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警察（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由约翰•基恩（John Keane）于2月1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
James Madison有句名言：一个没有信息自由，或让人获取信息的政府，只能是闹剧或悲剧的开始。
中国的信息流通不仅仅被封锁，被屏蔽或被审查。而且，当局把网上网民的交流当作是早期预警工具，甚至把互联网当作让网民泄愤的虚拟蒸汽阀门，但为他们自己所用。
所有这一切需要一个巨大的监视系统，并依靠组织有序的4万名强大的网络警察来完成。在网吧和酒店熟练地探听网络用户，这套监视系统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软件跟踪搜索引擎（如百度）关键字，向网络服务商发出警告，对视为不“和谐”的内容修改或删除。
政府官员坐镇“情况中心”，观察可能发生的动荡或愤怒的公众反应。分析报告被送至当地宣传部门，然后采取行动。然后，由审查人员组成的所谓的“辟谣”部门开始工作。他们搜寻违禁发贴，然后发贴批驳。
网络服务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局不断提醒他们安全阀可能变成爆炸装置，因此他们采用过滤技术，删除或修改“敏感”内容。
当局鼓励网民举报反政府言论，或雇用五毛，鼓励网民互相争辩。在广东省开始试点网上虚拟信访办，在线直播论坛，公民可以网上投诉，并观看官员现场处理。当局和公民之间有组织的“聊天”蓬勃发展。
所有这些手段被一些学者称为“独裁审议”，被冠以增加“透明度”，“平衡”网上意见以达到和谐“舆论导向”的名义加以实施。
所有这些监视手段被不断微调，并使用非数字化的手段来加强：如被请喝茶，人人自危，清晨被便衣警察猛打，非法关押，被不明身份的暴徒暴力殴打。
中共当局死死反对监督式民主，即自由公正的大选，并伴以持续的由独立机构对权力的公众监督。（中共）不允许公开批评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其领导人，也不允许对如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敏感”地区，或像宗教和中共所犯罪行这样的“敏感”话题进行公正的分析。
所有这些限制激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和抵制。过去，中国人经常被比喻为“一盘散沙”。但是，随着中国网民每隔5.32年翻一番，数字化媒体的使用现在正在不断培养人们监督式民主的精神。
老百姓对不负责任的权力的抵制其广度和深度往往是惊人的。人们使用先进的代理或其他方法规避审查，官员干坏事的色情故事以网上笑话，歌曲，嘲讽和暗语的形式快速流传，数量巨大。
社交网站用户通常转贴发贴（微博用户称为织围脖）。发推很容易演变成互相的交流对话，并配以图片。即刻转发的帖子快过审查的速度，审查者删贴的同时，网民已经在转贴被删贴的截图。
总体效果是，网上对话很容易热传，例如一个名叫“锦旗哥”的无锡软件工程师网友，在当地劳资关系办公室外手举写着“不为人民服务”的锦旗，抗议其对他与前雇主的薪酬纠纷不作为，因此在网上一夜成名。锦旗挑战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当地官员对一人抗议在互联网上引发的全国瞩目感到极其尴尬，最终，官方媒体做了报道。
这种由普通公民发起的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他们指出了当局的虚伪。他们呼吁当局倾听，兑现其实现“和谐”和过好日子的承诺。
现在当局发现，他们想要控制，民众则要抵抗，或许为了其专制权力，当局愿意做出某些改变。但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统治原来就像板上钉钉，现在更像在一个光滑的鸡蛋上保持平衡。
中共当局是否能维持其目前的平衡，似乎值得怀疑。在中共的监视系统下，监督式民主的精神还在并发展良好。她如何能战胜这精致化的监视体系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全球关注的政治问题。
作者简介：约翰•基恩（John Keane）是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柏林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最新作品“民主的生和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