思想言论兼容并包，短期是自由开放的。
方励之先生当年还是有胆识并有担当的，他曾在香港说“当然邓小平是退休好”，因为邓小平84岁还在“垂帘听政”，这样做对国家的命运算负责任吗？方励之先生还多次签名或发表言论，认为民主制度才能使中国成为现代开放国家，民主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死敌。
邓小平不容方励之，自然在北京是不自由的，比如1989年初布什总统访华期间，柬邀“布什总统的客人”方励之出席其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但方励之先生最后一刻并没有出席布什总统在北京最后一天访问后举行的答谢东主国晚宴，因为被官方阻拦了，虽然方励之先生持有请柬。尽管高压，方励之先生还是有担当的，他参与在一封呼吁大赦政治犯魏京生的公开信上签名，并有89岁的著名作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政协常委冰心签名支持方励之。冰心说，以联署公开信的方式向人大会议表达意见，在宪法上是合理的。
六四事件有血的印记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最大的一次和平的民主诉求是大学生发出的，这些热血青年是最爱国的，这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学生自发悼念，要求民主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运一直不断。5月份，北京大约有1000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以迫使当局对话，实现更大的民主。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北京大学。在向天安门广场行进的队伍中很突出的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李淑娴教授。她是方励之的妻子。她说她来参加是“表示我对绝食学生的支持”。这些学生步行5个小时从校园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在那里过夜。他们的这个最新行动可能一直拖延下去直到几天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天抵达北京时为止。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临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访问能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但他否认他们的行动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有关，但是他证实，学生的一个代表团已于此前向苏联驻这里的大使馆递交了一封信，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他们学校发表讲话。但是苏联发言人说，戈尔巴乔夫由于日程已排满，不大可能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如此，学生们的热情依然很高，他们在天安门前高喊：“我爱真理胜过米饭。我们要求立即进行对话。”因为他们“想同政府进行真正的对话，不仅仅是官员们的说教。”
这点，方励之先生夫妇的启蒙是作了极大贡献的，大学生热爱真理，说真话，而方励之先生也是坚持思想自由“全盘西化”，但他作为知识分子却没有想到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争取民主自由的艰难，比如随后发生的六四事件，导致学潮被镇压，流血事件震惊世界，学生和民众死伤惨重，支持并同情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丛德、张伯笠、熊焱等21名学生领袖被通缉，方励之夫妇也被通缉。1989年6月5日，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使馆寻求政治庇护，长达一年多。直到1990年6月25日中美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所谓错误的基础上(即要求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中国官方媒体事后公开报道。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图桑的亚利桑那大学。为此，布什总统给予了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的决定。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这一人道主义的行动是有远见的，是有意义的步骤，这将会改善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气氛。”
方励之先生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但确实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洞察和预料，这点中国知识分子依然要反思——不过他敢言的勇气可嘉，为此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基金会为其颁发“人权奖”，前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称赞方励之先生是一个“为人权而斗争的伟大战士”，虽然方励之先生至今都没有看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但这一梦想仍然被后来人所继承，后来人依然不可忘记依然努力去争取。但愿人们借助纪念他的逝世，并追忆六四事件，期待六四事件早日得到一个公道的结论，让死难者早日得安息，让受害者早日得到抚慰。
方励之先生，他安息了。至今，他的言论并没有被人遗忘，人们仍然不忘会经常提起他，纪念他。
2012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