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遇害的唐积勋
1967年的11月17日，好像是应23中“8.26”的请求，“偏师”（注：成都20中的“8.26”派学生组织）的头头们决定主动出击，拿掉红成派占据的23中，以帮助战友并扩大势力范围。
23中在成都西门花牌坊街后面的农村，是一所只有初中的学校，因此不仅人不太多，而且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娃娃。那天当我们和23中“8.26”派的人聚在一起时，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不过等“战斗”开始，我只看见了我们学校的人，23中的一个也看不见了。我们散开围住被23中红成盘踞的教学楼，观察一番后，“偏师”的头头方萧学发出进攻的命令。那天，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比较原始，主要还是刺刀钢钎。我们这边去了大概30来个人，也没有什么武器，可能就是有一支手枪。本来是准备去攻占他们的教学楼的，但是，围攻的一方围而不攻，防守的一方又龟缩不出，大家僵持了好半天。鉴于我们摸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结果几个头头商量，认为倘若是显示威力吓吓对方，也差不多达到目的了。于是，头头们决定先班师回营，择机再战。
没有想到，我们才一开始撤退，对方就跟着冲出来了。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只觉得从后脑勺的头皮到脚后跟一阵发麻，我前面的一个魏姓同伴一跟斗栽倒在地。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手榴弹！快跑！”我跑上前时，魏同学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我看见他的右手胳膊内侧流着血，显然是受伤了。但他却顾不得了，左手紧抓右胳膊拼命地逃跑。我也赶紧往外面跑去。要到花牌坊，是一大片住房街巷，弄不清方向，我只好东穿西穿地见巷就钻，见弯就拐。跑着跑着，才发觉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而我跑的方向是朝城里去的，穿出一个巷口，竟然已经是北巷子了。这时候，我才觉得屁股上火辣辣地疼，一摸，屁股上居然有血迹。我想可能是被那手榴弹的碎片击中了罢。所幸并不严重，没有伤到腿啊手的（后来回到学校脱下裤子看，才晓得是一粒绿豆大小的弹片穿透我的两层裤子，嵌进屁股里去了）。跑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却是被一块弹片从右腰与右胳膊处穿过，受了轻伤。那个同学回家疗伤后，再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活动了。
我沿着石灰街向西走去。刚刚要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平时我们叫惯了“无机校”）大门时，我看见一大群人正扭打着一个带眼镜的人往学校大门走去。被他们抓的人我依稀觉得是我们学校的，但我不认识他。不过看见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红颜色的绒质运动服，印有“成都20中学”字样。那是我们学校先前为体育运动比较好的同学制发的“校服”，一般来说是代表学校的意思。我伫立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等那伙人进了“无机校”后，我又往西走去。不一会儿，看见黑压压一群人迎面走来。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们自己学校的人。我连忙向他们说我看见的情况。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一个叫唐积勋的同学。
唐因为跟他班上属于“8.26”的同学关系好些，因此也参加了“8.26”。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8.26”的任何活动。他的家就在花牌坊，在“无机校”的旁边。他本来在家里，听见爆炸声，就走出来站在家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被23中和接应他们的“无机校”的红成看见他身上穿的印有20中字样的运动服，把他当作参加武斗的人抓了。我们商量一阵后,认为一来这个唐同学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加之他家住那里,是可以说清楚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我们现在去“无机校”，不仅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说不定反而给他添麻烦。
打了“败仗”，大家垂头丧气地回了学校。半夜，有人接到电话，说“你们的人已经死了。快去殡仪馆。”我们都很吃惊，我们的什么人死了？大家都不能想象是昨天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唐积勋，因为他跟这些两派之间的争斗可以说毫无关系。况且，即使因为如此被抓去，才一个晚上不到，怎么就会死了呢？
带着满肚子狐疑，次日天刚亮，我们几个人还是去了殡仪馆。
问了问工作人员，他说在昨天晚上是送来一具尸体，在里头，你们自己去看是不是。进到停尸间，我们一个个拉开那像一排橱柜似的尸柜，都没有认识的。我们正在以为是误传，松了口气。不知是谁突然尖声大喊了一声：“在这里！”一看，在墙角的一副帆布担架上，躺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正是唐积勋同学。
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学校的学生因为文革的武斗已经死了两个人，但像唐这样莫名其妙死掉的却是第一个。唐的家境十分不好。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是由奶奶带大的。他死后，他的奶奶就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同情唐和他的奶奶。也很痛恨对立面的那些人。
既然人都死了，何况他也可以算是“8.26”的。因此“偏师”也就“作古正经”（注：川语，即一本正经）地把唐当作“烈士”开了追悼会。
后来，大家慢慢才认识到，要说耍嘴皮子、笔杆子，那自然是高中生、大学生厉害，而说到动手打架杀人，则初中学生要厉害得多。23中虽然都是初中学生，却一点不比我们这个由高中学生管事的“偏师”差劲。我们那天其实是有枪有手榴弹的，但就是没有敢用。而人家看见我们撤退，就敢于扔出手榴弹来“突围”。末了，还要顺便抓个俘虏，而且还敢三拳五脚往死里打。
没过几天，“无机校”的“红成”竟然有人敢于到我们学校附近来参加活动。原来，我们学校附近一个属于“红成”派的农民群众组织搞什么活动，邀请了“无机校”红成的参加。而“无机校”就派了两个人来参加。看来，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个“8.26”的“偏师”放在眼里。跟他们对立的农民组织的一个人，不满他们的活动，企图骚扰未成，反而被他们追打。那人便一口气跑到我们学校来了。得讯后，我们立刻行动，派人冲到他们的会场，把那“无机校”红成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抓了回来。
从一被抓来，那男生就不断哭着求饶。那女生紧张害怕得不停地打抖。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人动手打他们或者侮辱他们。因为我们那些高中的大同学，尤其是我们那些大姐姐战友，坚持我们应该文明和仁义，不准“乱来”。
大概是对方立即向成都警备司令部报告了。警司的电话和巡逻车马上也清查到我们学校来了。于是，我们决定迅速转移这两个人。好像怕太招人注意，似乎就是一个蒋姓（绰号“蒋老乱”）同学开车，由我负责看守押送。
我们把那个男生捆得像个粽子似的，嘴里塞着破布，眼睛也蒙上了，弄上了一辆大的公共汽车；那女生则叫她坐在车厢地板上不准动。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同是“8.26”的成都12中学去。我们的公共汽车路过“无机校”时，那女生想站起来，我毫不迟疑地一拳把她打在地板上。
警司的车和人几乎跟我们同时到的12中。显然是我们学校有人向“警司”报了信。可能没有10分钟，12中的“战友”就向警司交了人。
然而，我们的这些几近谦谦君子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和回报。几个月后，我们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武装宣传两人殒命
1968年3月底,因为生病，我在家里住了几天。一天中午，我在家门口的青龙巷口闲逛时，忽然看见对面三医院大门外来了一辆卡车，有人正忙着往下抬伤员。我一看，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于是赶忙跑过去。一问，原来刚刚在西门车站跟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打了起来。我们有两个人遭了（注：“遭了”，川语，即挨了、坏了、倒霉了之意）。送人的同学要进医院去，我就自告奋勇在那里守车。
我的脑子还在想到底是哪个被打伤了，突然一伙人一拥而上把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带头的家伙操着重庆口音，喊我赶快让开，他们要把车开走。我当然不答应，就跟他们喊叫吵闹起来。因为三医院这个区域是属于“兵团”、“8.26”的势力范围，来抢车的显然是重庆“反到底”的人。都是一派的，说开了还是不至于怎么样。我说：“要干啥，我们刚刚跟红成打了一仗，才送进去两个，你们是不是又要打？！”
那个带头的家伙见说我不通，用他的手枪抵着我的头，说：“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你！”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闪过一丝恐惧。但想到我们的人就在里面，我于是也鼓起眼睛，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拿腔拿调地说：“我不信，在这儿还把船翻了。”
正说着，一群拿着冲锋枪、机枪的人跑着过来，把我跟那帮重庆“反到底”的都围了起来。口里喊道：“要干啥子？不认黄了嗦？”
我一看，原来是三医院对面13中“8.26”的。其中有几个是我们打过球的熟人。是他们有人看见并且认出我来，专门喊人出来帮忙的。
这下，形势立转。重庆人还是转得快，七嘴八舌地忙说，有话好说，误会，误会。这时，我们学校的人也出来了。一听重庆人想抢我们的汽车，就气得破口大骂。有人拿起枪就要去打那个带头的重庆人。
我们送来的两个人都死了，大家正在悲痛和愤怒中。看见抬出来两具尸体，大家都没有说话了。我这时才看清楚，是高二年级的罗顺喧和初一年级的宋崇林。
已经没有什么话想说了。我立即跟伙伴们一起把两个死去的同学送到了“8.26”的大本营川大去。我们把他们直接送到了川大的理科大楼生物系的实验教室。在那里，给他们进行了尸体的防腐处理。
罗和宋是在武装宣传的时候被对立派成都西乡路中学的人打死的。按照计划，他们深入到了西乡路中学、23中学和无机校“红成”控制的西门车站，准备在那里的广场和周围的主要建筑上张贴自己的标语以显示力量。但是，这个计划被对方事前获悉了。于是，对方作了精心的准备——包围了整个区域。
我们的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所谓的宣传行动，对方就打响了枪。我们这边负责武装保卫的也立即还击。一时间，整个西门车站枪声大作，路人急忙四下奔逃。双方使用的都是部队的常规武器，什么冲锋枪、机枪、步枪都一应俱全。完全是一次真正的战斗。从对方各种火力的分布点，我方马上就明白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但对方在暗处，而我方在明处。可以说，从开火的那一瞬，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于是我方只好决定赶快撤退。
罗和宋是奉命负责掩护大家撤退的武装人员之一。罗是机枪手，宋则是他的副手，也负责协助和掩护他。在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时，他们已经快脱离陷阱的时候，罗突然中弹了。宋见状毫不犹豫地又匍匐折身去救他。结果，宋也被对方的狙击打中。他们平常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不能肯定宋是不是“义无返顾”的英勇无畏，但那一刻出于对朝夕相处的兄弟的情谊，他不可能选择放弃。其实，罗是眉心中弹而一枪毙命的，宋去不去救他都不会改变罗被打死了的结果，反而是多搭上一条命。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俩的缘份罢。
事前，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因为不放心，所以也派人跟着去了。在双方激烈对射的过程中，军宣队一个叫“大魏”的人站在交火的中间地带，挥舞双手高声叫喊，要求双方停战。虽然他身着军装，双方会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意朝他开枪，但在那种情形下，他这种勇敢的态度和精神确还是非常感人的。
在将近两年的文革武斗中，我们20中的“偏师”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却因为武斗、车祸等死了六七个人。甚至还被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摸进学校偷袭过一次。不过那次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孟老乱”遭遇车祸
开汽车，是武斗时期学生娃娃最有兴趣的事情。反正汽车在哪里都可以弄到。站在马路上，看见有车过来，把枪亮出来晃晃，没有哪个司机敢不停车交车。而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警察，更不需要有什么驾驶执照。我们因此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驾驶训练，纯粹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谁的胆子大，谁敢先“吃梨子”，谁就是师傅。
1967年年底的一天，我们的同学开一辆老掉牙的美式吉普车，本该只坐5个人的车里挤了12个人！结果刚刚开出茶店子南街拐上成灌公路，就摔下了一个来。被甩下的那人居然没有受伤，于是骂骂咧咧地追着车跑了很长一段路。而车上传来的却是阵阵笑声。看着那车飞逝而去，这个因此逃过一劫的同学只得怏怏而返。
那天晚上11点过，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门笃笃地响。我问：“哪个？”又没有回应。我赶忙抓了一支“54”手枪，轻轻走到门边，靠在墙边，猛地打开房门。定睛一看，是跟我同室的庆庆。昏黑的微光下，他满头是血，一脸凝重，呆呆地站在门口。见我开门，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说：“遭了，翻车了！”
进得屋里，他才告诉我，他们到郫县的永兴公社去，当地的地方大哥热情款待，又是肉又是酒的。结果回来时车被一个绰号“孟狗儿”的同学开翻了。现在孟、王胖和一个姓张的都送到医院去了。他惊魂不定地说，“可能都‘莫眼’（注：成都方言，没有希望或没有办法之意）了。”
一会儿，学校里的人都纷纷起床了。大家商量马上到医院去。
我们赶到了医院，医生说孟已经没救了，要求马上通知家属来。我看见躺在急救室手术床上的“孟狗儿”，头肿得老大，呈紫色；整个人不停地抽搐，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
几经周折，我们把孟的父亲接到了医院。天没有亮，孟就咽气了。
躺在隔壁的王胖不断地说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哭泣着问医生到底是“咋个的”。后来，好像连夜又把他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才确定他是第七颈椎骨折了，是高位截瘫。所以，他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还有一个姓张的，也直直地躺在观察室的床上。不过，他没事，第二天就出院了。
把孟的尸体送到殡仪馆后，我们去了他的家，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慰。
孟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据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周恩来的司机；父亲原先的名字就叫孟其鹏，后来因为儿子喜欢这个名字。拗不过儿子，父亲就改名叫了孟其贵，把“鹏”字让给了儿子，自己用了“贵”字。
这个孟其贵先生那时是中共西藏工委驻四川办事处的主任，为人忠厚，有些木讷，是个慈祥老人。我们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本来是该叫孟其鹏的死的，因此是儿子替父亲死了。孟的母亲的前夫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她本人则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的校长。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而“孟狗儿”自己也是个很有天资的人。虽然戴一副眼镜，但行事风格却十分胆大。
在学校，自文革后，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孟老乱”的绰号。“孟老乱”自树一帜，特立独行，一个人成立了个所谓“极左派”的“‘野鸭子’战斗队”。孟时常就国家及地方文化革命的局势发表一些宏论，虽不见得说得准，更是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听起来却是头头是道的。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和高瞻远瞩的气势和俨然思想领袖的口吻，不能不让人景仰。至少，那时的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他究竟也只是20岁不到的中学生而已。死于自己肇事的车祸，的确始料不及。他是家里的独子，因此对于他的家庭父母说来，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的父母在自己备受冲击的动荡不安中，还要承受独子夭逝的打击，白发送黑发，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跟他同时遭遇车祸的王胖，在病榻上躺了三年后也死了。
横死街头的章岸清
因为水生在我们年级的一班，为了跟他玩，我跟他班上的不少同学也很熟悉要好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干脆搬到他们班上的寝室去了。其中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就是“八一校”的，叫章岸清。他也时不时要尿床。但这没有影响我跟他很长时间睡在一间床上。我们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岸清的父亲是西藏军区汽车团的，好像是团长一类的官，很少回内地。1963年中印战争结束后，岸清的父亲给了他一辆小型的“菲利普”自行车。因为我也有一辆“菲利普”，看起来比他的就大得多。所以我始终认为他的是“女式”；但岸清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
岸清的家在老南门外江西街东侧的农村巷。那是一座有好几间房子的独院，不过收拾得像个农家院，跟它所在的农村巷倒很是般配。岸清的母亲是个农村的妇女，没有什么文化，就在家里为丈夫带孩子守家。
岸清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在那时，他的各方面条件算是不错的，虽然不是很特别。没有想到，他却死于了文革武斗的枪口下。
本来，岸清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卷入任何“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中；他是属于呆在家里混日子的“逍遥派”。他完全可以平安地度过那段疯狂的岁月。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过厄运。
1967年，在成都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他奉父命回陕西老家避风和相亲。然而，就在他回成都那天晚上，刚刚下火车的他，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却误入了两派武斗（所谓的“‘红成’十中保卫战”）的中心地带陕西街。在听见枪响后，他又以军人子弟的警觉和常识，立即趴在地上匍匐而行；这一下，双方都以为他是对方的人。而守卫方的“红成”更是认定他拿的行李是“炸药包”，而他的“低姿”爬行更像是训练有素的爆破手。霎时间，无情的枪弹密集地向他扫去。几天后，武斗结束。他的尸体被“叫花子”们在大街上拖来拖去，无人认领。他同班的蔡姓同学看见被人拖在梨花街口，倚放在水泥电桩那里的一具尸体（蔡是红成的，可能那时就在十中里），认为“很像”他，于是打电话告诉我去辩认。
章岸清的头部基本上被子弹打得稀烂，整个下颚几乎都没有了，手、脚也都被打断了好多处，身上更是满布弹孔。我仅仅是从他那还算基本完好的额头确认这是我的朋友章岸清。
后来，我们整理遗体，从他的身上翻出了他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票和学生证。
章的死状尽管很惨烈，但由于此前我已经看得太多因武斗而死的人。所以我们除了惋惜一阵，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丧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无谓地殒殁，官方没有准确的说法。但看到有资料称可能有两千多万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那种无政府状态下，危及的不仅仅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者备受冲击的“走资派”、“反革命”等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测而丢掉性命。我们成都20中自1967年初夏一个叫周孝孺的被“保守派”的农民打死后，延至1968年底下乡以前，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因武斗、翻车，一共死了8个同学！
（本文作者文革爆发时为成都市第二十中学66届初中学生。本文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题目是编者另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