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如果要用图象描绘，会呈现出一幅与台湾、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图像。台湾是从原来不相交的两道平行线变成绕在一起的两股绳，目前台湾还在为这种“紧密关系”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国身体”的一部分，但现在“中央大脑”对它们的指挥已发生末梢神经阻断现象，必须采用强迫治疗才能保证指挥畅通；香港则是政治经济上与大陆其实已无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离日甚。
一、梁振英的身份疑云与香港人的无奈
梁振英以“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当选，表面上看来，香港人是面临“流选”与在两个烂土豆当中二选一时所做出的被迫选择，质疑集中在当选者人品上。大陆媒体也通过“‘猪狼肉搏’失君子之风，令港人厌恶”这类报道来表示对这次选举的不满，却回避了香港人质疑的深层次问题，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
梁振英到底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竞选特首期间，梁振英面对这一指控曾多次否认，人民网却再布疑云。该网于3月29日在“人事任免”栏目中介绍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简历，将梁冠以“同志”之称，网民对比后指出，其他香港及澳门的主要政界人士，如历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澳门特首崔健安等，都没有被称为“同志”。人民网在网民“关注”后去掉梁振英的“同志”之称。
细究起来，梁振英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香港人既不喜欢，其实也不愿意深究。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香港人对北京态度的纠结：既不愿北京（通过驻港机构）干预过多，但又深知港督候选人必须得到北京支持才有可能登上港督宝座。这种态度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就已经注定，此后几任港督选举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这次除了选举中丑闻屡出异于以往，选出北京支持的港督这一目标与以往数次并无太大的不同。
那么，为何只有这一次选举变成“充满敌意与丑闻的选举”？在选前名声并不坏的梁振英当选，却使港人陷入空前悲观，认为他的上台，标志着“香港政治经济动荡刚刚开始”。
这还得从这次选举的大环境说起。香港人对北京的不满主要集中于几点：一是大陆人移居香港及赴港产子的孕妇日多，本来就感生存空间逼窄的港人认为这是侵占了其生存资源；二是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日紧，言论自由渐失；三是香港政治与经济受到北京的干预也越来越强，发生了许多港英政府时期不会发生的事情，比如因为参加游行被捕之事。2008年超过70人因游行示威被捕，2011年，参加七一示威的19名议员和港民被警方控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
二、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以经济为轴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大陆的外资以港资为主，贸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亦依赖香港这个自由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其后形势完全变化，港澳两地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日渐加深。只要细观商务部2003年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以后2004年的《补充协议》、2005年的《补充协议二》、2006年的《补充协议三》，就可知道这种依赖程度有多深。该协议包括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几乎涵盖了香港所有的经济领域。2010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2.6%，从大陆进口物品占其总进口额的43.5%。香港所有的上层豪商，莫不在中国大陆有各种投资，尤其是通过涉足房地产业而获得丰厚回报。
经济上，香港与大陆早已是唇齿相依之关系。北京更是通过投资及利益输送控制了香港的富商及企业主。
三、政商合作，实现红色文化渗透
香港的自由传媒制度是港英政府管治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也是香港社会对政界与商界督促监督的重要管道。但香港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巨商富贾通过办报纸电视等媒体，可以改变香港媒体生态，并在香港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一些巨商富贾对北京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少原来对传媒业并无兴趣的港商自21世纪以来都大举投资传媒业。北京对他们给予丰厚回报，除通过经济利益笼络港商，还给予港商各种政治荣衔。比如《星岛日报》、《头条日报》、英文报章《TheStandard》所属的泛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国，2003年被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日报》集团主席冯绍波是全国政协委员；拥有《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的东方报业集团主席马澄坤，2003年获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文汇报》、《大公报》同列为“三大爱国报章”的《香港商报》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主席李祖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即使没有公职或勋衔，但在国内营商、有经济利益的有以下媒体的港商：《南华早报》所属的嘉里集团主席郭鹤年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大举投资内地房地产及酒店生意，被称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投资者之一。免费报纸《am730》创办人施永青的地产生意，在大陆有过万名职员。
王禄霞在《香港传媒的十年春秋》中阐述了她对港媒的调查结果，认为由于在中国大陆有极大的利益牵制，这些媒体的立场当然会随其老板的态度而发生变化。港大教授李金铨对港商投资媒体的用意说得很直白：他们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难缠的言论堡垒”。
可以说，自97回归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受到破坏。据美国自由之家公布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由于北京对港媒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香港新闻自由度被从“自由”降为“部分自由”。
四、香港人对香港大陆化日益不满
北京在香港回归前，曾许诺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港人为了维系与北京的关系，也曾放低姿态，弃用对大陆人的蔑称“表叔、表嫂”等。但随着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亦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港督与其说是港人治港的象征，还不如说其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这种不满日渐积聚，去年终于导致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一事上发泄出来。
2011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感降到12年的最低水平。
这项研究以0至100分计算港人对自身身分的认同程度；指数越高，其身分正面认同感就越强。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自身身分的认同感从强到弱依次为“香港人”、“中华民族一分子”、“亚洲人”、“中国人”、“世界公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其中作为“香港人”的认同指数为79.1，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指数只有61.1。
调查结果甫一发布，即遭到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的批评，认为该调查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的议题设置方法不科学。香港《文汇报》在30日的政情与舆论版面刊载了一篇署名“黎子珍”的文章，直指这项民调“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不久之后，因大陆旅游者违规在地铁上吃东西，并对港人的提醒予以恶意回应，终至引发一些港人大唱“蝗虫歌”事件，将多年来香港人积郁的不满倾泻出来。
观诸历史，台湾、香港都是大陆释放人口压力而开垦出来的生存之地。自近代以来，这两个地区能够获得迅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它们与大陆在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在大陆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专制极权状态时，大陆与港台两地靠得越近，这两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愈发会受到不良影响。台湾因政治上自成一体，尚有一些回旋空间，而香港则没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因此，无论从为香港一地考虑，还是为大陆保持一个政治透气孔考虑，北京政府都不应该对香港政治采取如此近距离进逼状态。如果北京继续加强对香港的管控，只会导致香港与大陆双输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