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感动，它比受审、赔偿更能化解冤仇，也更易让受害方弥合心灵的创伤。忏悔更像早春的太阳，是漫漫长冬之后的一阳复始，温暖而不炽烈，但它的能量足以使寒冬退却，冰消雪化。忏悔给人的震撼，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的对二战中死难者的下跪，比更早的被誉为勃兰特的“欧洲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更加激动人心，“令每一个局外人都会流泪”。
然而，文革过去那么多年了，那些老红卫兵们至今还没有忏悔，甚至在温家宝总理痛批文革遗毒的今日，还甚少有老红卫兵的忏悔表态。
在今天，要老红卫兵忏悔，非常必要。因为他们跟着父辈推行极权主义，残害人的自由和基本生存的权利；因为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蔑视人的基本存在、基本尊严，搞族群迫害和灭绝。在中国人要日本人忏悔谢罪的时候，中国人却忘记了老红卫兵们不亚于日本人对中国的危害，这是很不公平，很不正义的。
当然，如果仅仅要红卫兵忏悔认罪，也不一定就公平。因为很明显，他们是红卫兵，而“卫”什么则更值得追究。因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只是这一批红卫兵就能够使其声势浩大、排山倒海地发生，就未免太高估他们了。
1966年，毛泽东能够成功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居然可以以青年人为主体，把整个社会掀翻，是因为经过了17年的变化，尤其是1956年的反右，马列毛已经培养好了整整一代半人。一代人指的是1966年以前的大学生和1966年时的中学生，而前边的李泽厚和刘再复们则是半代人如此。这一代半人血液中流着共产意识的血，头脑中装置的是共产意识设置好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早在反右以后就已经彻底变了，土壤变了，空气变了，全部传统破坏殆尽，整个社会文化荆棘丛生。文化大革命能够那么疯狂地大规模地发生，就因为有这一代半人构成的社会基础。
有人或许以为，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不同，1966年时的中学生与此前的大学生不同，可实际上，他们谁也不比谁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是有人有条件获利、放肆，有人却不得不接受先天的歧视，且不敢放肆。就是那一代人中的最杰出者遇罗克，也是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书写历史，要以真正的“革命者”的身份对抗“出身论”，也是使用那套语言思维方式。更何况，。当时还根本没有和遇罗克比肩的思想者。
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读的那几本书，嚼的那些语言，头脑中的那些概念、思想，只要稍微反思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不仅极为可怜和贫瘠，而且全都是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这个意识形态化，说简单点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假大空”。这个“假大空”不只是一个创作特点、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就是人的思维，行文，说话方式，都是只知道政治第一，观念第一，都已经不再会具体地面对问题及表述问题了。这样的方法就是李希凡评红楼梦的方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的方法，戚本禹的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方法。到1976年后，同样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方法，也同样是金观涛们控制论研究历史的方法，甘阳评述启蒙和文化问题的方法……以及今天那些吹捧俄罗斯文学、捕风捉影地歌唱苏俄西方的方法。过去是“革命”、“历史”、“人类”，现在是依然是微言大义、捕风捉影，见了洋人就吹喇叭。
其实，过去也是见了洋人吹喇叭，那些词语、行文方式，那些路线，不过都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的牙慧。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吹喇叭”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党文化，党给人们现在血管注入的血液。
之所以称“1976年后”而不称“文化大革命”后，是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政治意义上在1976年告了一个段落，而文化上的革命一直没有终止。看看那些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几近丧心病狂地谩骂传统，谩骂祖宗的做法，就明白了。马列共产注入的意识形态化、假大空，抽空一切历史和传统价值及内容的血液，在1969、1970后在我们现在这一代人中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和清除，在1980年代有所松动后，甚至就是在当今，一些人已经对此大声疾呼中，都居然仍旧毫无感觉。这是完全被异化了的一代半人，绝对不止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
这方面最典型地反映的一个例子是北岛编辑的那本《七十年代》的回忆文集。它简直就是一本教科书，一本让人去看看这代人到现代依然如故地混淆黑白，不知香臭，缺乏思维能力，毫无反省的材料文集。1970年代，对于我们这代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青年人来说，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痛苦、艰难还是痛苦、艰难，因为谁都知道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贫瘠的文化沙漠的知识环境中，更因为险恶的社会空气，以及孤独的个人的单薄、彷徨。因为当时不只没有师友，而且也还没有足够的、健康的、能够支持自己找寻正确方向的自我。所以，对于有感觉、有智力的人来说，除了反叛，对社会、对自己彻底的否定，重开新路外，没有第二条出路。而这种否定一切的反叛之路又像是走在一只飘忽在空中的独木桥上，是否能够经受着各种混乱思想的困扰，走过来，完全要靠自己的感觉和运气。
如果说40年多年前，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的愚昧可笑，以为读《资本论》多么高级，以为到农村去革命如何不俗，甚至还为自己无谓付出的生命代价沾沾自喜、引以为豪，那无可指责，不是我们现在个人的过错。但是，如果时过40多年，有的甚至在海外的学院中走过，到现在还看不到自己当初的愚昧可笑，那就完全是我们现在个人的过错了。
这种把痈疽说成是艳若桃花，实在只是让人感到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
很多人对于宋彬彬，对于老红卫兵没有反省感到愤怒，可是《七十年代》文集中展示的是比宋彬彬的无反省更为恶劣的自诩。而人们却对这种“自诩”麻木，甚至赞赏。事实上，这些麻木和赞赏就正是宋彬彬们不反省的土壤和基础。
谁都没有进行过反省，受共产意识最残酷迫害压迫的人对这种党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思想方法，以及自己以往的愚昧没有进行过丝毫反省，又怎么可能要那些得到了利益的人，甚至有些人也真的有了权力和特权并没有“非常”放肆、野蛮地运用它的人进行反省？！因
此，对老红卫兵们没有对那个社会，对自己进行反省，应充分理解的：人家得了那个社会的利。可是受害者、劣势者们没有反省，而且从来是沾沾自喜，想来真的令人痛心。
我们现在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创造出更好的气氛和压力，何来总体的进步和推进，更何来对那“一小撮”人的触动，何来使他们产生松动和思索的压力？只有建立在另外一种价值基础，另外一套规范上的环境确立，也就是有了另外一种空气、土壤，那些老红卫兵，首先是那些心存善念的人才能够慢慢地启动他们的反省，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库恩的“科学的革命”中所说的规范的转变。而平行于这种规范的转变，对于这种社会思想的变化还存在一个科学史问题上的“普朗克定理”，那就是，“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或许最近40多年的所有的历史都在亦步亦趋地验证着普朗克定理。那就是，要使社会精神空气，知识空气的彻底变化，对1960年代、1970年代文化的彻底反省和抛弃，只有等这一代人死去。这当然不仅仅指老红卫兵这批人，而且包括所有的造反派在内的其他派别的人。因为所有这些人都还在使用这种六十年代给他们的思想方法拒绝否定自己，因为如果使用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彻底否定1960年代、1970年代，并且进行反省，不仅老红卫兵，就是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都不能够明白，都跳起来反对。
所以，唯一希望的是在人们现在这代人死去前，“个别”的、愿意自觉否定自己的人能够越来越多，这样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的变化就会迅速一些，顺利一些。不过，普朗克讲的这个彻底变化的确在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很多人的变化就是朝着“彻底变化”的方向。因为他们信仰变了，前提变了，根本的变化就或早或迟随之而来。
老红卫兵们为什么不忏悔？当被歧视者们得意洋洋地进行回忆的时候，老红卫兵们凭什么要忏悔？！
最近，因为重庆事件，无论是中文世界还是英文世界，对中国文革反省的文章又多了起来。在诸多文章中，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那篇“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钱先生这篇文章是从红色贵族们的红卫兵经历来谈这一群体的政治底色。文章对40-50这两代人的分类，只有专门研究文革史的人士才会清楚其中的差别。该文主要谈了三点：
一、高干子弟认为自己继承政治权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权力的过度膜拜（有权就是一切）从“文革”时期至今一以贯之：“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二十年后的世界是人们现在干部子弟的”。对思想异己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式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现在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现在手里”。这些“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这些高干子弟因为“文革”时期曾从养尊处优的环境里掉入过最底层，并非长于深宫之辈，了解中国国情，有些后来还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在国外留学），晓时势，通权变，因而比这辈“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更有危机感，救党意识强烈。钱先生因此归纳说，“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
钱理群这篇文章对于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动态，以及今后中国是否有自上而下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等，还是很有帮助的。但因文中老红卫兵的“红色贵族”及“红二代”的动向多发生于今年2月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前，著名时政评论家、经济学家何清涟分析说：一、以张木生为主的批评声音，其代表作是由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该文的一些言辞应该已经超过胡温等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容忍底线，比如“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二、以中国今天之状态，正如何清涟2004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所分析“支撑中国社会的四根支柱，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支撑一个国家的生态基座、标识一国生存底线的就业状况均已严重破坏，只剩下政治权力整合，即高压维稳，在此情况下，中共不思变革，国家前景堪忧”。
三、所谓“红色贵族”，只是家庭背景相似，比如父辈与中共建政有关。但就其既得利益与思想取向来说，各不相同，因此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有极强政治行动能力的利益组合。
四、在一党专政不变的前提下讨论中国前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差别只在于权贵统治能够延续的时间长短而已。比如某个利益群体中的人多活上一、二十年，这对于个人及家族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对于中国社会演变及人类历史来说，则是一个基本可以忽略的时间差别。
到此，想必也就更深刻地理解到，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忏悔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原因了。
马克思是德国人，很多中国人却认马克思为祖宗，连弥留之际都说自己要见马克思了。但二战后，德国人却是很干脆、诚恳地认错和忏悔，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这使得希特勒后裔也因为强烈耻辱感而决定永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子绝孙。难道日耳曼民族真的比中华民族要优秀？！
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暴政永远断根绝种，并将始终致力于建设没有偏见的宽容与开放的社会；——这就是德国人民的忏悔给世界人民的启迪。而这，又能给中国人一些什么启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