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称，“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将年均增长达13%以上”。《规划》要求，要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按此计算，未来5年内中国人均工资有望实现“倍增”。经过30年发展，中国是否已临近“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可谓见仁见智。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工资的确在上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平均年收为15.9万日元，日本为454万日元，收入差距达28.5倍。2010年，中日GDP总量逆转，中国城市地区平均年收增至45万日元，日本则降至412万日元，收入差距缩至9.2倍。2005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地区工资增长率为13.8%，5年内工资正好增长了约一倍。不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万日元）与北京（78.6万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冲绳（323万日元）、青森（338万日元）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
单纯从收入水准上看，中国已大致相当于日本的60年代，当时日本出现了“刘易斯拐点”。1960年7月，岸信介下台后，笃信凯恩斯主义的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首相，上台即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增长比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实施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在此期间，日本GDP计划目标为7.8%，实际年增长11.6%，国民收入年增长11.5%，两者基本上实现了同步增长。至1967年，日本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国。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维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称，这让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中日两国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在当下，日本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靠近它可以看清我们自己。实践证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
与日本相比，中国扩张内需的潜能更大，靠薄利多销的“中国制造”换回的巨额贸易黑字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并非长远之计。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速度不匹配会挫伤劳动者积极性，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就将无法成就“中国梦”。在经济还持续高增长阶段，尤其是财政收入、垄断性国企的收益及其内部留存富裕的情况下，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明智之举。
当然，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会让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还完善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抗衡此后漫长的经济停滞的力量。
根据日本的经验，中国当前急需的是包括收入分配、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改革，且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