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第一篇讲了郑庄公费尽心机，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除掉自己的政敌、弟弟共叔段的历史故事。它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沿用了《春秋》中的题目《郑伯克段于鄢》，实际上是包含了臧否之意的。既批评了弟弟不像弟弟的样子，公然反叛兄长；也讥讽了庄公对弟弟失教在先，并借机赶走了弟弟。
故事比较短，却意味深长。
共叔段的反叛之心是在哥哥的有意纵容之下慢慢扩大蔓延，并最终酿成家族内乱的。在共叔段刚刚怀上自大之心，怂恿母亲索要大邑，并逐步扩充实力的时候，他不仅不予制止，更毋庸说提前善意提醒，相反，他从不拂逆弟弟的要求，对其作为视若无睹，并暗地准备，在其身边埋伏卧底，只待他计划扯起反旗，就立即动员军队扑灭了他，并组织和煽动城里的百姓背叛共叔段。弟弟逃离了自己的城邑，哥哥却还不肯放过，一直追到鄢城，在他逃到共国才罢手。
讲述这个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别无他意，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重庆的薄、王或许跟这个故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处境却与共叔段大有相似之处。我们当然希望现代政治中再也不会出现如此肮脏险恶的一幕，但回过头来看看，薄、王在重庆的作为并非始自今日，他们走到今日这一步，其实早已有迹可循。
当他们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并屡受外界广泛质疑搞运动复辟文革的时候；当他们大肆宣扬重庆模式，在遭遇反对之后，又借学术之名继续吹捧它的时候；当他们知法犯法违规办案，将重庆文化变成红色海洋，甚至取消了电视所有的盈利性娱乐和广告节目的时候；当薄、王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却像个帝王般行事，一手遮天，我行我素的时候，我想从上到下，像他们这样高调、张扬，可谓无人不知，但是，我们很善于从源头上做工作、将一切矛盾和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的高手们，为何却在此问题上如此迟钝？
重庆的李庄案全国闻名，破绽百出，但就是无人揭出真相，任由其恶性发展。非止一人声称受到重庆警方非法拘押，也无人过问。王立军的作风霸道强悍，一声令下就让人进学习班，甚至坐监，更是恶名昭著。
亲历者说，他参加局里的宴会，所有人都要身穿制服，提前到场，毕恭毕敬迎接他，他每次必是最后一个到场者，来了后，从门口开始就骄傲得像只公鸡一样昂首而进，所有人都得起立敬礼，王大人威风八面将标志性的大衣一掀，从不担心它会掉到地上，因为立即会有秘书或者官员从后接住、挂好，待他坐定，大家才敢坐下来，大气不敢喘，他不动筷，无人敢动。能够有幸观瞻如此场景者，肯定如过江之鲫，但外界只知道打黑成果，却很难想象打黑的主将却是个虚荣心强到极致的暴发户，一个贪图享受的市侩主义者。
薄、王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癖性，就是受不得外界的一点批评，前者将批评者视为“敌对势力”兴风作浪，后者提出了著名的“双起论”。然而，我们从今天的结局可以看出他们并非毫无瑕疵，反而劣迹斑斑，甚至罪名昭彰。就是这样的货色，却容不得公众的怀疑，容不得舆论的批评，容不得法律界的追本溯源。
然而，自上而下，没有人试图遏制重庆市这只脱缰的野马，薄也无意对王这只野马进行必要的限制，直到在某个时刻突然欲将它推入绝境，并导致其孤注一掷。那么，在薄和王的周围，有没有人，有没有这么一支力量能够对他们起到起码的制约作用？
从结果就知，要么根本没有制约，要么制约的东西纯属形式。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无冕之王们在干什么？有没有人讽喻或者指责他们越轨的行为？有，而且大有人在。但反过来，为之叫好者也不绝于缕。有关收买传闻坊间不胫而走，本地新闻一统江山自不必说，在全国也有不少拥趸者，一些人甚至组织起来为之抬轿鼓吹。
理论上重庆市人大具有地方立法权、行政监督权，审批地方预决算案和人事任免案，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和制约，但实际运行结果是从市一级政府层面，薄说了算，在薄的一元化领导下，王直接受其指挥，而且众所周知，王是薄千里迢迢带来的，是薄的人，无人敢动。薄是重庆市委书记的同时，还是政治局委员，像他这样强势的人，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乃至地方军警，皆在其节制之下，虽然从法律制度层面来说，薄即使是政治局委员，也当受到地方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和制约，更不用说王了。
而我们的政治现实是，一切都在超然机构的领导之下，虽然它奉行委员会制，但既然它可以超然，从实践角度说，这个超然机构的首脑，自然也可以超然，凌驾于所有成员之上。这样使得委员会如同虚设，还是一把手说了算。
在重庆这个案例中，上对下、平级以及内部的监督机制全部失效，一人独揽大权，无人可以对之进行有力的制衡，因此他到任后，按照个人风格治理重庆，搅得鸡犬不宁，让重庆的地方政坛带上了浓重的薄氏色彩。王某作风和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从强行推动自己的政治意图的方面来说，还是从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施政派头来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执法者，王在自身面临危机时，根本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制度的约束，不相信地方当局，因此才会铤而走险，走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欲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也是中国正在运行的法律制度、权力框架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不到位的绝妙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