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下台后，重庆文革式“唱红歌”运动首先中止了。当局甚至贴出告示，禁止民众在大礼堂广场等场合唱歌，以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亚洲周刊报道，据重庆一位资深媒体人士透露，薄熙来二零零七年到重庆后，对《重庆日报》进行严格控制。每一篇关于薄的报道都需由他亲笔修改后才可发表，文章所配的图片也必须由他亲自挑选。重庆的其他报纸则只能转载《重庆日报》关于薄的文章。薄熙来每晚十二点后会专门用一两个小时来修改记者的文稿，因此《重庆日报》对薄熙来活动的报道也总会推迟一天。为了配合对薄熙来的宣传，《重庆日报》专门成立了一个为薄写报道的三人小组，署名为肖竹，即“小组”的谐音。
资深媒体人透露，薄熙来到重庆后，要求为他写报道的记者们读《毛泽东选集》，并经常告诉他们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喜好。《重庆日报》在这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报社就曾组织考察团去大连及商务部交流，了解薄熙来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报社经常组织记者分析薄熙来的写作喜好，精确到薄喜欢写长句还是短句，以及他喜欢用的短语词汇。分析完后记者们还需提交研究报告。即便工作做得这样细致，但在薄熙来严苛要求下，为薄写稿的记者们还是被弄得神经紧张。一位前《重庆日报》部门主任因不堪薄熙来的压力而患上严重抑郁症，几度想自杀。媒体人士说，“薄熙来一般会要求将自己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这与前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将头版头条留给百姓的做法很不相同。”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步行街内，平时有许多中老年退休人员在此下棋、闲玩。薄熙来下台以后，这里几乎天天都有近百人聚集在一起议论时政，主题全是关于薄熙来。有人指著周围的众多银杏树，直言不讳地称因薄的喜好而造成重庆原有市树黄桷树被大面积铲除，“改种银杏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行为”。这种纪录片式的场景，就发生在当今的中国重庆。这些聚集在银杏树下讨论的人，是重庆唱红的主力军之一，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民意基础。在重庆的几个商圈内，杨家坪商圈是唯一一个有群众聚集议政的地方，这些群众多为周边几个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或退休职工。这些大型企业，像西车厂、建设厂、新华印刷厂，在上世纪中国的文革时期均被卷入武斗。议论时政的这些人中间，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当年也多半参与过文革，因此对政治抱有高度热情。重庆运动式的唱红打黑﹑以及领导人要求读《毛泽东选集》，无不使人感到文革幽灵的再现，而这一切也在一夕之间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