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和胡锦涛
如何评价胡温时代？
3月14日上午是温家宝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明显感受到他内心的愧疚与坚持，他的愧疚是在任内由于体制与能力的原因。
记者招待会之后，有媒体采访我，对胡温当政期间做一个回顾，包括好的方面与不好的方面，我说，好的方面，如温家宝自己所说，在减免农民税收，十年义务教育免费，推进农村医疗保险等方面，均有作为，这也是政府应该做到的，因为政府欠农村的债太深重了，如果不一点点偿还，农民就没有任何生活出路了。不好的方面，大家也都看得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到北京上访，中央政府无力为平民百姓主张正义，“发展”像头怪兽，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展是“坚硬”的道理，超越了法律与人伦底线。
有趣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也是安徽人，陈独秀，他引进中国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两位先生本是结伴而行来到中国，近一百年后，中共只尊崇赛先生，而对德先生不置一词，德先生“被失踪”了。
当中央政府不能通过政治与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祭出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信条，“维稳办”在公安与信访体系之外，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切包括人权与法治。从合法的上访到正常的学术活动，甚至律师正常的法律维权，也都被视为有碍稳定，予以制止或强制在家居住。某种意义上说，“维稳办”的设立，意味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的完全失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政治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维稳办来实现社会治理。因为违法者通过司法途径，而合法公民享有人权保护，在违法与合法之间，辟出一个稳定的政权概念，它为地方政府公开地非法使用权力埋下了祸根。
网络禁言与删贴更是无时不在，批评政府或曝光恶性事件的帖子，多以敏感的名义被删除，甚至总理或其它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讲话，如果涉及到政治改革或普世价值言论，新华社发通稿时，也会照删不误。显然，以莫须有的理由禁止公民与乃至中央领导人言论，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公开执行，却内部掌控，甚至被当成国家秘密被保密。政治文明，文，就是形成文字，使人们有章可循，明，就是光明正大地执行，行政行为在阳光下，受到公民与宪法的制约与监督。从网络与媒体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看，政治文明的前提，还不存在。
最为严重的政治行为是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与禁止，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人大换届选举，独立候选人通过印制宣传单或上门宣传自己的参选主张，均被以各种方式禁止，而这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均是民间社会的政治尝试行为，这一届政府却如临大敌，甚至不惜动用警力。它的严重性在于，民间社会的参政通道被阻滞，地方政府将一家独大，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力量对其监督与抗衡。地方政府通过内部指定，使官员或自己信得过的人，参与人大代表候选，这样，下一届人大代表就成为听信政府机构指令的角色，政府与人大同质化，本质上是废除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体制。
理论上的倒退表现还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上，尽管胡锦涛与温家宝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表现尊重与认同，但在《求是》杂志这样代表党中央声音的媒体上，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却被视为西方价值，中共或中共主导下的中国，要坚守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关媒体封杀对普世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主流媒体则连篇累赘地讨论自说自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色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一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搞西方议会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等等。经济上融入世界的中国，不愿意在政治理念或人权理念上与文明世界保持一致，要维护的其实是执政党永远执政的神圣地位。
正是对普世价值的不尊重不认同,才使执政者没有了理论高度与价值追求,整个国家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追求或GDP崇拜泥潭之中。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而只是致力于科学发展与经济繁荣，必然是使政治家沦为政客。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客将自己当成政坛上的过客，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只处理或糊弄自己眼前的行政事务。而政治家高瞻远瞩，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将对政治文明的追求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自己的微博中说，看了总理的答记者问，总的感受是：“政治改革已经无望，经济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卷土重来危险。”我在微博中回应：政治改革无望，是因为权贵集团已经坐大，即便是财产公开这样的人大议案，总理也多次提到，也得不到落实，惶论通过政治改革去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权益？而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悚听，而是离我们一步之遥，因为受文革训练的那些人还正当年，一些人还正当权，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于六十年代，文革的精神与方式，深入其骨髓，当他们遇到异已者，就会视为敌对势力，他们目无法纪，通过文革的方式无情打击，得心应手，文革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名义，对异已力量冠以政治污名（“戴帽子”），然后就是进行非法打击（“打棍子”），以自己的政治正确，来打击异已力量，以谋取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权益。以政治名义来超越法律，是“文革”精神遗产中的惯用手法。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负资产
江泽民时代极左力量曾遭受重创，原因是这些极左力量反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即，反对江泽民将中共变成全民党，反对中共吸收资本家或个体经营者为中共党员，认为这改革了中共的革命性质。极左刊物中流、理论前线等杂志因此倒闭或被撤消。但极左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以乌有之乡网站为阵地，他们仍然具有雄厚的背景力量与资源。甚至一些高校教授、专家也纠集其中，共同发声，为极左力量发声示威。这些极左力量不同情上访民众，不为工人建工会，不为农民争取农会权益，而是致力于恢复对毛的崇拜，以及反美、抨击“西方”普世价值，将启蒙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妖魔化为国内敌对势力。他们成为中国民间政治领域里的准宗教力量，既无理性，又不讲人权人性，漠视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与法治精神，他们活着仅仅是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或极左理念而生活与战斗。
极左力量如果仅仅表现为网络或生活中的噪声的话，中国的权贵集团则在无声地拒斥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也是江泽民时代为胡温时代埋下了种子。正是执政党全民化，将经济领域资本家引入执政党，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也权贵化，在尊重财富与资本创造的同时，使权力与资本同居一室，形成权贵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权力与资本形成合力，政府获得了发展的动能，当它没有遇到阻力时，它是推土机，而当它遇到反对力量时，它立即变形为坦克或装甲车。它以经济发展的形象出现，而它背后，藏着政府权力的魔爪。为什么胡温时代房地产奇迹般在增长，城市化进程也一日千里，助推力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财富软实力加政府行政权力硬实力。无论城乡，农民的土地或城市人的住房，只要在权贵势力开发范围之内，都会先通过金钱交易来获得土地，一旦金钱交易无法进行，就会动力政府行政暴力，予以强制执行。
如果说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为权贵资本主义合体奠定了理论根基，那么，朱镕基的分税制，则做大了中央政府的绝对经济权利，国家一方面获得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分税制抽取民间巨大的税收利益。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都被赋予了巨大的经济权利。地方只能通过跑步“钱”进，来获得国家分配的经济资源与政策批文。
嗜血的经济发展一旦成瘾，就难以改变。任何体制性的改革或革命，都会使原有的权力与利益链断裂，而这正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没有清理过的历史政治负资产，尽管历史真相通过网络与媒体一点点解开，但执政者如果不通过还原真相，承认责任，通过妥协与和解，或赔偿与忏悔，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翻开新的一页。
政治改革需要政治英雄。邓小平经历过战争，内心有一份英雄情结，他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组成一个有变革精神的英雄团队，要做的是回归生活与政治常识，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田地分包到户还是深圳特区的设立，前者是改革，是顺应民心，回到生活常识，后者是面向世界，开放探索，要融进世界经济大市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改革派从理论上占领了思想的制高点。
而当代执政者，理论高地丧失了，普世价值的讨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一样，可惜，应该前进的中国历史，在这里陷进了泥坑里，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价值元素，被视同西方价值，被看成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思想渗透，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拒斥。接着，独立候选人也被严厉打压，任何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人，都被以各种方式控制。经济开放三十年之后，政治与社会不允许被开放。
只有广东的乌坎是一个亮点，可以与当年的小岗村承包土地相媲美。
胡温没有组合成一个有效率的英雄团队。而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政治英雄团队。这个团队不仅需要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也需要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胡温的团队与资源都极其匮乏，无力于扭转正在一步步溃败的社会，包括社会法治与社会道德，还有人文理想。
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但却被耽误的十年，也是一个泡沫式崛起，并走向溃败的十年。
政治改革要超越“中国逻辑”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显然执迷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逻辑，也是网友们经常嘲讽的，逻辑分为人类逻辑与“中国逻辑”两种。总理认为，中国人民只要能管理好一个村庄，就能管理好一个乡镇，通过层层民主推进，就能搞好政治改革。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全中国只有乌坎村落实了村民自主选举，而其它的地区为什么不能有效实行民主直选？既有县乡级政府幕后操纵，又有地方家族力量甚至黑恶力量渗透，造成地方民主选举乱像。
中国的民主选举，大可不必一定要从落后的乡村开始，应该从先进的执政者那里开始，差额选举执政党的总书记与政治局委员，每一位参与竞选的领导人通过电视公开讲演，公开自己财产，公开自己的政绩，公开自己的政治愿景，通过开放的会议公开投票，这样的选举既可以取信于民，又是对基层民主的一次教育，更可以使被选上的领导人获得自信与尊重。现在由于领导人选拔是组织内部考察与任命，所以经常造成谣言满天飞，似乎中国的领导人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猜测出来的。连总理本人也因谣诼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如果要进行基层选举，最应该公开选举的是县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公开直选，既不会受到家族力量制约，黑恶势力也难以插手，而电视与网络等方式，使被选举人所有的生活与工作都可以得以展示。让基层民众直接参与政治选举，是对人民的尊重，也不会造成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选举县委书记与县长，可以直选对本县市负责的县、市长，而执政党的书记由上级任命或党内选举，执政党与政府互相制约，以减缓可能造成的政治转型带来的冲击力。
我不怀疑温家宝总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信念与良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可以看成是他的政治誓言，面对记者提问，他也谈到了自己的焦虑：“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 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总理对“国家”负责，但遇到焦虑的时候，却对“社会”产生疑虑。国与家之间，是社会，总理对社会谈到过责任吗？总理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了吗？这正是总理政治理念中的缺憾。“国家”概念中，“家”只是“国”的后缀，胡温十年，国被继续坐大，而无数的“家”则难以为继。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或农二代无法融入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和平时代造成如此众多的骨肉分离，世所罕见。根本原因在哪里？农民的土地没有确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城市没有开放，不能让居者有其城市公民权。我们看到，地方城市已开始松动，让农民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但由于市民的公民权利没有真正的代言人，没有真正的工会与农会，也没有自己选举的人大代表，所以，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同时体现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仍然充满变数，大量没有公民权利的农民进城，到城市更多的是接受剥削，而难以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福利。
胡温时代还剩下一年时间，我们仍然期待他们开启沉重的政改之门，给中国人民以政治文明的希望。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如果没有真诼正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带来的一切可能还会丧失，甚至“文革”还会重来，这不是危言悚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