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节，一篇缅怀蒋公的文章触动了我，作者谈及几次让自己重新省思的关键因素，包括从台湾回去探亲的亲戚、台湾校园民歌、出国时中国人受到的差别待遇、以及电视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让他对抗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表示因为这些不同时期所带来的冲击，让他从对蒋介石咬牙切齿骂其为蒋光头，到充满了敬意称呼蒋公，而这过程是痛苦的，因为那是对自己的过往一次次的否定。我认为这需要勇气与良知去面对。
我与李君（一位对共产党有清楚认识的朋友）谈及此事，他告诉我，他并没有作者那种明晰的阶段，而是一种逐渐的了解与提升。他说：“其实，只要是能正常独立思考的人，都能从共产党自己宣传的东西中看出共产党的问题。”对此我感到讶异。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在我谈及“三退”时，屡屡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来自我辩解，如果从共产党的出版品中就能看出问题，那为什么几十年来中共能如此成功地控制中国人？
下面是李君的自述：
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我18岁，当时我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悲痛。但随着年龄增长，当我开始思考社会、人生、社会正义、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时候，就意识到共产党人所宣讲的那一套有问题。虽然我从小就开始收听所谓“海外敌对势力”广播，也因此对共产党的真实认识就启蒙得早。但即便不如此，只要是一个能理性思考、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够从中共自己所宣讲的东西，看到它自身的邪恶。
让我开始对中共有所质疑的，首先是在中国每个人都司空见惯的“户口制度”，在我看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东西。虽然，整个社会对这样的制度表现得很麻木、习以为常，但对我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这个户口制到今天还存在，一个农村的居民进了城以后，整个社会对他普遍的歧视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不管何时、何地，行住坐卧都能感受到那种歧视的眼神。城里的人都享受这种对别人的歧视，尽管每个人都活得像一条狗，可是当他有资本去歧视乡下农民的时候，他心安理得的享受这种歧视。可是我受不了。
后来，我读到一本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中提到一个“剪刀差”。毛泽东时代乃至于邓小平以后，一些企业只管生产，销售却由共产党说了算。比方说，30年前他们生产了小型轿车“桑塔纳”，定价是由共产党控制，他们定的价在大陆是20万人民币（大约4万多美元），可是同时期，他为了拓宽市场，把汽车出口到香港去销售，在香港的售价是5000美元。他们的理由是：这是奢侈品应该控制消费。
在一个一切产品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的情况下，他们规定工业产品的价格以高于其价值的售价来销售；而对于农业产品则以低于其价值的售价来收购，当时实施统购统销，这样就能把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得很低，如果你的生产成本是10元，他迫使你用5元来交易。对农民来说，一边是高于价值的定价，另一边则是低于其价值的定价，从这样的差价不难看出，几十年来共产党从农民身上抢夺了多少财富。直到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基本集中在城市，因为共产党的官僚和子孙都生活在城市，因此，他们把最好的教学资源、医疗资源、卫生资源、交通资源、就业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农民从小就得不到像城市人口一样的条件。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以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做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这些都是共产党刻意制造出来的不平等。其实扩大了来说还有地区的不平等，像是北京与其他地区的不平等。
我就是从共产党这样的经济理论，看到他们对绝大多数的人口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这种不公极其不人道、也极惨忍，因为我们同时看到：在这种“剪刀差”压榨下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什么叫真正的家徒四壁，整个屋子里就是一个锅，床上只看见稻草，什么铺垫的东西也没有，然后挂个黑布做蚊帐。更甚者，这种不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产生的是极其巨大的破坏作用，因为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就是人，把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口关在社会建设的大门之外，这个社会怎么能发展？
后来，我从共产党的一些小说中，也看到了种种共产党不把人当人的一种令人极其憎恶的邪恶行为。那些小说总是鼓吹共产党员怎么样的忠诚不叛党，如何经受得起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的拷打，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是“江姐”、“刘胡兰”等，可是我从那样的小说里面却读出了另外的内容：国民党的监狱里犯人竟然可以读书！我很早就见识了共产党的监狱。比较下来，光从监狱对不管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的监管，就可以看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本质。相对于共产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可以说是仁慈的。当时，我不知道在监狱里读书、发出信件是基本的人权，但由此引起的思考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去为一个恶魔来咒骂仁慈。
共产党的监狱是人类历史上所存在过的最具有恶魔本质的邪恶的监狱，史大林、希特勒等的监狱远远比不上共产党监狱的惨无人道，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惨无人道的魔窟，这完全是写实的。看看高智晟、看看法轮功学员的遭遇。
包括后来我下了苦功夫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让我看到共产党的欺骗与对中国人无耻的掠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用出于对18、19世纪英国或欧洲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地抱有的强烈同情来批判资本主义，里面使用各种能运用的语言来咒骂资本主义，可是当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发觉书中每一句咒骂资本主义的话语用来咒骂共产党都要恰当得多，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惨状要远远超过19世纪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比方说：马克思屡次用来作为论据的材料是当时英国国会每年对工人的工作条件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被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当时的报告详细计算了一个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人平均使用空间。这样的统计，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的工人无法企望的奢侈。
此外，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所写的报告文学，里面所描述的社会底层黑暗的情景，也比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还要好。所以，只要睁开眼睛来看这些事实，就能正确的判断，一步一步的否定这个政党。一个一直在欺骗老百姓的政党，你还能相信他什么？因此也就出现了思想上全面的颠覆了。
透过这些理论、文学作品，我认为比共产党仁慈的“海外敌对势力”是更可信赖的。所以我说，引起我反思的全是共产党自己的作品。
听完李君的说明，我问：如果共产党治下的不公与邪恶俯拾皆是，为什么中国人还能被洗脑到没法看清真相？
李君表示：一般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价值观。有价值观才能建立自己的是非判断，我们对事情首先不是进行功利判断，而是先进行价值判断，对或错。中共让今天的中国人都成为没有价值观的人，所以他们无法对事物进行是非判断、价值判断。我有一个朋友，过得不算太好，有一天我见他牵了一条狗在散步，我告诉他：自己都活得像狗一样还牵了一条狗来陪你遭罪。他告诉我：是啊，正是如此。我被人家当了一辈子狗，我得牵条狗来找心理平衡。没有价值观的人不存在是非，所以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烧毁天下人的房屋来成就自己都成为合理的。既然如此，他们就认为：你是共产党你也会这样。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基本的价值观，也不相信有些人是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的。要破除中共的洗脑，就要让人建立起人应该有的价值观，有这样的价值观，中共的一切洗脑都不会成功，或即便被洗脑了，觉醒也就是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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