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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那年（1949年），我在重庆清华中学读书。“解放”后我参了军，空军地勤，驻扎在中朝边境，也曾踏上过朝鲜的土地。几十年后我了解到，志愿军当了俘虏回国的，被整得很惨。有个女兵，被发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遭强奸18次。我出了一身冷汗，谢天谢地，幸亏我没当“俘虏”，而当了右派，我情愿当右派。
1955年，我从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转业到了重庆市文化局。我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心里总渴望追求真理，认为一个社会应当公平、自由、民主。1949年我对“新社会”是由衷热爱拥护的，年轻人嘛，面对一个新时代，高兴。
在部队时，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好多首长一脚把原配夫人蹬了，从大学生里（包括清华大学）招来一些漂亮、有文化的女孩子，说是参军，实际上给他们当老婆。有个部长，一个怪难看的糟老头，娶了一个马来西亚回来的女学生。那女学生真是个美人儿，年龄还很小，说“娶”是文明语言，实际上是强迫。记得刚“解放”不久，见到一幅苏联的画，叫《春寒》，上面画着一个富有的糟老头娶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娃，画讽刺旧俄时代不相称的婚姻。这种婚姻让我心理上很反感，但我想那毕竟是一幅画。后来睁眼一看，咦，这种事身边到处都有！下到地方，见得更多，我于是想，这些都是老首长、老革命，打江山辛苦，辛苦了就要享受。
当时，我只是对这种事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绝没有想到这同我一生的命运有什么关联。我到文化局后，由于能说会写，还能在外国人面前说点洋文，因此很受重用。我当了团支部书记，还被认为是“接班人”。那个时候，有外宾来，我都要接待，每天还要把外宾的活动情况写成文字，发电到北京。所以，每晚发完电报，我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一个晚上，我写完电文，匆匆闯入主任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呆了，主任正在和一个年轻女人亲热！我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赶紧退了出来，但是晚了。
主任是个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我的顶头上司。老革命搞年轻女人我已经见得多，但是当场撞见，而且是顶头上司，事情就不妙了。主任担心我说出去——其实我没吭一声，我不敢，我晓得这事的厉害。几个月后，鸣放开始了，我经常在外陪外宾，根本没鸣放，什么意见也没提。不过，要整我，并不在于提没提意见。
他们找了两句话给我定了罪:一、蒋维亮说，他要用艺术这个鞭子来抽打共产党员的灵魂。二、蒋维亮说，鸣放时共青团员可以不讲立场。其实这两句话都不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来自一个搞创作的人员，原话是“用艺术的鞭子抽打丑恶的灵魂”，我觉得这句话不错，记在了本子上，本子被人发现、汇报、加工，成了我当右派的罪行。第二句话是别人问我的话，当时我根本没有回答，后来批斗我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强往我身上加。
主任资历老，权力大，他不放心我，给我顶“帽子”打发我走人。不过，17年后，1974年，把我从长寿湖解救回来的也是他。
文革期间，这位主任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些骂江青的话，他当演员的老婆发现后揭发他，他因此挨斗挨整。这一家伙把他整清醒了：挨整的滋味，难受呀！1974年，我同他在大溪沟偶然相遇，他十分亲热地叫我：“蒋维亮同志，蒋维亮同志！”我很冷淡，不想理他。他很真诚地对我说，1957年的事过头了，一定要设法把我调回来。我没当真，但是当年我就从长寿湖调回了城。他帮的忙，想来他良心还在，那个年代，不容易了。
批斗我时，我还在想，辩论嘛是人民的权利，因此我不停地为自己辩解。哪知越辩解越遭整。你越说自己根本没想到要反党，你越被整得惨。一盆一盆的污水铺天盖地往你身上泼，泼得你昏头转向，到后来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罪人。
我们文化局有个搞川剧改编的文人叫王相成，他“解放”前曾与老舍一起工作过，写过不少书。1957年他根本没有鸣放。那天开会，有人叫他站起来交代问题，他马上站起来，站得规规矩矩，低着头说：“我从旧社会来，有罪，有罪。我向党低头认罪。”斗他的人说他老奸巨滑，他连连承认：“是，是。”他一心想求平安，但是，仍然被划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一点不辩解，批斗会上他少吃了很多苦头。我这才明白，受了冤是绝对不能喊冤的，否则整得更惨。划我右派的材料报上去审批时，宣传部管文教的干部认为我不应划右派，把材料退了回来。哪知道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到了重庆，他到团市委去问：你们打了多少右派？团市委的说打了多少多少。毛泽东嫌少，说：“一个单位要打个百分之一、二、三呀。”这件事发生在1958年3月，团委的报纸上刊登了的。
这一下又掀起了抓右派的热潮，以前不打算划为右派的，一个接一个地补划。右派实在补不上了，就划为“坏分子”。例如，与我同在文艺科的刘犁和陈应善就被强划为“坏分子”。刘犁的罪名是“经常在文化宫逛，想耍女朋友。”陈应善也是我们科的，爱唱歌，他娶了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妻子，被定罪为勾引诱惑女青年。他和他父亲（即重庆著名的山水画家陈漫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结果陈应善被抓捕入狱，新婚的妻子也同他离婚了。“坏分子”完全是强加的。最有趣的是市话剧团的万声，他们剧团的肖培禧等人被划为右派打下去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人要大家发言，点名要万声发表对肖右派的看法。万声说：“我看到肖培禧呀，这些人——”说到这儿他就打住了。主持人问：“有啥？”万声说：“没有了。”那些人于是认为，“没有了”里面更有问题，万声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最恶毒的。他们话剧团的几个人，包括万声，都是后来被补划为“坏分子”再打下去劳改的。
抓了“坏分子”又抓“历史反革命分子”，总之抓的“敌人”越多，成绩就越大。毛泽东来重庆点了把火，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又在已经很高的抓人指标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百分之一专门加在知识分子多的地方。
我当右派后，工资从每月60多元降到每月3.5元，转到长寿湖后加到7.5元。经济上我一贫如洗。那些年，我见到死人最多的不是长寿湖，而是南桐农村。1958年冬，教育局和文化局的右派集中在南桐矿区两河乡修简易公路。这时粮食已经很紧张了，每人每月只有17斤毛粮，右派们饿得不行，什么野草野菜都找来吃。毛粮连同谷壳一起磨成粉，包谷连同芯芯一起磨来吃，还有南瓜叶等等。吃不饱，但劳动强度很大，右派们挺不住了。
文化、教育系统的右派们，都是些知识分子，一些人年龄大了，经不起折磨，成批地死。我当时搞点测量的技术活，四处走。每天走到教育局那个队门前时，都会看到几具尸体，前一天的埋了，第二天又摆出新的。有一天，我看见尸体中有我在树人中学的英语老师冯素光。
我们文化系统有一个叫曹绥志的人，他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的创作员。他死后我们把他埋在坡上，由于大家都很饿，没力气挖坑，便找了个凹下去的地方把他放进去，然后捡点泥巴和石块把他草草盖上。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从四川大学赶到南桐来，非要去看他的坟。实际上哪有什么坟嘛。我们带她到埋曹绥志的地方，她一看见那个到处是洞的“坟”，一下子就痛哭起来。我们赶紧又去找些石块泥巴把洞封上。
还有一个叫唐成淼的人，在市话剧团创作室被打成“坏分子”。他被开除公职，下放南桐农村。一天，他听说场上一家食店要卖红烧肉。一大早，店没开门他就去等。好容易开门了，肉还没买回来，又等。肉买回来，洗、切、煮，再等。锅里冒出阵阵肉香，唐成淼使劲闻，虚汗直流。突然，他面色惨白，浑身发抖，身子一歪滑到地上。肉煮熟了，唐成淼也断气了。
1960年2月我们转到了长寿湖，仍然不断有人饿死。我当时在采石场，饿得昏昏糊糊，每天看天都像是黄昏，不时把水当成天，天当成水。后来，我们这些身体垮了的人集中在一个寝室，我睡上铺，下铺给年龄大一点的人。没多久，下铺的人死了，抬出去，我移到下铺睡，再来人，我又搬到上铺。我记得上上下下搬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下铺死了人。可惜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有一个人是邮电系统的。不久我被转到狮子滩医务室，那个“死亡寝室”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刘犁之死。刘犁同我一个科——文化局文艺科。那天，我听见有人喊：“这是哪个睡在沟沟里？”我跑去看，在狮子滩机械厂旁的一个沟里，面朝下伏着一个人。我把他翻过来一看，是他，刘犁！他满口是泥巴，嘴角流出一串口水，面青面黑，眼睛还睁着，但已经断了气。
他到狮子滩来找吃的，转了半天，没找着，支持不住倒下去了。他1930年生，死时刚刚30岁，还没有结婚。他为啥被打成“坏分子”，因为他爱在文化宫找女娃儿耍。一个单身汉想耍女朋友，正常得很嘛。毛泽东来了重庆，要多抓阶级敌人，他因此就被打成了“坏分子”。
那个年代，越老实，越按要求认认真真改造，越吃亏，越容易死。采石场有一个西师地理系来的右派，非常年轻，只有20多岁，不知是学生还是老师。这个人身强力壮，正处在生命最饱满的时候。那时，越是体力好的，越要派去干重活、累活。于是，许多重活都让他去干，还把他派到劳动强度大的水稻组。但吃的定量都一样，你想，这怎么受得了。
水稻组派了个农民师傅来管右派，这个人很“左”，把很多杂活重活都派给他去干，其中一项就是让他去挑饭。挑饭至少要走半个小时。一次，在挑饭中，他饿慌了，就把别人罐子里的饭翻过来，从底下挖了半个汤圆那么大一块来吃，然后又把饭翻回去。
吃饭时，那个农民师傅首先发现饭缺了一小块，接着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不得了，马上把他拖出来斗。不仅斗，而且从第二天起就扣他的饭，把他的饭扣下来分给水稻组的人吃。既不准他吃饭，又要他继续劳动，你说他活得出来？那天，白天强迫他干了活，晚上又派他到湖边去守麦子。麦子一包一包包裹好了用油布盖上。他就坐在那个土地庙守夜。第二天夜里，他死在那儿了。
他们去验尸，以为他是偷吃了麦子胀死的。他嘴里的确有麦粒，但是检查麦包，发现每个麦包都完好无损。麦粒哪儿来的呢？又查看，发现他是把掉在地坝石缝里的麦粒掏出来吃，因为他嘴里有泥沙和草根，而那泥沙和草根同石缝里的泥沙完全一样。检查时还发现他嘴里咬死了一条四脚蛇（壁虎），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把它吞下去了。这个人叫张泽光还是叫张泽云我记不准了，希望你去调查落实一下。
1960年在采石场还抓了两个人，一个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坏分子”，而是长航下放下来的年轻人。长航有三个年轻的报务员下放到采石场劳动，这三个小伙子个个都长得很帅，其中尤其是叫刘明登（音）的小伙特别引人注目。他爱戴一顶草帽，走在路上非常潇洒。这三个漂亮小伙子常在一起，人们把他们叫做“三个火枪手”。
一天，他们在路上遇见了管这个地区的支部书记苏新，苏新看了他们一眼就走了。刘明登将手做成手枪状，冲着苏新的后背“啪”、“啪”、“啪”开了三枪。这一下他倒霉了，给他定个罪名，说他要谋杀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他被抓捕进了监狱，后来下落不明。
另一个叫沙居城，是重庆市工业局的。这个人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可这个能力在那个年代只能是灾祸。据说他写了些材料，申诉他的冤情。他的申诉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活动，他因此被抓捕入狱了。
我在采石场还看见一个人被抓，这个人叫邓祜曾，以前是华西大学学化学的学生，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混血儿，母亲是比利时人。我同他在南桐时就认识。那天他被抓来丢在采石场那个谷草堆里，我看见他，问：“老邓，你怎么在这儿？”他转过身，让我看他铐在身后的手铐。我一看，知道他要被抓走，便赶紧去买了两个馒头塞在他身上。他不要，生怕连累我，叫我赶快走。他很快就被押走了，判了刑。据说罪名是“企图投敌叛国”。
多年后他出狱，去了比利时。不过后来他又回到中国，在成都还写了一本书，探讨马列主义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情况。前不久我打电话去，他已经去世了。
有一个右派的死我一直感到很内疚。这个人叫陈遥之，是重庆市劳动局的右派。那天我在厨房遇见他，他脸色很不好，端着一盆正要洗的衣服。他先开口对我说：“老蒋，我恐怕是活不下去了。”我那些日子自己也焦头烂额，天天要我交待问题，精神压力大，但是我没想到要自杀，因此也没去想他会自杀，所以我没同他多说话。不一会，传来消息，陈遥之投湖自杀！我这才知道他端那盆衣服是掩盖他要去投湖的行动。我好内疚！如果我当时想到这一点我一定要全力劝解他，一定要阻止他。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埋在马鞍山的一个竹林下。
长寿湖有一个可怕之处就是挑动人与人斗。有一个右派叫李XX，他为了表现他劳动改造积极，挑一担泥巴还要在背上背一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秀。他摘帽后当了组长，“左”得出奇，一心想监督管理好其他右派。他搞了个“发明”——在宿舍里挂一个本子，每人每天必须在上面写一条揭发他人言行的话，不写的人自己当晚就要挨斗。用他的话说叫“互相监督，促进改造”。这一招搞得人人自危，大家在一起你防我，我防你，不敢随便说一句话。
不说话也得“揭发”。于是，本子上出现这样的揭发：“某某某平日撒尿只要两分钟，今天撒了整整三分——蓄意偷懒。”还有“某某某今天拉屎没拉在集体的粪坑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正常的交流，人人噤若寒蝉。我说，我们那些日子里放的屁都比说的话多。
管教干部孙X认为这项发明好得很，准备在全范围推广。正在这个时候，同心岛上发生一次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右派们一个个中毒倒地，上吐下泻。有些人中毒重，生命垂危，岛上慌成一团，揭发登记被迫终止。我也中毒，拉肚子，但那些天我精神还轻松些——情愿拉肚子，不搞“阶级斗争”。
蘑菇事件后，遇上造反派进岛。当时，造反的两派斗得很厉害，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有一条是“包庇长寿湖的右派分子”。其中一派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证明自己“革命坚定”，打算对我们大开杀戒。全体右派突然被集中起来，关进一个砖窑里。我们人心惶惶，听说造反派在山头上架了机枪，要把我们一群“坏人”全体剿杀。但是，没有响起枪声，这事被阻止了，我们半夜时分才从砖窑里出来。
蘑菇事件和造反派进岛打断了李氏“发明”的推广，是大幸。管教干部批斗右派更是不择手段。孙X故意整女右派罗成溶，整整斗了她几十天，斗得罗成溶后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说她什么她都承认，说她是妓女她都认可。在长年累月无休止的批斗“改造”下，有的人变了，变成了奴性十足的狗。
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天，红卫兵把我们抓来跪成一排，有个红卫兵搜到一本莎士比亚的原著，他左翻右翻，不知是本啥子书，跪在地上的文人右派XXX主动去讨好，他不敢站起来，跪着用膝盖在地上挪，一点一点挪到造反派面前，先用英文读书名，然后媚声给造反派解说。我们目睹这一幕，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知识分子，宁可死，也不要到这个地步。也是他，文革中儿子死了，让他回去，他不走，说要以学习、改造为重。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包括我，但主动“改造”到那个程度，也少见。
那个所谓的“改造”，除了把人改造得奴性十足，还把人改造得十分凶残。有的人变得善于查看主人的脸色和眼神，当他揣摸到主人想咬谁时，便抢先跳出来扑上去。在那个环境中，人被一步步改造成野兽，象狗一样相互咬。我们一方面要学会麻木，这样才能忍受，另一方面又要高度敏感，象野兽那么敏感，提防别人咬你。那时有种感觉，仿佛自己生活在一群狼中，我若不变成狼就活不出来。所以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咬人。”当时就像中了邪教，教主鼓动我们互相斗，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气愤又是惭愧。
捕鱼队就要好些，谭显殷他们认识得快，不相互斗。我们那儿，尤其是开初，彼此斗咬得昏天黑地。后来慢慢清醒了：相互整干什么呀？槽内无食猪拱猪！右派梅吾说：“什么阶级斗争？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别把他们那一套看得那么不得了。”
可我们最初没看清楚，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老老实实按共产党的指示办。糟就糟在这儿！后来我总结出一句话：对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信一分糟一分，信两分糟两分，信三分糟三分，信得越多死得越快！
我当了右派后一直不认为自己是右派，我甚至认为，革命就是这样，就象描写苏联革命的那本书《震撼十日》里写的那样，孙子可以把爷爷押去枪毙，这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列车辗来，牺牲自己的同志，甚至把自己的战友打死了都有的。也就像《苦难的历程》里说的：三次血水洗过，三次碱水里泡过，三次冷水里浸过，我们纯净更纯净。我当时这样认为，打我右派是革命的需要把我牺牲了，算了，一切从新来过。
后来，越改造我越觉得自己是右派了。为什么呢？看到大跃进、三面红旗乱整；看到把农民的坛坛罐罐全部收缴了；看到一个老农民，死在去公社食堂打饭的路上；看到那些惨无人道，我开始怀疑：这就是要“奔向共产主义”呀？还有，看到彭老总——我们在部队就这样叫他——说真话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我更加反感——这就是“革命”呀？
于是，我真正开始右倾——变成右派分子了。嘿，正在我对共产党怀疑得最厉害时，正在我认为我真正成了“右派分子”时，上面宣布摘掉我“右派分子”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