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一连串数据，似乎在印证经济衰退已经过去，但这很有可能是假象。
1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5，高于此前市场预期的49.5；英国1月Markit/CIPS制造业PMI为52.1，创下8个月来的最高水平，高于预期的50.0；美国1月ISM制造业PMI为54.1，触及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述数据有误导之嫌。
首先，如中国等国没有做过节日期间的调整，数据有待继续修正。
其次，数据有前后矛盾之处。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出口订单大幅下降，但新订单总体上升，说明国内经济的强劲程度足以抵消欧债危机的冲击。但瑞银经济学家汪涛则表示，她的团队在对相关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出相反的结果：出口意外强劲，而国内需求才是薄弱环节。汇丰（HSBC）支持的另一项PMI调查展现出类似的情况。整体指数不振，为48.8，显示制造业状况小幅恶化，但出口订单上升。
第三，在看待数据时必须全面。如美国就业数据好转源于对就业绝望者多，申领救济者少；正如2月1日，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14个基点至4.64%，创2010年11月以来新低；而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27个基点至5.72%，为去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如果就此得出欧债危机已经好转的结论，对投资者而言就是亏钱的开始。
从一些具体行业来看，前景非常黯淡。
反映海运市场周期的数据不妙。1月国际航运价格大幅跳水。受巴西和澳大利亚暴雨以及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影响，国际航运价格继续大幅跳水。1月31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指数）收报680点，为连续第31个交易日下跌，短短的一个月内，指数由1624点急速下挫至680点，跌幅达到近60%，距2008年经济危机时663点的低点仅一步之遥。而在整个2012年，船运过剩基本已成定局，按照业内普遍共识，BDI指数的航运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为3000点。但是从去年一年行情来看，全年指数平均仅为1549点，行业亏损显而易见。
航运的衰退直接影响到造船企业，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造船完工量766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6.9%；新承接船舶订单量3622万载重吨，同比下降51.9%。在统计范围内的船厂中，三分之一的企业没有接到订单。中国以造船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地区，如果没有技术，达不到环保要求，将陷入发展僵局。
海运与航空业的数据可以印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国际客运量增加6.9%，货运量减少0.6%；在我们国内航线方面，2011年客运量增长5.9%，货运量下滑0.7%。货运没有随着客运量的增长而增长。
随着基建数量的下降，机械工程行业与钢铁行业陷入低迷，中国主要的机械工程企业都在寻求国际大并购以求突围，但从去年以来的现金流可以看出，这是场生存与死亡的残酷战役。近日，鞍钢股份预告的21.51亿元巨亏，钢铁板块迎来连续三日下跌近3.39%的跌幅。而鞍钢股份亦在1月31日领跌板块高达4.38%后，次日再次下行0.87%。也许拿出宝钢的盈利数据更加安慰人心，但全国门可罗雀的钢材交易市场，可以印证一度风光的钢铁行业的低迷。最近冷轧价格与某些有色金属品种的上涨提供了些许信心，但成交依然清淡。
企业的表现可以印证前景的不明朗。优质的企业手握重金狐疑地打量市场迟迟不愿意投资。据报道，美国企业现金满满。标准普尔的市值中，目前现金的比重是11.48%，仅略低于2010年的纪录高位。标普500企业所持有的现金为9986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63%，比10年前的3423亿美元成长近两倍——这些企业不知道该投资什么，盈利的行业实在太少。
可以安慰受伤心灵的是，消费数据似乎不错。据中国商务部监测，今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4700亿元，比2011年春节期间增长16.2%。消费者忙于吃、穿、旅游，还有买黄金。但与去年12月以及去年同期的消费数据相比，春节期间的消费增长并不出彩。节日消费拉动经济，与制造业PMI数据中的烟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及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及皮毛羽绒制品业等行业新订单指数高于60%十分吻合。
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全球经济震荡是常态，经济远未软着陆。欧债急于低息借债，中国企业急于融资，其实质都是去杠杆化过程中的债务解套方式。
对付充满矛盾的数据，最好的办法是看消费、存款、税收以及用电用水量。只有不能做假的数据，才是数据中的硬通货。
过节聚会多，是中国的传统，不足为怪；但今年有一点不同，往年朋友聚在一起多是嘘寒问暖，喝酒打牌；而今年大家则大谈特谈经济形势。而且明显感觉，多数人都担心今年经济会硬着陆。说实话，本人虽不敢盲目乐观，但也没有那么悲观。这里就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一家之言，对或不对读者尽可悉听尊便。
我不认为今年经济会硬着陆，当然不是说经济增速不会降。肯定的，今年经济增长比去年会低一些，但不会低太多，准确地讲不会低过百分之七点五。何以见得？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政府希望今年的经济增长能放慢点，以保持百分之七点五为宜。这是说，如果政府今年想“保八”，“百分之八”也能照保不误。作此判断的理由容我暂不说，卖个关子，还是先回顾一下历史吧。
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史无前例，中国一下子两千万职工下岗。就在这年三月，国务院提出要“保八”，当时很多人认为不靠谱。更有海外研究机构危言耸听，说中国不仅不能“保八”，而且会“破五”。可结果呢？年底各地汇总起来的数据却超出百分之九。国务院压掉一些水分，最后对外公布百分之七点八。人们还是不信，在记者会上有人问朱总理“七点八”有无水分？朱总理回应，说我们今年的GDP有水分，但去年的GDP也有水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七点八就是真实的。答得妙！的确，增长率是当年的GDP除以上年的GDP，分子分母都有水分，约掉后自然就没水分了。
无独有偶。就在三年前（二零零八年），美国又发生了次贷危机。远隔太平洋，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6．9万家中小企业关门；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为保就业、保民生，二零零九年年初国务院再次提出要“保八”。当年四月，全国工商联召开经济分析会，会上又有学者对“保八”质疑，并用PPT演示大量的数据图表，言之凿凿证明不可能“保八”。而我则在会上表示，担心不能“保八”是杞人忧天。果不其然，那年经济增长是百分之九点七。
说实话，我历来不信数量经济派搞的那种“预测”。经济学不是物理化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怎可用数学算得出？当然，不是说经济学不可以推测，但推测需要约束，要依托理论框架。否则，无视约束的“预测”就无异于望天打卦，江湖游戏而已。大前年我说中国能“保八”，也敢说今年不会低过“七点五”，这不是预测是推测，此推测是基于对中国体制约束的认识。主要有两点：
一是干部体制。当下中国的干部体制，外人不容易明白，而我们自己却清楚。但凡从政的都想提升，想提升就得有政绩。政绩是什么？对地方官员来讲，政绩有多方面，但看得见而又可作横向比较的还是GDP；尽管政府高层三令五申不搞GDP崇拜，可地方政府却没人敢掉以轻心。所谓“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反映的正是这种体制。若体制不变，中央说GDP要保几，地方就一定会保几。从无例外：一九九八年如是；二零零九年也如是。
二是投资体制。经济学说，GDP是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众所周知，目前欧洲因为主权债务焦头烂额，而美国经济复苏又明显乏力。由此看，今年的出口估计不会太乐观。消费呢？政府有意提振消费，但消费却决定于收入，短期内若老百姓收入无明显提高，消费对GDP的支持也不会有大作为。这样一来，现在能指靠的主要还是投资。有数据显示，中国以往投资对GDP的贡献占50%，出口占40%，而消费仅占10%。
于是问题就来了。政府最近明确表态，今年的国债要缩减；同时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不变。倘如此，那么投资从哪里来呢？我的看法，缩减国债并不等于减少投资；而稳健货币政策不变也非绝对不变。道理简单，政府要稳增长，若“七点五”一旦稳不住，央行必调整货币政策。有先例。九八年政府曾说财政与货币政策皆从紧，但年中不仅发了一千亿特别国债，还借了一千亿配套贷款；零八年政府也说要防过热、防通胀，可年底前便改弦易辙，推出了 “四万亿”扩需计划，并扩贷5万亿。
是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变，不好一概而论，央行得见机行事。前年央行说“宽松”政策不变，可不多久（10月底）银行就加息，跟着去年又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四次加息。为何如此？因为物价上涨了。出了通胀，央行不可能再墨守成规。同理，虽然央行说今年“稳健”货币政策不变，但若CPI回落而经济继续走低，货币政策怎会不变？可观察到的数据，去年CPI全年5．4%。7月份最高，为6．5%；然后一路回落，12月份降至4．1%。而GDP呢，增速已连续四个季度下滑。按弗里德曼的分析，从货币变动到物价变动大约是12—18个月，那么今年CPI还会往下走。为保就业，我推断二季度定有“宽松”政策出台。
回头再说投资。前面我讲缩减国债不等于减少投资，其实这里有个前提，是政府得加大减税。我说过多次，积极财政政策不只是发国债，发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但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要知道，发国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而减税则是增加企业投资。如若今年国债少发1500亿，而政府再多减税1500亿，此消彼长，投资规模不会少。不过眼下我拿不准的是，政府信誓旦旦要加大减税，但不知具体怎么减。
据报道，截至目前，已公布经济数据的内地29个省份中，有25省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的9.2%，23个省市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
其中，广东是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江苏则迈入“4万亿元俱乐部”，浙江进入“3万亿元俱乐部”，四川和辽宁跨过2万亿元的门槛，而广西、江西、天津、山西也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如果算上还未公布数据的山东等省，这个“万亿俱乐部”的名单显然还要增加。
2000年，广东是内地第一个跨过“万亿俱乐部”的省份，仅仅12年，在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中，除了西藏和宁夏等人口稀少的省区还一时无望进入这个俱乐部外，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已或将跻身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奇迹。
如果说，改革开始后的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的话，那么，随着内地“万亿俱乐部”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任务若不讲彻底实现，也已接近完成，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就应从追求GDP的增长，转向保持适度发展速度，和分配好已经做大的蛋糕，以提高民众收入和改善民生上来。
现在是明确发出这一信号的时候了。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发展目的和当前的内外环境两方面来看待。
做大蛋糕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成为更好地为民众分配的手段。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强民富”，换言之，最后落脚点都在“民富”上。要实现普遍的“民富”，就需要有一定量的财富，否则，“民富”就没有根基。这个财富的规模，视一国的人口、资源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富裕国家的水平而定。在这一限度内，应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因素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做大蛋糕；而超出该限度，则可能会引起环境、资源等各种约束条件的全面紧张。
就中国内地而言，由于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做大蛋糕的过程，这也就是改革以来前30年我们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的原因。仅在这一点上说，经济增长可视为发展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相对庞大的人口来说存在很大局限，特别是在做大蛋糕中不注意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会极大地消耗和破坏环境资源，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根本不可能继续支撑我们当前的发展速度。
而且还有一个后遗症是，或许由于做大蛋糕时间很长，一些地方领导不自觉地把手段替换为目的（为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不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高民众收入水平，致使民众的相对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如前所述，要实行民众的普遍富裕，做大蛋糕是前提，公平分配蛋糕则是关键。光有前者没有后者，不但有违经济发展之目的，而且，长时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最终会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下去。因为以粗放式发展方式积累的财富，不过是对自然和劳动力的掠夺，它以环境和劳动力的损害为代价，破坏了继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力基础。
除此以外，蛋糕能够得以不断做大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有庞大的外部需求可以吸纳国内因多数民众收入提高不快而无法消化的产品和生产力。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开始萎缩。如果不适时扩张内需，将原先由外需吸收的生产力转由内需消化，势必将发生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而要扩张内需，首当其冲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做好蛋糕分配，由此形成的消费型社会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状况，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上述道理其实并不难懂，关键是要有决心去克服利益的羁绊。目前来看，除外部因素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外，自身内部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一就是经济增长困难本身为发展观念改变和发展主题转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受发展惯性及利益驱动影响，进行任务的转变也很困难；但现在，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即使做出加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增长速度时，可能不会去参与地方GDP的竞赛。二是去年多个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为近年来最高，不仅经济增速全国垫底的上海，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有大幅增长（跑赢GDP近6个百分点），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东部省份的一些西部省份，其人均收入增速尤为可喜。三是广东等传统的经济大省，今年纷纷不提GDP增长，而把重点放在结构转型和民众收入提高上，初步显示出发展方式的自觉转变态度。
