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专注民众启蒙和推进社会进步事业，常听到文友发出如下抱怨：社会变革需要公众的广泛觉醒。我身边的人只对升官发财股票物价和孩子升学感兴趣，没人在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广大民众都在急功近利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整个社会根子已烂不可救药，你一人在那里呐喊管个屁用？
文友的抱怨不无道理：多数中华大国民平素只在意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不怎么关注国家社会大趋势和潜伏的危机；更不会关注公道、正义、真理、良知等必然影响多数人“小家庭未来”的终极价值，只有超越忍受极限的不公和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大叫冤枉和命苦；正如韩寒在《谈革命》一文中所说“大部分中国人一幅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
飞骏这里要问一句：社会变革确然需要平民大众的广泛觉醒，但如果没有一个人率先在那里呐喊，如果每个民众都随大流拒绝做第一个先驱者，平民大众会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吗？不会！
社会变革是从“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没有一个人敢为天下先；没有一个人舍得放弃个人小家庭的急功近利；没有一个人为了公民社会的“大爱”主动牺牲亲朋好友的“小爱”；没有一个人勇于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良知正义；没有一个人面对公众的麻木冷漠仍无怨无悔地坚守呐喊，平民大众永远也不可能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最不坏的政治体制。
民主政治则起源于基督教。
当今世界的文明发达国家基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基督教世界囊括了人类90%以上的智慧和近80%的财富。基督教能够取得今天这样无与伦比的文明成就，就是从耶稣“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耶稣传道初期，没有几个人理解他，官员富人争相迫害驱赶他；多数普通民众则把他当成傻子神经病。他终其一生只收了区区12个信徒，其中一个还当了叛徒出卖了他，和专制统治者一道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当年面对“公众愚昧麻木”从来也没有灰心气馁过，甚至连沮丧失望也不曾有过。
社会变革通常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习惯于“革命性巨变”的中华大国民对身边正在进行的点滴变革通常视而不见。
在良心思想者的努力启蒙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一样在经历虽然缓慢但却有益的变革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十年前多数国民动不动就发威要用导弹“炸平台湾岛”；今天依旧如此发威的国民已变成少数，多数国民则对海峡对岸同胞的民主成就心向往之。
“一个人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坚守”，变化虽然不易察觉，但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一个国家的进步性变革并不需要“多数人的觉醒”，只要有10%的公民觉醒社会就能发生不以权力人物意志为转移的质变。
当10%的公民真正觉醒时，剩下90%的公民如果机缘际会，一个晚上就能完成思想180度转弯。
当越来越多的公民加入到“一个人坚守”的队列，从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离“10%公民觉醒”这个目标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人人明哲保身自作聪明的结局是整体付出更大的代价。
1957年迫害知识分子时，农民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结果随后的三年活活饿死了3750万。
1959年迫害栽赃国防部长时，高干明哲保身，国家主席助纣为虐？七年后的文革多数高干被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则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屈辱整死，无辜妻小身陷囹圄……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一位基督教朋友的一句话飞骏一直铭记在心：“做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其余交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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