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著名的建筑机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厂工会的谈判中，居然要求把工薪减去一半。工会抱怨：这等无理要求，甚至构不成讨价还价的起点。Caterpillar则指出：这里不行就只好把工厂迁到其他国家。不过，此次Caterpillar拿出来的候选地不是中国或墨西哥，而是隔着一条边界、近在咫尺的美国伊利诺斯州。那里的工价还不及加拿大的一半。
这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代表着一个趋势。这一趋势，使我们重新检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定见：美国的制造业正在死亡，企业不外包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事实上，最近美国的制造业有回迁的潜流。对此，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自然不能不加注意。
这里最为令人震惊的，还是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工薪的比较。美国劳工部在公布中印数据时特别说明，两国的统计非常不合国际标准，只能作为参考。特别是印度，80%的劳工在非正式的部门（家庭作坊）工作；统计中的工薪，则是组织化的正式企业的数据。而这20%的正式企业支付的工薪，比80%在非正式部门中劳工的工薪高得多。另外，中国最近的数据来自2008年。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涨。印度2007年的小时工薪（1.17美元）比中国同年（1.06美元）还高一些，但没有2008年的数据。
这些粗糙的统计数据，很难衡量各国之间（比如中印之间）细微的差别。但对于中印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距离，则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考虑到中国小时工薪在最近3年有大幅上涨，估计在2011年也不过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我们即使把中国的平均小时工薪大幅度提高，中国人仍必须工作3000多个小时，400多天，才能挣出人均中国的GDP来。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工薪低也是正常的。但是，公开的数据显示，菲律宾的人均GDP不及中国的一半，每小时工薪却高于中国。这又如何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呢？从人均GDP与平均小时工薪比来看，中国劳工从经济成长中分享的份额实在太少。如果单纯讨论经济规律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当城乡二元化的结构没有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时，工薪基本就是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成本。等到城乡二元经济被统一为一体，农村剩余劳动力锐减，城乡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时，工薪水平就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力了。问题是，如今中国大约一半人口在城市，“民工荒”已有多年，年轻劳动力的供应开始下降。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企业一提涨薪、人民币升值就风声鹤唳，似有存亡之危。中国的小时工薪即使上涨三倍，还是不及墨西哥。但有多少企业界人士觉得工资上涨3倍后仍然能够存活呢？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决定工薪水平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看看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从来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土崩瓦解，而是集中于高端消费品以及精密仪器车床等生产用品。韩国制造业崛起，也靠着在汽车、高档电器等产品上的突破。这些产品利润边际大，对工人的素质要求高，也能够把利润大量回馈给劳动者。劳动者接受大量的回馈，才有资源自我发展，比如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等等。看看人均GDP与平均每小时工薪的比，日本、韩国都在1400多，和发达国家大致持平，国民的教育素质已经超过了美国。可惜，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企业几乎毫无表现。民工二代的教育长期被偏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费用日益提高，哪怕是维持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着上升。只有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突破，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以满足工薪的上涨。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美国制造”虽然一度式微，“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则都没有被“中国制造”所打垮。各国不过是在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目前边际劳动生产力低的产业，能外包给中国的都已经外包给中国了。现在这些产业的利润边际难以应付中国工薪上涨的压力，而越南、印度这些低薪国家也开始来抢饭碗。同时，“美国制造”开始收复失地，压缩了“中国制造”升级发展的空间。更不用说，中国经济给普通劳工的回馈很低，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少数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档货。这些因素都抑制了内需。倚仗国内市场培养强大的制造业未免一相情愿。凡此种种，都对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制造”提出了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