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大劫难是怎样形成的
——哲学与人性的悲剧
一、引言
历代伟大的智者和宗教家都把贪欲视为万恶之源——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对于人类，都是如此。返观人类万年历史，每一次命运大劫难背后，都有烧焦人心的贪欲在炽烈燃烧。
智者与宗教家最神圣而艰难的天职，往往在于用道德驯化贪欲，并将贪欲之兽囚禁在精神信仰的铁牢内。他们成功时，人类的命运趋向平静和幸福；他们失败时，历史经历劫难。不过，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是哲学的和人性的成功或者失败。
庸人的贪欲主要表现为对金钱的无尽热恋，独裁者的贪欲则表述对专制权力的疯狂追求。庸人企图用金钱换取幸福，独裁者却要用专制权力奴役人类，征服世界，取得对人类历史命运的个人所有权。因此，专制权力的意志意味着贪欲之冠，万恶之王。
中共暴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熟、最狡诈、最凶残的极权体制，因此，也是人性政治贪欲的最经典的表现。然而，仅有征服全世界的政治贪欲并不能形成现实的人类大劫难，全球扩张还需要政治和经济能量。当前，世界各国政客和伪“中国问题专家”们共同营造的绥靖主义，为中共暴政二十一世纪的扩张战略提供了国际政治的能量；人类的贪欲——主要是属于庸人的对金钱的贪欲，则为中共实现其获得对人类历史命运所有权的政治贪欲，提供巨大的经济能量。人类的贪欲通过怎样的逻辑过程，转化为中共暴政制造人类大劫难的经济能力？这是本章将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中共暴政形成当代人类大劫难之源的过程，不仅通过贪欲的泛滥表述人性的悲剧，而且通过人类智慧的缺失表述哲学的悲剧。当代人类的智慧在科学理性的领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狂飙突进，对客体自然逻辑的探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都取得了可以令上帝惊叹的成果。但是，在另一个智慧领域，即生命哲学的领域，包括与生命价值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例如正义、真理、法的精神、理想主义、道德等等，人类的智慧却如千年木乃伊般干枯衰朽，缺少盎然生机。
发现了繁富的外在客观真理，却又由于失去属于心灵的真理而失去生命的意义——这是当代哲学智慧的悲剧的本质。不相信生命意义的时代只能相信贪欲；照亮心灵真理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人类便在愚昧中用自己的贪欲为自己编织大劫难的命运之纲。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个时代将以贪欲和愚昧而著称：因贪欲蒙蔽了心智而愚昧；愚昧之下，贪欲鼓励罪恶。古贤者有千年明训，“流行坎止”为智者处世之道。但是，我仍愿向一个贪欲和愚昧主导的时代，讲述大劫难形成的人类精神危机背景，讲述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劫难之源的本质。我不敢相信我的讲述能够让人类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次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在中共暴政的铁幕与“和平崛起“的谎言遮蔽下进入历史。过去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人往往不能被承载真相的语言说服，而只会在事实的教训中清醒。只不过事实常常冷酷而血腥，教训常常惨烈而无情。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讲述，即使只有顽石和狂风愿意倾听。因为，与孤独和真实同在，是哲人与诗者的道德责任。
二、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
——变革的需要和哲学的贫困
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灵魂的“文艺复兴运动”，奏响近现代的精神主题曲。这个精神主题曲主要由四个思想乐章构成：古希腊多神信念中涌现的精神多元的理念；古希腊哲学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中衍生的人本主义理念；古希腊政治法学中创生的近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古希腊崇尚自然理性的文化传统中怒放的近现代科学理性。
精神多元的理念奠定心灵自由原则；人本主义奠定人权至上的原则；民主法治理念奠定社会正义原则。西方文化从上述三项原则中获得了主宰时代精神的道义力量，而科学理性则赋与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强悍，甚至野蛮的巨大物性能量。近现代的人类历史，是西方文化挟道义力量和无可阻挡的物性能量凯歌行进的过程，也是东方文化一败再败，溃退万里，濒于灭绝的过程——溃败是因为忽视自然理性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科学理性和物性能量的缺失；濒于灭绝则是由于东方文人彻底背弃了文化的祖国。
直至今日，人类历史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文艺复兴“的思想遗嘱。但是，“文艺复兴”创造的精神原则通过人类数百年的实践，已经充分展现出其价值内涵。充分展现者不再有资格和能力表述时代精神主题，就像牡丹怒放之后，便开始枯萎，不配继续表述美。事实上，命运已经通过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向自由民主国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人本主义是击碎中世纪神本主义和神权政治的精神之剑；没有人本主义，就没有神权的崩溃和人权的崛起。不过，完成历史使命后，经过百年行进，人本主义逐渐步入某种哲学的困境。人乃是心灵与本能同在，善与恶共存的悖论——心灵由于能够理解道德而成为善之源，本能则只能听懂物性贪欲的召唤并以他人为客体，从而表述人性之恶。所以，人的概念不应该受到绝对肯定，人是需要救赎的存在。
人本主义以人的本体性全面肯定人的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箴言没有说明人以本能还是心灵来尺度万物。于是，人本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托起人权至上的理念，而构成生命的心灵与本能、道德因素与非道德因素，都以人权名义要求得到法律的尊重和放纵的自由。
对于人，心灵意味着向上的路，所以道德和善是艰难的；本能意味着向下的路，非道德和恶是欲望的诱惑。基于人的本体性，人权理念使心灵和本能具有平等的哲学地位和权利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心灵、道德的败退与本能的胜利就都是不可避免，那就犹如万丈瀑布飞流直下一样势不可挡。
本能的根本生命冲动表现为物性贪欲。在一个本能受到哲学的肯定，并以人权的名义获得自由放纵的权利的时代，横流的物欲主宰时代精神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物欲崇拜则成为引发多重危机的哲学根源。
首先，以物欲满足为生存价值的生活方式，是没彼岸的无边苦海。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涌现的贪欲决定了当代经济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即疯狂的超前消费和非理性的过渡消费。二零零七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不过是命运对人类物性贪欲的一次嘲笑。我预言，如果不根本改变目前的生活价值观和相应的生活方式，经济危机定然会以更令人痛苦的方式和规模，一次又一次降临。因为，欲壑难填；物欲不可满足。更严重的是，为追求物性贪欲的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即地球的自然环境正在受到灾难性的毁坏。有一天当受到致命毁坏的自然环境不得不惩罚人类的贪欲时，恐怕就不会像经济危机那麽温柔了。
其次，物欲主导的生命只懂得向物欲索取幸福。然而，幸福感最终只属于心灵的范畴，正所谓“幸福就在我心中”；佛早就告诉人类，幸福与物欲无缘。现代社会满足和扩充物欲的能力空前提高，却不能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古代骑在瘦驴背上追寻美的苦吟诗人，定然比当代坐在“奔驰”、“宝马”车内为权势或者金钱而忧心的政客或者商人更幸福——用古诗人同现在的政客和商人作比较，是由于当代已经很少有真正的诗者了。从物欲中索取幸福，最后只能得到烦恼，其原因在于物欲中没有幸福；物欲不能够把它本来没有的给予人类。如果向物欲索取幸福只是某些个体的行为，还无伤大局；如果这种趋势已经泛化成人类整体的价值追求，精神和社会危机的时代便随之来临。有什么能比人类整体处于幸福感缺失的焦虑中，更接近命运的危机？
再次，金钱是物欲的社会载体之一；放纵物欲的时代必然放纵金钱。基于中世纪神权专制的教训，近现代法的精神极其严格地限制和监督制约国家权力，以防止国家权力由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异化为公民自由权利的伤害者。但是，法律对于金钱转化为实际的政治社会特权的警觉性却远远不够。已经有足够多的社会现象表明，财富的政治和社会特权化，不仅十分严重地侵蚀著“法律权利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且相当程度上伤害了社会正义的基础。然而，在热恋物欲的时代，要求加强对金钱转化为政治社会特权的法律限制，如同改变一个历史命运一样艰难。
比上述各项现象更深刻的危机，或许在于人格物欲化而引发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心灵和本能共同构成生命。人因心灵而成为追求道德的动物，道德的最高价值要求在于利他主义；心灵的生命原则是“高贵的存在”，否则宁肯不存在。本能不懂道德，本能的价值追求只表现为个体物性存在；本能遵行的生命原则是“个体存在即真理”。当心灵成为生命的主宰，高贵的道德存在就成为命运的主题；当本能主导生命，命运就演绎非道德的物性贪欲的主题。
人是历史和文明的焦点；人格状态构成判断社会危机是否来临的首要标识。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格特征早已预言精神的危机。这个特征就在于人格的本能化——物欲化与本能化是一回事，因为，物欲意味着本能的生命欲望形式。
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不仅使社会道德观念逐渐淡化，理想主义迅速湮灭，而且由于本能遵行的“个体存在即真理”的原则，会让自私意识恶性膨胀，使社会丧失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人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但是，个体的人又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组成的社会，共和精神，利他的道德精神，都是宝贵的价值原则，而恶性扩张的自私和个体贪欲，则构成社会动荡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人格原因。
否定人的个体性，只强调人的整体性，是极权主义的特征；否定人需要共和精神，只强调人的个体性的绝对真理性，是自由主义的异化。所以，当前是一个东方需要自由来拯救，而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用道德精神和理想主义从物欲主义中拯救西方的自由，同以自由的名义从中共极权暴政之下拯救东方相比，其紧迫性毫无二致。因为，中共极权已经启动全球扩张的战略。面对铁血强权精明设计的“超限战”理论的实践，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是致命的弱点，它意味着当与铁血强权决战的关键时刻来临时，自由民主国家难于形成坚硬的国家意志，应对命运的残酷挑战。对此，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应邀在国防大学举办讲座时曾有评论：“美国现在是一个被物质享乐主义打败的国家；美国人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是美国的致命伤。对付像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小国，美国是以巨象博犬，它的国家意志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和考验。我判断，当我军为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开始台海和对印作战时，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花架子，但绝不敢全面介入。我不相信一个国民绝大部分都沉溺在物欲享乐中的国家，有勇气为远在万里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同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决战。”
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一直是自由民主国家社会正义的基石。法律的合理性又应当以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识性为前提；法律超越常识性，到了一般人难于理解的程度，法律的合理性就已经受到质疑。因为，不应当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自己理解有困难的规则。但是，由于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用以自律的共和精神、道德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日益萎缩，法律不得不通过繁琐化，来扩展其规范的领域，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而法律的繁琐和庞杂化，使法律变成一门远远超越常识的专业知识；作为这门专业知识生命承载者的律师和法官群体，就实际成为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正义的解释权一旦沦为某个专业阶层的特权，社会就开始以“正义”的名义趋向非正义的过程——这正是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社会法律危机之一。
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意味着，“文艺复兴”蕴涵的精神能量已消耗殆尽，人类必须寻找新的精神动力。我们讨论危机并非表述绝望，而是论证变革的需要。社会危机必定归结为生命哲学的危机；生命哲学的危机是一切危机之根。因此，解决社会危机应当以解决生命哲学的危机为前提。然而，当前自由民主国家真正的危机正在于哲学的贫困。
物性贪欲成为时代精神之王，成为幸福的象征，哲学便从高贵的生命意义的创造者，沦落为物欲合理性的辩护士。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种种所谓哲学理论，绝大部分都穿上物性实用主义的短裤，为人格的本能化作思想的广告。从理想主义的角度，从时代变革的角度审视，当代哲学比充斥新德里大街小巷的乞丐还要贫困。
战胜危机必须变革，变革又需要丰饶的生命哲学作精神前导；而哲学贫困的现状正在否定变革的可能——或许这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真正危机之所在。
当人们说正义必胜，邪恶必败，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理想主义的誓言。事实则告诉历史，邪恶战胜正义的案例常常发生。当代，处于危机之中而又缺乏变革的精神动力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阻止中共铁血强权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为时代的疑问。尽管世界上的政客们几乎都试图回避甚至否定这个疑问。但是，这个问题就像溅在眼睛上的一滴血，让我无法视而不见。我预言，人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将决定未来百年之内，人类成为极权的政治奴隶，还是自由人。
三、中共暴政的本质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极端变异
亨廷顿断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主题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是，这个断言属于谎言。我不知道亨廷顿是有意向历史撒谎，还是无意之中使学术沦为欺骗人类的骗子；不过我知道，沉溺于亨廷顿的学术谎言中，人们就无法真正清醒地理解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问题——中共暴政为什么会成为威胁台湾乃至人类自由的大劫难之源。
走出亨廷顿谎言的阴影并不困难：只需要直视一个明确的事实，即从“文艺复兴”至当代的全部历史，都在西方文化以盛装舞步踏出的凯旋之路上进行，这条路同时也是东方文化一溃万里的失败之路；当代人类命运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则是还没有复活的鬼魂，因此不可能与西方文化对抗。唯有从西方文化自我冲突，自我矛盾的角度审视二十一世纪，才可能对人类面临的大劫难有清醒而深刻的理解。
古希腊智慧和古犹太智慧构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
古希腊智慧是哲学的，世俗的。她所孕育的多神观念是千年之后精神多元化的自由观的种子；她所创造的民主、人本和法治的理念，直至今日还在表述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
古犹太智慧是宗教的，心灵的。难以计数的信徒从属于古犹太智慧的宗教情怀中得到精神的终极安慰——这是古犹太智慧的不朽荣耀。然而，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绝对一神论，则构成西方极权文化的源流。
金钱和财富是贪欲的经典对象，但却不足以表述贪欲的极致性追求。贪欲的最高理想在于对人的控制，所以，专制权力比金钱更具诱惑力；心灵控制是控制人的最高形式，所以，控制全人类的心灵恰又成为贪欲的极致表现。一神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唯一绝对真理观，是从古犹太智慧中渗出的第一滴极权文化的黑血，是贪欲的神圣信仰形式。唯一的神以人类创造者的名义，获得主宰人类心灵的权威，神的意志则由此成为否定人的心灵自由和精神多样化的唯一绝对真理——极权文化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用专制政治的铁链束缚人的社会自由，更在于用心灵控制来囚禁人的精神自由。唯一之神的孕育者，古犹太智慧，乃是万年历史中最成功的财富聚积者。精明的商人只懂把金钱视为财富，可是，古犹太智慧却把人的心灵，这财富的智慧之源，视为她的财富。
西方文明的清晨属于古希腊智慧，古罗马文明则是对古希腊智慧的阐释。或许由于古希腊智慧太世俗化，难以满足人对终极安慰的追求，再加上罗马皇权的腐败与凶残，人类开始呼唤心灵。而心灵的呼唤表现为从古犹太智慧中走出的基督教。两千馀年之前的时间早已同枯骨一起腐朽，而当时一位传道者耶稣同罗马帝国黄金的权杖之间的冲突，却成为不朽的历史记忆。最终耶稣头戴荆棘之冠，被充满仇恨的强权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意味者献祭和救赎：以传道者的苦难命运作祭品，献给神圣的信仰；以惨烈的殉道文化，救赎人类沉迷的心灵——那献祭与救赎之中，正凝结著对人类的丰饶之爱。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古犹太智慧最辉煌的篇章。
源自心灵的信仰是坚硬的，至少比强权坚硬。基督教最初的命运对此作出了证明。罗马皇权试图用血海淹没基督的信仰，但是，在十字架前，动荡的血海退潮了。当罗马皇帝最终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时，历史便确认信仰的荆棘之冠，比强权的金冠更加灿烂。
国教的荣耀意味着，属于古犹太智慧的一神论和相应的真理一元论得到了强权的加持。而神权政治的日出却预言著历史的千年暗夜，并拉开精神信仰千年悲剧的序幕。
神权政治是权力与绝对真理的同盟。这个盟约使权力疯狂，使真理腐败——权力受到绝对真理的加冕，就获得了在神圣的理由下尽情发泄兽性的权威；真理不是靠精神魅力，而是由铁血强权支撑，就立刻从心灵的启示，堕落为思想的摧残者和精神枷锁。
基督教，这个曾经被强权摧残的信仰派别，却由于一神论信仰的强权化而走上思想屠夫的命运之路。宗教裁判所对于思想的审判，将精神控制推向极致；在火刑柱上燃烧的异教徒的身体，熔铸出用权力囚禁心灵的铁牢；极端的精神不宽容，使基督教信仰成为战争之源，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异教徒和实现整个人类的基督教信仰化——为实现精神专制而进行的战争，常比为争夺女人和财富进行的战争更残酷，并充满血腥的激情。
对权力的贪欲中，基督的大爱异化为对精神自由的千年仇恨；心灵的救赎者异化为心灵的暴君。思想随自由一起死去，心灵的星光被强权的铁幕遮盖。精神的太阳变成思想专制的绝对真理，苍天和大地就隐入无边的黑暗。那铁铸的黑暗上刻写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一种专制之所以应当被称为极权主义，本质上并不取决于其权力结构样式，而是取决于权力的终极目的——当铁血强权试图侵入并控制心灵，这个人的自由的最后领地，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要求征服整个人类时，就意味着它在表述极权主义的意志。
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属于古犹太智慧，而古希腊智慧则似乎已经湮灭——法治和民主的学说、自然理性至上的理念、“人为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意识，这类曾经照亮人类命运夜空的精神星座，都在唯一绝对真理性的上帝那璀璨的光辉中黯然失色，人类由于上帝的神圣而忘却了自由。
但是，背叛自由的时代必定会崩溃，因为，它同人心底里对自由的渴望相悖。就在中世纪黑暗最深沉的时刻，被埋葬千年的古希腊文化却奇蹟般复活了。有人说复活的鬼是丑陋的，然而，复活的古希腊智慧却繁富壮丽，生机如狂风怒潮——人本主义树上怒放的人权之花，结出宪政法治的正义之果；精神多元的传统中，涌现出多元文化精神表述的思想自由；古老的自然理性崇拜，精致化为科学理性，物性能量火山爆发般从科学理性中喷薄而出，赋予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现实力量。一个东方文化万花凋残，西方文化主宰时代精神的历史进程，正是由古希腊智慧的复活拉开序幕。
古希腊智慧复活了，古犹太智慧并没有死去。基督教的上帝放弃了神权政治，却依然保留了神圣感和终极心灵安慰的价值。曾经浴血千年的基督教能受到新时代的宽恕，或许是受惠于古希腊智慧中的众神意识，即精神多样化的文化宽容传统。
基督教神权政治失去了历史，但中世纪的极权主义鬼魂却在人的贪欲中找到冬眠的洞穴。它深藏在人性的阴影中，紧张地寻找重新复活的道德理由。人比兽类更凶残，也更虚假。凶残在于，兽类只会为生存而捕杀同类，人类却会为体验征服的快感而残杀同类；虚假则在于，兽的一切行为都像自然一样真实，人则一定要用神圣的理由骗过守护心灵的道德良知，才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本能的兽性快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鬼魂在数百年之后，终于再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找到复活的道德躯体——以解放全人类的神圣理由，铸造铁血强权，奴役人类的生命和心灵。
欧洲中心论者将苏联共产帝国的崩溃视为共产主义的墓志铭。但是，他们错了。因为，共产主义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中共暴政，仍然在论证极权主义的顽强。只要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同中共暴政之间，虽然横亘着重重时间的废墟，然而，共同的西方极权文化之魂却又使它们相像得犹如一面铜镜内外的形象。现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和中共暴政的共同性历数如下：
（一）它们都自命终极真理的垄断者，并以此要求主宰人类的命运，用铁血强权迫使人类放弃思想自由，只服从一种信仰；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绝对真理称为上帝的意志，另一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它们都设定一个最美好的理想，以诱惑人类，只不过一个在苍天之上，叫作天堂，一个在地平线之内，叫作共产主义社会。
（三）它们都对铁血权力表现出极度贪婪，只不过权力的来源一个被表述为虚设的神圣感，一个被表述为虚设的“人民”的概念。
（四）它们都表现出控制人类的强烈野心，只不过一个把野心扩张的过程称为圣战，一个则称为解放全人类。
（五）它们都通过对思想的审判控制人的精神，用自由人的血海涙滔为它们的绝对真理沐浴，只不过审判机构一个叫作宗教裁判所，一个叫作人民法院。
（六）他们都崇拜仇恨，只不过神权政治的仇恨之鞭是抽在异教徒身上，中共暴政仇恨的锋芒则昨日指向“阶级敌人”，今日指向“敌对势力”。
（七）它们都设定“先知”和“圣徒”群体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者，只不过一种“先知”是宗教人格，另一种“先知”是中共的领袖；一种“圣徒”群体称为主教或者教士，另一种“圣徒”群体称为共产党员。
（八）它们都在追求神圣真理的名义下，大规模屠戮生命，残害思想异端，为兽性在人间泛滥寻找高尚的理由，只不过高尚的理由一个在于维护上帝的荣耀，一个在于维护中共的“社会主义制度”。
（九）它们都把人类的命运视为宿命的必然，不给人类意志对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留下任何空间，只不过宿命一个源于造物主的意志，一个源于物性崇拜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十）它们都以一种绝对真理、一种绝对排他性的信仰，与铁血强权结成政治同盟作为根本的政治特质，只不过这种政治盟约一个在教皇的王冠与权杖上闪耀，一个书写在中共宪法的序言中。
历数至此，白痴也会看清，从理论风格到政治特征，从运作模式到思维方法，基督教神权政治与中共暴政都同两个骷髅一样相像。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因来源于中世纪西方极权文化传统吗？
当代冲突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否定，即西方民主、人权、法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极权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中共暴政，这个当代人类大劫难之源，乃是西方极权文化的极端变异；它所表述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诈、最伪善、最无耻、最自私、最凶残的极权形式。发生这种变异的哲学原因或许在于唯物主义哲学成为极权专制的生命观。
西方极权主义在中世纪头戴宗教信仰的金冠，在现代则身披源自古希腊智慧的唯物主义战袍。但是，这并不表明极权文化传统有实质性变化，因为，变化的只是时代对正当性的理解。西方极权文化传统有一种不变的狡诈——总是选择最具时代正当性的理论支撑起它的精神权威：中世纪属于神，宗教是最具正当性的概念；工业革命之后，以物性逻辑崇拜为魂的科学理性，则被奉为正当性的最时髦的标识。于是，极权主义传统便背叛了神，而走向唯物主义。
然而，对神的背叛，使极权主义丧失了最后的心灵价值和对道德良知的认知。唯物主义则是对生命的阴暗至极的哲学审视——人活着是一团蠕动的物欲，死去是一块腐烂发臭的物质。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阴暗审视中，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呈现为中共暴政，这种极端的变异形式。它的极端性就在于，物性的贪欲和对生命的蔑视，都以铁血强权的名义，达到极致。
由于哲学的贫困，自由民主国家缺乏解决内在危机的精神能量。处此困境，忠实于自由的人们该怎样应对中共暴政的全球扩张？这个问题似乎比地球本身都沉重，而人类却缺乏能承担这个沉重问题的思想巨人。但是，缺憾意味着召唤。
四、谁养肥了中共
——理性和良知在贪欲前的历史性失败
二十年之前，“六.四”血海冲决了中共的政治道德基础；苏联共产帝国的崩溃，更使中共暴政风雨飘摇。当时，众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把预言中共的垮台的时限，当作一种理论的时尚。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聚积起强大的经济能量，甚至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被视为拯救经济的希望之星。那麽，这个过程究竟怎样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极权专制的历史性危局，邓小平以洞察人性弱点的老政客的精明，为中共暴政走出困境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原则。这个策略原则其实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运用人类物性的贪欲渡过政治危机。邓小平坚信贪欲比理性和良知更有力量——庸俗而又狡猾的人都有这种堕落的信念。
“六.四”大屠杀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重罪。对此，邓小平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只是由于苦恋独裁权力而选择了罪恶。正如犯罪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绝大多数罪犯犯罪后的心理兴奋点在于掩盖罪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确定的掩盖罪行的方式，便是让中国人，乃至人类的心灵都在物性贪欲中腐烂——只有忠实于理性和良知的心，才会记住“六.四”之血；物欲主宰的心中，理性和良知早已死去。
中共暴政按照邓小平的策略原则，通过权贵市场经济政策，把中国人诱向疯狂追逐物欲的命运。中共当局特别注重收买知识界和商人，在物欲的诱惑下，中国知识界整体上背叛了真理，中国商人则几乎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良知。中国很快就形成腐败的权力、堕落的知识和肮脏的金钱的神圣同盟。权力、知识、金钱，这三个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三足鼎立，共同支撑起中共极权体制的稳定。
在稳定国内的同时，中共暴政从没有停止对国际资本的诱惑。中共“对外开放”国策那一时期的实际内容，就是用迅速暴富的可能诱惑全世界。然而，那是魔鬼的诱惑。
中共暴政的诱惑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数亿农民工的奴工般的廉价劳动；一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上述两个因素构成二十一世纪除中国外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有的暴富的条件。
不过，任何人都不难意识到，对农民工血汗劳动的冷酷剥削违背现代人类的良知；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几乎无须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毁灭性开发利用，则不仅违背基本的理性认知，而且会直接严重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这种根本违背人的良知和理性的经济模式本应受到人类的谴责和抵制。但是，邓小平不相信人类会那样作；作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决定人的命运的，最终是物欲，而不是理性和良知。很遗憾，历史证明邓小平对了——人类确实是由物性贪欲主导的动物。
“六.四”屠城后的短时期内，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还在坚守最初的道义原则，对中共暴政实行经济制裁，台商和台资却如决堤的天河，滚滚涌入大陆——当代理性与良知在贪欲前历史性失败的第一幕，是由台湾商人拉开的。
对于进入大陆的台资究竟有多少出现了不相同的各种数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之后最初一个阶段，台资在中共当局引进的外资中占有绝大的比例。这部分资金对中共暴政渡过当时严重到危机程度的政治经济困境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一年前，一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共逼迫台湾的种种恶行时，愤愤不平地指责道：“中共真是忘恩负义之徒。当年如果不是靠台商和台资，它早就完蛋了，又怎能有今天的发展！”注视这位台湾朋友愤怒的眼睛，我只能无语，并悲悯。不过，在心里我愿对他说两句话——“愚人责人，智者过己”；“与其怒泄噬脐之愤，不如筹思亡羊补牢之策。”
美国、欧洲对中共的经济制裁实质上并没有坚持多久，理性与良知在贪欲前显得如此苍白而脆弱。数年之后，国际财团、跨国公司就像被暴富的欲望之绳拴住鼻子的驼队，踏着道德的荒漠，进入中国，而且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就这样，二十馀年来，中国向世界输出沙尘暴和廉价商品，世界则向中国输入资本。人类毫不在乎中共经济发展模式对良知的摧残，对理性的践踏，而只把吃过尸体的野狗一样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贪欲的满足。中共成功地用贪欲收买了整个人类，数亿农民工二十馀年奴工般的廉价劳动、对中国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巨量的国际资本，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属于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的黑色的经济奇迹。中共在真正开始全球扩张之前，首先轻而易举地用贪欲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泯灭理性和良知的贪欲所得，必遭天谴。现在，中共聚积起全球扩张的巨大经济能量——极权政治拥有的急剧膨胀的经济能量，最终必然以国际扩张作为政治的泄洪道；中共通过“超限战”的概念，已经开始了不宣而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让中共的政治意志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立法者便是战争的目的。面对正在走来的大劫难，人类现在所作的似乎只是茫然地眨动充满贪欲的双眼。难道中共暴政的扩张就意味着命运对人类贪欲的天谴？
不义之财，得之不祥。一部分台商，特别是国民党权贵家族，或许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暴发式的财富，但是，台湾所受到的伤害最深刻。这并非指中共正利用通过台资积累 的经济能量，压迫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对台湾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全面统战渗透，也不是指中共决意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彻底控制台湾，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此，我只是说，部分台湾商人的财富得到暴发式的增长，而台湾的经济能力却受到或许难以恢复的损伤。
约三十年前，台湾人依靠出类拔萃的经济运作能力和高瞻远瞩的科技创新能力，依靠充实敦厚的人文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拼搏意志，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当时，台湾人的经济竞争力，或者说台湾的经济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相比都毫不逊色。然而，时至今日，马英九竟然可以毫无自愧之意地宣称，不通过ECFA的签订依附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台湾只能走入经济的绝境死地。台湾的命运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当然，马英九如是宣称，与他阴柔似水，阳刚缺失的个性直接有关——他没有同严酷的命运挑战作猛士之搏的勇气。不过也应当看到，台湾当年冠绝亚洲的经济能力已经枯萎，不复有往昔的勃勃生机。这正是过去二十馀年中巨额台资涌入大陆的后遗症。
在中国获得经济的成功，不需要符合理性与良知的经济运作能力，也不需要科技创新能力，甚至不需要艰苦拼搏的精神，需要的是自我窒息道德良知，用铁石之心，尽可能从农民工奴工般的廉价劳动和对自然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性利用中，搾取暴发式的利润。所谓“用进废退”，长期习惯于在中国的泯灭理性与良知的经济运作，台湾原有的建立在理性和良知基础上的经济竞争能力便日渐萎缩，由于台资数额巨大，台商人数众多，上述情况的出现，就直接削弱了台湾整体的经济竞争能力。短时间内获得巨额财富，却丧失了具有蓬勃生机的公平竞争的经济能力——这里面的利弊得失，不言自明。
如果承认人是人类历史的主体，那麽就不能不承认，巨额投资于大陆对台湾最深刻的伤害在于对台商人格的扭曲。中共以强化极权专制为政治目的的经济改革，必然以权贵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为结果。权贵市场经济之中，腐败的国家权力是主导者，资本是官权的奴仆。要想在权贵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必须用肮脏的金钱取得腐败权力的支持。台湾以外的国际资本，由于能够得到所属国国家主权和法律的保护，在中共腐败的国家权力前或许还可以稍微保持一些独立性和自由意志，台湾资本的人格承载者则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由意志可言，因为，中共不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所以，台商一旦进入大陆，就失去任何法律保护——中共的专制法律和司法系统本质上是中共权贵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者与保护者，而不会保护台商的利益，中共的腐败权力由此成为台商财富的唯一支配者，除了同中共官员通过钱权交易结成奴主关系外，台商再无其它出路。
中共暴政，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数千万贪官污吏已成人类官僚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台商进入大陆，便是进入贪官污吏的蚁群蜂巢。为从贪官污吏手中取得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台商除钱色贿赂之外，还不得不精于阿谀逢迎、媚笑买怜。卑贱与金钱齐飞，堕落与财富共舞，久而久之，人格腐烂之际，台商努力进取的意志消失殆尽，投机取巧之心日炽，从而永远失去往昔创造“四小龙”经济奇迹的能力与荣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不及早回头，继续让台湾的经济命运同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难解难分地扭结在一起，不仅台湾会由于丧失正当的经济竞争力而走入绝境死地，百万台商也将丧失人的尊严和经济前途，成为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一种历史上最腐烂的经济体的殉葬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者，必为魔鬼殉葬。言尽于此，愿百万台商熟思之。
聪慧者不会两次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愚蠢者却总是从一个错误的泥潭跳入另一个错误的泥潭。不幸，当代人类似乎正在表述愚蠢者的逻辑。
人类的贪欲帮助中共度过了重大的政治危机，并为中共积聚起进行二十一世纪政治、文化、经济甚至军事扩张的经济能量——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裸露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但是，世界各国的政客和“中国问题专家”却在喋喋不休地重述种种中共御用文人制造的谎言，诸如“中共正和平崛起”、“中共将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中共已经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试图通过掩饰人类的贪欲所犯的历史性错误，来自娱自慰。殊不知，他们正在犯另一个后果更严重的错误，即蒙蔽人类的理智，让人类无法认清源自中共暴政扩张的危险。
中共暴政用一种泯灭理性和良知的经济模式绑架了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之一，表现为世界不仅无法同中共权贵经济分离，而且相当程度上被这个罪恶的经济体拖向地狱——如果有谁相信一个建立在对数亿奴工冷酷剥削，对自然毁灭开发利用基础上的经济体能够长久存在，并把人类带入天堂，那麽他一定站在地狱的边缘了。
世界现在就站在地狱的边缘。因为，人类热衷于相信谎言，以避免正视人类的贪欲孕育出的大劫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台湾大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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